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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我向温总理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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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03月07日讯】不是客气,也不是说话策略,确实,今年两会前的网络民主气氛比往年两会前强好些。网易在征集网上提案,凤凰网有向总理说话的留言板。 当然,现实中,国保警察还是死死盯着我这类的网络活跃分子,或曰异议人士。这个现实如何改变,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问题。希望家宝任内最后两年,这方面的情况有所改观。

这种情况不能过多埋怨国保经警察,而来自于高层思想倾向。你比如说,高级领导人总讲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而不讲处理好“敌我矛盾”。

处理好“敌我矛盾”,才是最好的政治治理思路,尽管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异议分子不能定性为敌人,尽管由于“人民内部矛盾”之说法无疑地制造了“敌我矛盾”的被生成。在“敌我矛盾”泛化的当下,政治治理就短不了出笑话,就像中美第一次人权对话时(1991),高级领导人对美国人所说的那样——我们从未说过人权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具体史料,可见九州出版社的《如何与美国共处》,2010年版。)

是没那么说,但作为一个常理,是用不着外交辞令再描述的。

不要激化“敌我矛盾”,也是一个常理,它比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更重要。

你想想,在“敌我矛盾”被政府单方面激化时,社会后果将会如何?

一个市里的国保小干部(副科或正股)接到上面的指令,要跟我谈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我写的《中美关系改善与“刘晓波问题”》文章。他不知道内容,只按著上级的指令来委婉教训我,说我写了不该写的敏感问题,云云。最后,还是我把从国外网站上下载的文章给了国保小干部,他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

这样的事情不是一回了。比方说,自由亚洲电台预约采访我,他们也出面阻拦,而采访的题目(方向)是国际战略格局当中的中美关系。为了给当地可怜的国保小干部面子,我放弃采访预约,并把自由亚洲电台发过来的采访提纲递给国保小干部。

但是,问题是我不知道是哪一级别的国保上级来的指令,也不知道对方除了政治敏感意识以外,有多少关于国际战略与公共外交的知识。这种来自政府某个层次的指令,本身既知性严重不足又存在德性巨大亏缺。中国按这个模式治理下去,非常危险,非常危险!

政府不是想积极发展公共外交吗?

公民对国家外交事务的发言,不构成公共外交的部分吗?

具体到我个人,我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不是政治贱民。我是有相当成就的学者,也用不着国保机构来告诉我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如果你领导的政府不喜欢我这样的异议分子,给个外交途径,我愿举家迁徙到国外,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退一万步说,如果你治下的特务机构认为我写的或说的不好,可以写文章反驳我——可以双向交流而不发表。

涉及到你具体讲话,就是2月28日得新华网做客与网友交流。你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你把社会诚信危机放在了政府公信力危机之前,让人一看,好像是社会诚信不足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缺失,至少政府公信力低下是社会诚信的一部分,但问题的实质是——正是政府的公信力缺失才导致了社会诚信程度的下降,以至于今天这两方面都成了大问题。

我相信你有足够的知性和德性来理解我说的这些。

你是个淹通中国历史的人,也是中国当今官场上极少可以一听的高级政治家,不妨翻检一下历史——凡是实行特务统治的朝代,都会给社会留下巨大的道德创伤。隋朝的短命,不是文帝选错了接班人,而是作为国家创建者他太喜欢特务统治了,以至于用假贿赂来试探官员;煌煌大唐因武则天的特务统治出了《罗织经》,负面道德后果直到五代还很显性——《韩熙载夜宴图》首先不是艺术品,而是特务统治的直接见证。

特务统治伤害人民感情,这在前苏联与东欧是有证明的。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东德最后一任总书记克伦茨回忆录中译本《1989年的秋天》(2005年版),记载得很清楚。

借于古,鉴诸今,稳定与和谐从来不是靠特务统治做贡献的,相反,它是葬送一个政治体系的鸩酒。

你即将离开中国政坛,两年的时间不算长。按你的健康程度,离开政坛还会正常生活二十年只多不少。如果我的问题你不便正面回答,那就等你卸任后来讨论你领导时期的特务统治问题吧!

您,我在结束本文时,改用了尊称,必将是中国以后书写的历史上的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也希望您能够从这个角度出发,反省一下自己领导的政府——这样一个时期,特务统治是如何盛行起来的?以及特务统治将给历史留下什么样的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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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07 2: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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