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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新:为什么必须制造如此的“围观效应”?

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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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10月13日讯】前不久,中国大陆有俩个农民工因为所谓的“劳资纠纷”爬上40米高的吊塔,而且一呆68天。

一个人爬上40米高的吊塔已经够吸引人的眼球了,而在40米高的塔上一呆68天那该引起多大的围观效应。究竟为什么要上吊塔?为什么在40米高的吊塔上非得要呆68天?

这类问题真是既简单又复杂、既无聊又有趣。

当“农民工”与“爬上塔吊”、“一呆就是68天”等句子链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解开其中的谜团,甚至一定会产生深深的同情;但当我们了解到故事主角的农民工身份是不得不装扮而成,俩个看起来并不十分符合“农民工特征”的当事人,自用苦肉计,以“农民工”最无奈的表达方式——爬高塔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时,这背后的原因就值得探究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农民工是典型的弱势群体,是中国大陆特有的农业户口身份的工人,他们从农村进入城市,以“打工”为谋生手段,不具备非农业户口。由于中国大陆户籍制度的存在,迄今这一群体基本上没有工会组织、几乎没有任何权益保障,更不能享受因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因此,他们成为城市被雇佣者中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经济收入最低的群体,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多的人群,“农民工”也因此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代名词。

于是,“爬上吊塔呆68天”的苦肉计只要与“农民工”身份联系在一起,就可以产生最强大的新闻效应,就可以引起最深的同情心和最广泛的围观力量。

曾几何时,被围观似乎是一种耻辱。因为“被围观”就是一种被看,被审视,就意味着一切都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但在今天的中国,不被围观就意味着被忽视,甚至被视为不存在;被围观就意味着被给予关注、受到重视,自己的权益就有机会得到保障。因此,在当下能被围观已经成为中国底层民众非常“幸运”的一件事,这也就是为什么诸多的诉求表达者,都想方设法炮制“围观效应”的原因所在。

如果我们撇开公众因被当事人装扮成农民工受到欺骗等诸多旁枝末节,那么,此一事件所折射出的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表达民意的渠道极不通畅。

据报导,中共在他们所认为的敏感日期,如所有节日、“六四”、“7.20”等都极尽搜捕、围堵上访人员之能事。有的被堵在家里,有的被堵在火车站、地铁站。火车站、地铁口以及标志性建筑门口、主要路段总是布有大量的警察巡逻盘查,无数的上访人员被抓、被拘留。就连刚刚过去的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些维权人士仅仅是来到武昌起义广场参观,警方就将有关人员强行带走。如此的“警察社会”不仅直接造成了中国的维稳经费高于本来就令人咂舌的军费开支,而且使中国人表达诉求的渠道被挤压得水泄不通。
上访人员本身是因为有内心积郁的不平和不满,需要有舒缓、倾诉,谋求解决困难的渠道,对上访者宜疏不宜堵,堵则溃,疏则通,亘古之理也,但中共的严防死堵对于当下无法表达诉求而又不得不表达诉求的中国人,制造“围观效应”也许是唯一的选择。
即便是装扮而成的农民工身份,但2个人通过呆在吊塔上68天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同样是中国人的悲哀。虽然公众并不认为谁能爬上塔吊或谁在塔吊上呆的时间越长谁就应该理直气壮,但对于任何一个渴望有点尊严的人来说,如果不是到了万般无奈的地步,谁愿意这样苦“秀”68天呢?

原本应当是通过正当途径,比如调解、上访等来表达诉求,却变成了在吊塔上68天苦秀,而且最后的结局是到第67天时都无人理会,到第68天时才有警察将当事人从吊塔上“请”下来带走。当只有在吊塔上苦秀68天这类匪夷所思的事情才能焕起被警察带走的“围观效应”的时候,中共口口声声标榜的“执政为民”就只能理解成为一种口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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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3 5:0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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