【大纪元9月3日讯】我自报家门，应聘进入香港《文汇报》之时，正赶上一个绝好的难得机会，刘永碧的先生刘芳安，调入新华社香港分社当宣传部副部长，她调入《文汇报》任副总编，负责对外联络，主要是内地办站业务，她急需我这样没有任何人事背景的雇员，为她分管的工作锦上添花，而且，她原和先生均在新华社比利时分社当驻外记者，我也在新华社辽宁分社短期工作过，故她相信我的能力，但实际上，《文汇报》内地办站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该媒体和《大公报》等可以在内地出版发行的特权，不遗余力地拉广告，筹集对外宣传的活动经费。最初，我并不知道他们这个目的。我的理解是，《文汇报》很有经济实力，只不过对我还不太了解，不太放心，才让我个人先垫付费用，把办事处建立起来的，我大概预先支付了 5 万元左右。主要是使用大连税务局属下的唐山街宾馆一个房间的租金，和电话费，交通费，以及办理营业手续，购买办公用品费，等等，后来大约在 1994 年底，《文汇报》委派发行部的刘史鸣，编辑部的何亮亮先后把钱归还了我。 { 那时，何亮亮还没去凤凰卫视任评论员，他在《文汇报》任主笔，我听说他是著名散文家何为的儿子，很是敬佩 }
1994 年 11 月，刘永碧和陈桂雄一同来到大连考察，见到了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并赶到我的家里，探望了我的太太和孩子，才彻底地放心了。回去不久，就由总社投资了 60 多万元，购买了奥迪房车，复印机，打字机，传真机，手机等设备，这些东西在当时是难以想像的奢华，我聘请了专职司机，又学会了驾驶，单单奥迪 100 型轿车，就支付了 30 多万元，这是当时大连所有外地驻连记者站里最好的座驾，并且还挂着黑色牌照，即外商驻连企业的标志，我充满了自信，打算在新闻报导方面做出一番事业来，于是，我通常连周末也不休息，拚命地工作，我记得最初半年，几乎每天《文汇报》的“中国新闻”版都有我撰写或编发的稿件，那时，外商对大连很感兴趣，大连内地企业纷纷对外招商，故各种新闻发布会或洽谈会很多，我忙得不亦乐乎，但《文汇报》并不满意，后来，我听广告部的经理杨某敏说，刘永碧从大连回到报社后，立即主持召开了社委会，决定先大举投资，但一年内要给我施加压力，尽快通过拉广告，收回投资，这使我颇为不快，因为我不喜欢这样做，但那时国内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把宣传报导和广告联系在一起，记者和业务员融为一体，这样做虽不令人奇怪，但并非我的情愿。就我个人来讲，我的特长是做记者，而不是做生意，如果为了赚钱，我就在深圳下海了，没有必要再到《文汇报》求职。
然而，报馆不这样想，在 1995 年初，《文汇报》的主要领导给刘永碧施加了压力，对刚成立的仅有两人的东北办，下达了营业额 100 万元的广告指标，我深感难过，一方面要采写新闻报导，一方面还要承担广告任务，事无钜细，都要认真面对，我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患上了萎缩性胃炎，但刘永碧对我并不满意，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通过“沙发事件”集中表现出来。
有一天，她亲自打电话指示我，为了节省费用，要把北京办事处搬家淘汰的几件沙发给我们，并让我联系车辆去拉。从大连到北京路途特别遥远，单是租车费就比新沙发还贵，所以，我向她讲明了理由。我建议在大连买一套新的皮沙发，它不过 800 元，但如去北京却要支付车费 1500 元，还需浪费时间，何况拉回的还是旧家俱，但刘永碧情绪很激动地批评我浪费，说我不听话，我这才感觉她是一个非常固执的女强人，她决定要办的事，我们下级必须执行，我只好同意，并花费精力找人去北京，这时，正好有一个中学教师叫陈某，他与我熟悉，其儿子有一辆货车，他要价较低，愿意跑一趟，我只是担心路上安全的事情，正在商讨，总社外联部主任陈某雄又来电话说，刘永碧下令必须立即出发，我立刻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还不错，陈某和儿子跑了两天两夜，总算没出车祸，把沙发拉回来了，我支付了他们的交通费，但由于我的办公室在大连天河公寓的 18 楼，沙发到了楼下，还需要找人扛，我又花了 100 元，这钱只能由我自己掏腰包。因为没有发票。
我面对款式陈旧的一套棕色组合沙发，想了很久，叹息再三，我们如此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刘永碧为何要这样做呢？直到 2000 年 12 月 4 日之后，我进了监狱，在没有书和报纸，单独关押的日子里，我无聊地苦思冥想，才悟出道理：可能我被聘进《文汇报》的事，引起了有关方面的争议，这些单位包括大连市委，辽宁省委和中央外宣部门，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等等，特别是办事处购买了奥迪房车，某些人眼红，对我能否为报社赚钱，筹集外宣资金的问题，产生了怀疑。刘副社长迫于压力，回应议论，故意用“沙发事件”教训我，她也是给大家一个姿态看吧！
提前巴结薄熙来
现在，香港人经常说，《文汇报》消息灵通，因为它是共产党的海外宣传阵地，我并不这样认为，他有时是灵通的，有时适得其反，中共既然对他严密操控，就一定要愚弄它，中共高层的内斗和政策变化决定了它的阴阳脸，它的嘴大，但刮风还是下雨，全在于上面发话，而老总们升降起伏的命运，就掌握在中南海的领导人手里，所以，出现了“提前巴结薄熙来”的闹剧。
大约在 90 年代后期，有一短相当长的时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风传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要换人，这个即将上任的社长是大连市长薄熙来。最初，报社领导问我此事的准确度，我没有第一手消息，不敢乱下结论，但我与大连金石高尔夫俱乐部的老板任某良来往密切，他曾对我讲，薄熙来最想当的官职是外交部长，他还告诉我，自己在美国洛山矶已买了房产，还入股了美国某报，而他原为薄熙来支持起家的大连民企老板之一，据称其与谷开来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两人有生意上的交易，故我相信薄熙来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兴趣，不会比外交部长大！但中南海的风云变幻，谁能把握呢？我向领导坦率地谈了我的想法，并深知他们的焦虑：如能在薄熙来履新之前，以示效忠，就是一笔最佳的感情投资！自然等薄熙来当上社长之后，作为部下，他们将受益无穷。
事有玄机，刚好大连代表团要去香港访问，我们刊登了许多报导，也搞到了大笔招商广告，报社领导非常满意，就叫我去香港述职，也获悉了滑稽可笑的一幕：薄熙来下榻在一家五星级大酒店里，他的太太谷开来随行，也成了他最信任的秘书，为他守住通往薄熙来房间的入口，以防它人暗害或打扰。
那天上午 10 点之前，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为准，《文汇报》领导层的所有干部，来到了薄熙来的住地，其中有社长张云枫，总编辑刘再明，副社长张清云，刘永碧，王伯遥等，而刘永碧的先生是新华社宣传部副部长刘芳安，张清云的太太是新华社宣传部副长周珊珊，张社长是老地下党员，刘再明原任南方日报总编辑，总之，这些命运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媒体人士，恭恭敬敬地等候在酒店的大堂里，虽然此前已电话约定了准确见面时间，但薄熙来的人品决定了他接人待物，迎送往来的行为方式，对高过自身地位的上级，卑躬屈膝，对低于自身地位的人，则趾高气扬，他把这些在《文汇报》内部以及香港新闻界闻名遐迩的文人视同草芥，故有意延误接见他们的时间，以示尊贵。
据消息人士透露，薄熙来让他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既使应秘书之召，他们走上了楼梯，走进了薄熙来下榻的豪华套房，依然受到了侧房守卫，薄的太太谷开来的百般讯问：你们事先约好了吗？那声调，语气，身体语言和表情动作，都令张社长等人十分尴尬，终身难忘！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难缠的女人，她既不想放弃财富，又不愿舍弃名声，她把薄熙来的权势和高位像油一样榨干，多年来为自身捞取经济利益，她把伪善和贪婪紧密地连在一起，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而这些自命不凡的媒体人士，在她心目里的位置是多么渺小与卑微，可想而知。所以，一位参加了会见的领导对我说，你看他太太那个样吧！。。。。。。实际上，这次拜访是一个缩影和象征，《文汇报》即使在海外，也和国内媒体一样，他的社委会领导对上级点头哈腰，亦步亦趋，战战兢兢，而掉过头来，他们对待部下呢，又是另一幅嘴脸，当然这些报社老总里，还是有一些品质不错的人，我不敢一概而论。
我只是强调，张社长等人曲意奉承薄熙来而已。据称，薄熙来不冷不热地接见了他们，也知道了这些报人的用意，他故作高深，引经据典，海阔天空地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对《文汇报》的重要性一再强调，并对驻东北办的工作充分肯定，这使我在报社领导的心目中，得分不少，但是，反面消息正在我的脑海里酝酿，他们都不会料到，几篇揭露薄熙来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丑闻的稿件即将出炉！
事后，一位参与者开玩笑地对我说，早知他当不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拜访他了！要知道，我们也很忙啊！是啊，为了生活，这些党报的老总也是对他虚情假意，正如薄熙来一样，这一点正是后集权时代，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它预示着一个社会转型的开始和专制时代的结束。
谁把闻世震书记骗了
关某是沈阳一个颇有活动能力的年轻人，他时年二十几岁，以招揽报纸广告获得佣金为生，在我认识他之前，他自称曾在《沈阳日报》广告部当过业务员，他主动给报社领导写信自荐，并承诺给《文汇报》一笔广告大单，于是，刘永碧和陈桂雄一同来到了沈阳，我则从大连乘火车赶到省城，也很快读到了这个人写的信件，他说，他和闻世震的秘书窦某很有交情，已经在他的帮助下，以《文汇报》的名义，给省委书记发了公函，闻世震作了重要批复，即他欢迎《文汇报》共出十个版面，宣传和报导辽宁省的国企改革，关某吹嘘道：假如一个版给五万元广告费，就是五十万啊！。。。。。。就是这个诱惑人的画饼，把刘永碧砸晕了！
我当时是新任的驻地办事处主任，对他这种诈骗行为十分警惕和愤怒，我首先是震惊，作为辽宁省委书记，怎么会在一纸没有公章的信函上批示？而他的秘书窦某，为何积极配合关某的犯罪行为？我对刘永碧说，闻世震是一个粗心豪放的北方人，他的心灵很纯净，他不会怀疑这信是假的，也急于求得《文汇报》的支持，故出了大笑话！我们必须揭露他，以正视听，但刘社长的回答令我目瞪口呆，她说，虽是假的，但对报社有力，我们来见闻书记，反正也需要这个公函，他批示同意做《辽宁专版》，而外宣经费是下面人操办的，如你接着搞下去，拿这个批件压服他的下级，一下子就赚它五十万元不好吗？！陈桂雄也说，你太书生气了，你刚来《文汇报》，你只知道写新闻不行，还要拉广告啊！他是假的，但有效益。他帮你拉广告，难道不是好事吗？刘永碧见我依然想不通，就不耐烦了！她说，我们来采访闻书记之前，社委会已经讨论过，这信就是真的！你必须服从！。。。。。。于是，我们拜访了闻书记，刘永碧主动提出了系列专版的事，闻书记高兴地说，辽宁的国企改革急需香港《文汇报》宣传，因为我们的改革，困难主要有两点：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两个方面如果让海外各界知道了，就会投资建厂，就能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我作了详细的采访记录，后来发表了人物专访，这一点刘永碧等报社领导并不太看重，她求之不得的是广告费，但又不便直说，那时，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正生她的气呢，就装聋卖傻。我心想，一个省委书记，怎么会同意搞有偿新闻呢？
随后闻书记请我们吃了丰盛的饭菜，但在酒桌上，刘社长只是委婉地再次提到了“辽宁专版”的事，大智若愚的闻世震故意不表态，而事后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官员张某库也不具体落实，因此，我很开心，刘社长等人却很扫兴。我说，这种招摇撞骗的人，社会上很多，切不可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忘大义，要拉广告可以，应当和专访新闻分开，并和人家直言花钱的事，否则，就老老实实地写报导，等报纸讲真话多了，买的人多，影响大了，求登广告的人自然也就来了！何必骗人骗己呢？但是，刘副社长把我的肺腑之言当作书生之见。他们还提议我考虑关某自荐加盟《文汇报》东北办的事，我没有表态。等社长走后，我对关某说，你是个王八蛋！你骗术再高，只能骗一回！既使闻书记批了 100 万元，我也不敢要你这样不诚实的人！。。。。。。自此，他从我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了！
省长高严调戏女社长
还有一次，我在沈阳迎候刘永碧，她先是在北京整顿了《文汇报》驻地办事处，后要与我一同去长春拜访省委书记何竹康和省长高严，但她不敢坐飞机。我说，我命不值钱，我不怕死！于是我提前飞抵了长春，并有机会与吉林省委的某几个官员聚餐，东北人酷爱喝酒，还以酒量大小考察客人的诚意，我继承了父辈海量的革命传统，故酒桌上表现不俗，那些整天沉醉于酒色之中的官员，对我解除了戒备，他们告诉我，省委书记何竹康还为人处事比较老实，而省长高严则吃喝嫖赌，贪污受贿，无恶不作，并讲了许多令人喷饭的小故事，这几个官员认为，东北就这个社会风气，吃喝玩乐没问题，但切不可调戏良家妇女，言下之意，省长高严做得太过分了！。。。。。。
次日，我们的刘副社长到了，他乘坐火车太慢了，但比较安全，我开玩笑说，先来了一天，不长，但有机会知道了许多关于高官的内幕，但我没讲高严的绯闻，因为刘永碧是我的上级，也是我尊敬的老大姐，我只说吉林官场如战场，有许多尔虞我诈的故事，她很能理解，她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党政主要领导之间都有矛盾，我认为中共这种制度设计，就是为了叫他们闹分裂，这样互相告状，互相监督才好。但当我们见到何竹康和高严时，意外地感到他们配合得很默契，似乎团结的不错。
在此之前，大约在 1994 年底，我曾与《文汇报》主笔何亮亮，摄影记者冯翰文一同采访过何书记，故这件会面算是再次重逢，不过省长高严则是初次相识。我记得是在一家豪华餐厅里，刘副总编和他们轻松交谈，何书记身材瘦小，但思维敏捷，行为拘谨；高严中等身材，大腹便便，言行粗俗，有一双色迷迷的大眼睛，他注视着刘社长的表情，令人很不舒服。
饭菜摆满了圆桌，何竹康介绍了当地出产的一种鹿鞭酒，它呈现古铜色，质量非常好，我知道，吉林产鹿，而鹿鞭是滋补佳品，用这个地方特产款待客人，是表示真诚，他给每人倒了一杯酒，省长高严也不例外，他还笑呵呵地说，老高是海量，《文汇报》的领导来了，应当多喝几杯啊！
这时，刘永碧抬眼去看她，并说，你们多喝吧，我不能喝酒！高严竟说，何书记啊！这种酒是壮阳的，我老婆也不在长春，我过单身生活，你让我喝了怎么办啊！。。。。。。说完，自我解嘲地，放肆地哈哈大笑，我这才仔细端量他那张红紫的脸和带血丝的眼睛，他一边这样讲话，一边用眼角扫视刘社长。显然，昨日人们所议并非空穴来风，他是在暗示和调逗女记者，好在，我们的刘副社长已年过五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但走南闯北，洁身自好，她从来不做向官员投怀送抱，换取钱财的事，她是一个非常保守而矜持的女人，高严见她木然冷漠的神情，不料碰上了软钉子，也不再发起进攻。何竹康以吉林省经济上的资源优势为吸引，转换了话题，为他们解了围，但高严还是不时插话，逗趣，谈天说地，东拉西扯，但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讲的低俗笑话虽然不雅，但把大家都逗笑了，使饭局的气氛变得很轻松。。。。。。后来， 2006 年初我获释后才听说，高严在 2002 年 7 月任国家电力部党委书记时，伙同情妇杨某带了一大笔巨款，瞒过了中南海，跑到澳大利亚去了，从此滞留不归，也有人说，他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寓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一切富有戏剧性的传奇，似乎很突然，但我认为，早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从他对刘副社长的轻佻态度，窥视了他的灵魂。他是一党执政的制度下，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而堕落的一个色鬼，这样的一尊行尸走肉，为了个人的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把人民的血汗钱，毫不犹豫地私吞而亡命天涯，一点也不奇怪。而荒唐的是，他有更大的中共官员李鹏作靠山，有资本主义的假民主制度收留他，而肩负舆论监督职能的《文汇报》，对此视而不见，却和国内媒体一样集体割喉与失声，连争强好胜的刘副社长，也对高严不敬的言词忍气吞声，难道不令人扼腕叹息吗？！
2010 年 8 月 7 日于多伦多
文章来源: 香港《开放》杂志 2010 年 9 月号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