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3月07日讯】不是客气，也不是说话策略，确实，今年两会前的网络民主气氛比往年两会前强好些。网易在征集网上提案，凤凰网有向总理说话的留言板。 当然，现实中，国保警察还是死死盯着我这类的网络活跃分子，或曰异议人士。这个现实如何改变，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问题。希望家宝任内最后两年，这方面的情况有所改观。
这种情况不能过多埋怨国保经警察，而来自于高层思想倾向。你比如说，高级领导人总讲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而不讲处理好“敌我矛盾”。
处理好“敌我矛盾”，才是最好的政治治理思路，尽管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异议分子不能定性为敌人，尽管由于“人民内部矛盾”之说法无疑地制造了“敌我矛盾”的被生成。在“敌我矛盾”泛化的当下，政治治理就短不了出笑话，就像中美第一次人权对话时（1991），高级领导人对美国人所说的那样——我们从未说过人权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具体史料，可见九州出版社的《如何与美国共处》，2010年版。）
是没那么说，但作为一个常理，是用不着外交辞令再描述的。
不要激化“敌我矛盾”，也是一个常理，它比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更重要。
你想想，在“敌我矛盾”被政府单方面激化时，社会后果将会如何？
一个市里的国保小干部（副科或正股）接到上面的指令，要跟我谈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我写的《中美关系改善与“刘晓波问题”》文章。他不知道内容，只按着上级的指令来委婉教训我，说我写了不该写的敏感问题，云云。最后，还是我把从国外网站上下载的文章给了国保小干部，他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
这样的事情不是一回了。比方说，自由亚洲电台预约采访我，他们也出面阻拦，而采访的题目（方向）是国际战略格局当中的中美关系。为了给当地可怜的国保小干部面子，我放弃采访预约，并把自由亚洲电台发过来的采访提纲递给国保小干部。
但是，问题是我不知道是哪一级别的国保上级来的指令，也不知道对方除了政治敏感意识以外，有多少关于国际战略与公共外交的知识。这种来自政府某个层次的指令，本身既知性严重不足又存在德性巨大亏缺。中国按这个模式治理下去，非常危险，非常危险！
政府不是想积极发展公共外交吗？
公民对国家外交事务的发言，不构成公共外交的部分吗？
具体到我个人，我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不是政治贱民。我是有相当成就的学者，也用不着国保机构来告诉我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如果你领导的政府不喜欢我这样的异议分子，给个外交途径，我愿举家迁徙到国外，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退一万步说，如果你治下的特务机构认为我写的或说的不好，可以写文章反驳我——可以双向交流而不发表。
涉及到你具体讲话，就是2月28日得新华网做客与网友交流。你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你把社会诚信危机放在了政府公信力危机之前，让人一看，好像是社会诚信不足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缺失，至少政府公信力低下是社会诚信的一部分，但问题的实质是——正是政府的公信力缺失才导致了社会诚信程度的下降，以至于今天这两方面都成了大问题。
我相信你有足够的知性和德性来理解我说的这些。
你是个淹通中国历史的人，也是中国当今官场上极少可以一听的高级政治家，不妨翻检一下历史——凡是实行特务统治的朝代，都会给社会留下巨大的道德创伤。隋朝的短命，不是文帝选错了接班人，而是作为国家创建者他太喜欢特务统治了，以至于用假贿赂来试探官员；煌煌大唐因武则天的特务统治出了《罗织经》，负面道德后果直到五代还很显性——《韩熙载夜宴图》首先不是艺术品，而是特务统治的直接见证。
特务统治伤害人民感情，这在前苏联与东欧是有证明的。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东德最后一任总书记克伦茨回忆录中译本《1989年的秋天》（2005年版），记载得很清楚。
借于古，鉴诸今，稳定与和谐从来不是靠特务统治做贡献的，相反，它是葬送一个政治体系的鸩酒。
你即将离开中国政坛，两年的时间不算长。按你的健康程度，离开政坛还会正常生活二十年只多不少。如果我的问题你不便正面回答，那就等你卸任后来讨论你领导时期的特务统治问题吧！
您，我在结束本文时，改用了尊称，必将是中国以后书写的历史上的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也希望您能够从这个角度出发，反省一下自己领导的政府——这样一个时期，特务统治是如何盛行起来的？以及特务统治将给历史留下什么样的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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