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1月11日讯】 小时候上历史课，老师说那中国古代的奴隶制社会挺吓人的：那些奴隶一个个被镣铐锁住双脚，在一块块划为井字形的田地劳动，周围有奴隶主和士兵看守着。课本上还备有图画，让人看了那些奴隶生活真是惨不忍睹，中国奴隶社会黑暗之至极。如今年纪大了，学历也得到了一定的教养，翻开中国的历史看看，竟发现用这个“井田制”来证明西周社会是奴隶制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而且荒诞之极，毫无逻辑可言。据说这是郭沫若等中共御用文人创造出来的“证据”，在这里我也只能佩服中共创造历史的能力，简直是“巧夺天工”。让人不得不相信：没有什么东西，党是不能编造出来的。
我们来看看“井田制”是怎么一回事吧：东汉班固着的《汉书》，对“井田制”记述最详细。《汉书。刑法志第三》是这样记载“井田制”的：“自黄帝有逐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定水害。唐虞之际，至治之极，犹流共工，放讙兜，审三苗，殛鲧，然后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戟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圆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猊，冬大阅以狩。皆于农隙以讲事焉。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牧。连帅比年简车，卒正三年简徒，群牧五载大简车、徒。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1
从班固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井田”是一个计算单位，即我们现在说的平方或亩数之类。一井，即一平方里的耕地面积。因井田的多少来缴纳军赋（养活军队的钱粮）。所谓的“井、通、成、终、同”都是计算单位。一同就是一百平方里。西周以“井”为土地基数单位，然后以此建立军政机构：四井为一个邑；四邑为一个丘；一个丘就是十六井。这个丘，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警察派出所。可能是当时军警最小的单位，只有一匹战马，三头牛的装备。比丘大的单位就是甸，四丘为一甸。一甸就有六十四井（以一井一平方里算，一甸就是六十四平方里的土地管辖权。）这个“甸”，相当于现在的一个警察局了。其装备是比较齐全的：有战马四匹，兵车一辆，十二头牛，军官三人，士兵七十二人，各种干戈武器都具备。《论语》、《孟子》、《国语》等书，常有“百乘之家”、“千乘之国”之类文字，从班固记述这个“井田制”我们知道了。百乘之家，就是有“三千六百井”的耕地、兵车一百辆的卿大夫之家；而“千乘之国”就属于诸侯之类，他拥有“提封万井”的耕地（三百一十六平方里），兵车有上千辆。而万乘之主就是天子了，他拥有百万井的耕地。
我们从班固对“井田制“的记述中看出，井，只是耕地面积的一个单位，或说赋税的一个单位，并没有说每一块土地都划为一个井字形，强迫人们在这个井字形的田地劳动。中共教科书不知从何得出“井田制”具备奴隶社会的特征，如此描写得绘声绘色？把孔子视为最美好的西周封建社会诬蔑为万恶的“奴隶制”社会，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关于这个“井田制”，在《孟子》一书也有说明。滕文公使毕战来问孟子“井田制”是怎么一回事？孟子答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榖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原来这个“井田制”是用来划定经济范围的度量衡，是行仁政的一个措施。孟子解释何为“井”？他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孟子》，台湾智扬出版社，民国83年版，128页）原来一块井田有九百亩，有一百亩属于公田，由八家人耕种，每家人有一百亩私田。这八家人要一起先耕作好那一百亩公田，然后才耕作自己的那一百亩私田。那一百亩公田所产的粮食，是作为上交给政府养活军政官员的。那一百亩私田所得的粮食，就是自己一家所用。为什么不按照你一家耕作多少田地来作税收呢？这里孟子就说出了井田制的好处。孟子说，如果按耕作亩数作税收，遇到灾年，收成不好，你农民还得按照那么多税上交，这样农民就没有粮食吃，会饿死或逃荒；遇到丰收年，粮食就多了，农民吃不完就让它腐烂到处丢，浪费很大。政府设置这个井田，八家人耕种，可以一起互助，其中有一百亩公田，可以教育野人（农民）懂得什么叫义务。而且这样做，政府的收成和农民的收成是很平均的，灾年，大家的收入都减少；丰年，大家的收入都提高。孟子称此为“助法”。他还借此批评“税法”的不当（参见上引《孟子》一书页数）。如果我们以现代社会的眼光来看，这个“井田制”对农民真是太好了，周王朝可说是太仁慈了。那有一点奴隶制的形式？一个井田九百亩，八家人分摊耕种，就是每家有田地一百一十多亩，只上交十亩多一点的粮食给官府，而一百亩的粮食都是属于自己家所得。你可以想想，农民得的是大头，而官府得的小头，这样的政府，你如何想像出他奴隶人民呢？
原来这个“井田制”，是西周先王想出一个让人民安居乐业的农业制度。军政官员有俸禄吃，农民也可以乐意种田。这个“井田制”，在当时的封建农业社会时代，是一个很先进的制度，设计得非常圆满。据孟子说，“野人”（农民）直到老死都不愿离开自己的土地。这个“井田”，那有一点奴隶社会的影子？
最近有人提出中国历史是否出现过奴隶社会的问题，在中文网络上还引起讨论。有人誓言坦坦地说西周就是奴隶社会。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一读《尚书》、《国语》、《论语》、《孟子》以及《史记》等古籍对西周社会的记载，即使以马克思对奴隶制的定义为准绳，也很难找到西周社会有奴隶制的特征。周武王杀纣灭了殷商以后，还封纣的儿子绿父去做诸侯国王。这种宽恕敌人后代的胸怀，你说这是周武王为了笼络殷商遗民所做的一个措施也好，说是周武王的一个阴谋计划也好，但周武王没有像罗马帝国那样将战俘作为奴隶锁着赶他们在田地劳动。至今很难找到史料证明周朝将战俘作为奴隶。从《尚书》记载成王、周公他们的作为，看不出他们有那点奴隶主的身份。我们就退一步来说，认定《尚书》是歌颂统治者的书，没有记载他们如何奴隶人民的事。但我们就从孔子身上，也可以证明西周社会不是奴隶社会。
孔子身处春秋时期，是个战乱的社会，用孔子的话说，是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孔子一心要“克己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的美好社会。西周如何美好，我们就不说了，就说孔子所处那个动乱时代。那个时代那么差，那么不好，孔子出生在穷苦人家，还有书读，还可以做官，后来又可以自由出国旅游（周游列国，我猜当时孔子出国根本就不需要护照），再后来又可以私自开学堂讲学，宣传他的仁礼道德。我们可以想想，孔子认为他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还那么美好，还可让人过正常自由的生活，那他所憧憬、所想要恢复的西周社会是多么美好就可想而知了。孔子所处那么差、那么坏的社会都没有奴隶出现过，怎么比孔子所处时代还要好的西周社会则变为奴隶社会了呢？假若那旧社会——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用镣铐着人在井田劳动，奴隶主任意砍杀奴隶，毫无人道，孔子还想梦见周公，克己复礼吗？就是到了战国时代，以周王朝的国运来说，那可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中国四分五裂，战火纷飞，是一个动乱不安的年代，而那时还出现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昂进之时期。可想而知先期的西周社会是多么和谐、大同了。有人说，孔子是没落奴隶主的代表，他当然替西周的奴隶社会说好话。如果我们用正常的逻辑来思考的话，孔子不可能做奴隶主的代表。他出身寒微，若有奴隶主，那他就是被专政的对象，是被压迫的阶级，他怎么会做他们的代表，说他们的好话呢？孔子虽然做过一阵子官，但他也是那个制度的受害者（被革职，没有官当），他怎么会做奴隶主的代表呢？
可以说，中共对于“井田”的种种诬蔑，是对中国历史的任意阉割。正如他们诬蔑民国政府为“万恶的旧社会”一样，说国民政府蒋介石如何坏，如何没有自由等等，有人站出来说，假如鲁迅生在当今共产党统治年代，他写那些骂政府的文章，还没有得到在报刊与读者见面，早就被共产党枪毙或坐大牢了。这种对比说法，尽管不能概括整个民国社会的风貌，但有一点可以证明，它比现代共产党政权的自由度要大一些，人权保障要好一些，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样道理，孔子梦想复辟周公时代，那周公时代肯定要比孔子所处的时代好些。以此类推，西周的“奴隶社会”就是天方夜谭了。
我之所以对西周王朝进行翻案，认为它是封建社会而不是奴隶社会，是我们对继承传统文化必须端正的一个态度。如果说西周、甚至追溯到黄帝以前的几千年历史，是很残酷的奴隶制社会，它如何产生出中国的文明文化？如何出现那仁义道德的孔孟之道？如果我们不把中国的历史端正过来，连司马迁的《史记》都变为伪史了，三皇五帝的圣人之道都是假的了。中国大陆说要继承传统文化，既不问中国的史实，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做论断，把中国出现最光辉灿烂的文化时期定位为“奴隶制社会”。你在大前提下就否定它了，你如何继承它的文化？这个“井田制”的炮制，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