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0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穆清报导）近日，报导洛阳性奴案的《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撰文披露报导性奴案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以及只能在诚实原则下“选择性披露”的无奈。纪许光质疑，公安机关和新闻机构，该如何适度公布信息，来弥补在制度健全上的严重缺失。他还同时披露洛阳公安局长在案件相关会议上痛哭40分钟，引发网民热议。
据《海峡都市报》消息，洛阳市公安局局长郭丛斌，在纪许光的第三篇报导刊出后，终于打破沉默——“向全市人民道歉”。洛阳官方称，“虽有保密规定，但与媒体沟通不足”。
纪许光撰文透露，为他提供信息保障的老刑警说，在那次局党委扩大会议之后，郭丛斌痛哭了40分钟。“因为我的报导，8名分管副局长中，有多人可能面临必须辞职的境况。”
纪许光说：“实际上，我所掌握的情况远比现在已经公布的多。洛阳性奴案主犯李浩的童年、成长、家庭关系……以及那几个被解救出来后，旋即又被刑拘的女子的故事，我均掌握；两年多的时间里，那个位于洛阳市西工区凯旋路的地窖中发生的一切，足以让所有人震惊。”
“可实际上，我和洛阳方面一样，对稿件进行了‘保密’处理。……或者，这些秘密只能出现在我的回忆录里或者日后的著作里。”
纪许光无奈地表示：“保密”不成反被引爆的结局，体现了我们在信息披露制度上严重缺位。李浩在长达四年时间里，有计划、有预谋、完全丧失人性的作案，当地公安机关是否存在“失察”的问题。
网民热议
纪许光的这篇文章在各大媒体发表后，引发网民热议。一些网友质疑该文是否是在粉饰。局长的眼泪是为官，而不是为民。
“哈哈我笑了。这篇文章算是粉饰？”“知情不报又是职业道德。”
“还不说，不说的代价就是更多这样的案例，你以为呢，杀鸡警猴现在他们都不怕，抱着侥幸心里，认为不会发生在自己地盘。不来点厉害的，他们怎么会怕，你对得起你的职业么？”
“保护媒体的良知，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出现这样的问题，辖区公安负责人必须辞职，自己不监督，就需要媒体监督。”
“防止模仿犯罪”和“太过血腥”的考量而未作信息披露。是这样的吗？
——不是为了自己管界内的重大失察，害怕承担责任？
——不是瞒天过海，剥夺公众的知情权？这样的说辞我看是真真在在的“裱子立牌坊”而已！
“公安局长痛苦的不是群众受害，而是担心自己的官位保不住了，公安成了坐门等举报的部门，这样的公安能管理好治安吗？”“装，演，这是当官的两大本事。”
“如果局长是为民生，为洛阳人民的平安福祉，局长珍贵的眼泪‘值’。但我们从新闻中看到，郭局长之泪似乎不是为民而落，是为官而落。”
“如果他是为民哭泣，完全可以先提出辞职，然后再痛哭。看来，更大的可能，一是为自己的前程哭，二是为同僚的官帽哭。”
“刘备哭的是江山社稷，这位局长的痛哭可谓五味杂陈，其中的端的，只有公安局长冷暖自知了。”
“在多名同事被问责的情况下，作为局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辛辛苦苦在官场摸爬滚打一辈子，几十年心血可能因为这一桩案子而付诸东流，能不伤心难过吗？”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如在案件发生第一刻起，局长就能意识到此案对被害人造成的生理与心理创伤，对她们积极救助而不是忙着刑拘；能够在公众的心理接受范围之内，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回应他们的质疑，并重拾对警方执法办案的信心，何至于此呢？”
案件回顾：
囚禁6名女子做性奴的34岁消防兵转业洛阳当地男子李浩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瞒着妻子秘密在外购置一处地下室，耗时1年开挖地窖并将6名歌厅女子诱骗至此囚禁为性奴。本月初，该案因一女子的举报电话而告破。洛阳警方从地窖中解救出4名歌厅女，同时，还找到两具尸体……。
河南洛阳性奴案报导者《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全文如下：
地窖、谎言、性、杀人与埋尸……发生于地下4米深处的洛阳性奴案，在被“国家机密”了二十多天后，被我解密了。
因为我的报导，古城洛阳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洛阳市公安局局长郭丛斌，在我的第三篇报导刊出后，终于打破沉默——“向全市人民道歉”。洛阳官方称，公安部在2011年6月曾下发规定，对正在侦办的案件，严禁对外披露细节；他们同时坦陈“虽有保密规定，但与媒体沟通不足”，并称“愿意建立完善的、符合实际舆情需要的信息发布机制”。事态的演进，颇令人鼓舞。
为我提供信息保障的老刑警说，在那次局党委扩大会议之后，郭丛斌痛哭了40分钟。因为我的报导，8名分管副局长中，有多人可能面临必须辞职的境况。
“求你不要再写了。就到这里吧！他们知道错了。”老刑警的这番话，让我寝食难安。不知为什么，一股莫名的“内疚感”涌上心头。独家报导在满足了受众的需要之后，我从一个采访别人的人，变成了一个被采访的对象。这让我不能适应。这不是我的工作。
实际上，我所掌握的情况远比现在已经公布的多。洛阳性奴案主犯李浩的童年、成长、家庭关系……以及那几个被解救出来后，旋即又被刑拘的女子的故事，我均掌握；两年多的时间里，那个位于洛阳市西工区凯旋路的地窖中发生的一切，足以让所有人震惊。可实际上，我和洛阳方面一样，对稿件进行了“保密”处理。我不能宣扬暴力、宣扬血腥。我不希望自己的稿件以这些元素作为吸引眼球的砝码。或者，这些秘密只能出现在我的回忆录里或者日后的著作里。可现在，我只能在诚实原则下“选择性披露”。所以，要说将洛阳性奴案“保密”了，我和洛阳方面一样，都是应该被指责的。
“保密”不成反被引爆的结局，体现了我们在信息披露制度上严重缺位。即便公安部白纸黑字的“保密规定”对各级公安机关具有约束效力，在洛阳性奴案，仍集中体现了三个问题。
其一，李浩在长达四年时间里，有计划、有预谋、完全丧失人性的作案，当地公安机关是否存在“失察”的问题。毕竟，凶案发生在你的管区，你就得负责。否则百姓之安全，何以保障？
其二，按照洛阳警方的说法，案件侦破之后，也因“防止模仿犯罪”和“太过血腥”的考量而未作信息披露。那么，作为公安机关和新闻机构，该如何适度公布信息？制度上如何保障和健全呢？很可惜，我们没有答案。
其三，作为新闻记者，该如何在“诚实写作”原则下披露新闻事件而又能兼顾保护消息源(线人)？很遗憾，我们没有立法。
在这次被停职处理的4名警界高层中，所幸没有我的线人。就此而言，我的内疚感稍稍减了几分。文字信息显示，这些人被停职，系因“工作责任心不强”。可信息披露制度的缺位给我们双方带来的苦果是显而易见的——身为记者，我们的这种挖掘和报导，没有立法的支撑，我们很无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遭质问“谁给你报的料”、“你这是在侵犯国家机密……”时，忙不迭地发出求助信息的原因。我担心，在谈话过程中自己“被消失”。我也有妻儿、父母。我也会害怕。
在我的对面，曾经试图“保密到底”的洛阳官方最终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需要以一位干了一辈子公安工作的局长的眼泪和检讨，来为事件“埋单”。我想，我的那种莫名的“内疚感”大概是这么来的——郭局长乃至整个洛阳警方中很多人的职业生涯因为我的报导，而平添了一份“不光彩”。
可是，这不是我报导“洛阳性奴案”的初衷。我的职业属性里，从来都有一种特殊的基因。那就是“冷血”。习惯上，我们叫它“冷静”或者“客观”。所以，在保障公众知情权这一点上，我没有选择，即便可能面临危险，我也不能退缩。这就像洛阳警方侦破和解救被囚禁的女子一样——我们都是职责所在，使命使然！
洛阳连日的大雨已经停止。我也将继续出现在下一个新闻现场。我真的希望，那种潜意识中的对抗和排斥，不要再出现在我们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