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6月14日讯】中国第一份以“摩天大楼”数量来衡量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报告《2011中国摩天城市排行榜》指出：未来3年内，中国每5天就封顶一栋摩天大楼。5年后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栋，是美国摩天大楼总数的4倍。而目前正在兴建的摩天大楼就超过200栋，这一数量相当于现今美国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
在这份唱赞歌的研究报告中，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是无法消化数量如此之多的摩天大楼。而这些非兴建者自用，绝大多数是由房地产开发商投资的摩天大楼，在兴建完成后将面临销售或出租的压力，一旦经济景气反转，过度投资将造成这些摩天大楼泡沫破灭的风险。
不管楼起，不管楼塌，在建物落成那一刻，有一群人又将收拾行曩、背起包袱，赶赴下一个工地。黄色安全帽下覆满汗水与尘土的倦容，满身脏污扛着铁锹游走在城市的边缘。他们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城市建造者，却被城市所遗弃，精美的现代化城市，容不下他们破落的身影，对于城市繁华的生活，他们只能站在霓虹闪烁之外的阴暗角落，远远的观望。
农民工，为了谋生与翻身，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异乡人，在城市与城市之间不断移民迁徙。
失去赖以生息的田地，在劳动系统中被重重剥削，得不到作为工人的基本权利及国家法律保障，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在分包劳动体制和城乡户籍制度下，他们既不溶于城市也疏离自己的家乡。
为了改善生活、改变命运，他们怀抱各种憧憬和梦想来到五光十色的大都市。但没有人能向他们保证，他们付出劳力一定能赚得什么。远离家乡，其实是一场人生的赌注；家人分隔、亲情失落、生存压力、前途迷茫，他们在都市丛林中，走一步算一步。
他们是造就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蚂蚁雄兵，没有工会组织，也几乎没有任何权益保障，更不能享有因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正如他们矛盾又迷离的身份，这个国家最具劳动生产力的庞大群体，却被远远抛在国家的经济利益之外。在政府官商累积大量财富的分化之下，他们落入社会最底层，不论如何辛勤做工，他们所得依旧卑微。
而在中国每年1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中，有超过30%近4000万人投身于高危险的建筑业，用他们的血汗与苦力打造世界最大的工地，但他们却有一张模糊的脸孔与破碎的工作保障。
相较于其他农民工从事的行业，绝大部分建筑农民工在雇主省成本考量下，至今连一份劳动合同都没有，只能依附大大小小的包工头。他们要在缺乏防护的劳动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忍受超时超长的粗重工作，生活条件也恶劣不堪。而辛苦一整年的工资，更是常常被随意克扣或拖欠。
占建筑业第一线从业人员90%的农民工，一年四季的露天作业，夏天要顶着烈日高温，冬天要冒着寒风刺骨，高空要攀爬鹰架，打桩要潜入地基。而危险的建材与工地让生命变脆弱，由于安全设施不足，常常造成不少农民工轻伤变残，重伤成死的不幸。
白天体力的极度透支，晚上却难以安眠。上海某工地，在室温高达摄氏四十度的房间里，七张双层床要睡十六个人，夏天蒸笼似的工寮，让高温中暑猝死意外频传。而北京甚至连临时搭建的工棚都没有，在寒冬冷冽低温下，27名农民工只能在工地附近在天桥下，席地而睡一个多月。期间遇大雨，所有的人浑身抖索围坐在被雨水浸湿的被子，相互取暖直到天亮。
但对农民工来说，再恶劣与危险的工作环境，也比不上拿不到出卖体力的血汗钱。
建筑业工程特有的层层转包制度，成为拖欠薪资的重灾区。由于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并未签定工作合约，即便签了，也多是条款一面倒向资方的霸王合约，而由地产开发公司总包后，再由二包方到工人，层层转包有的竟然多达六、七层以上的劳务公司，让农民工根本不知道公司在哪里，真正的雇主是谁。一旦拿不到工资，讨薪的过程不但繁琐，过程更是旷日费时。
而相关政府单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对教育水准普遍不高的农民工，讨薪程续复杂难懂，为了讨回欠薪，要经过劳动仲裁、法院审理等阶段，时间漫长且最终还未必能确实执行。因此，有人心灰意冷而忍痛放弃。但是，不能期待别人流血为自己换取正义，更多的人选择自力救济，进而采取越来越激烈讨薪手段，由此引起的悲剧也不绝于耳。
如果说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没有养老及医疗保险，没有因工致死伤残的职灾赔偿等基本人权，都还可以忍受的话，那对于诸多黑心企业、雇主的恶意克扣、拖欠，甚至拒付工资，常把农民工逼上梁山，不惜用自己血肉身躯换回讨薪正义。
不论是恶意欠薪或是资不抵债，案例不胜枚举：2009年长沙市一位刘姓男子被积欠4万多工资，自1995年起历经14年讨薪仍无下文。而妻子罹癌，需钱救命，走投无路选择跳楼轻生。而欠薪的雇主，就是层层转包下的承建商之一，但他也正为自己的应收工程款与开发商打官司，而无力支付刘姓男子的工资。
在一个声称告别贫穷、走向富裕的国家，农民工还是贫穷的一无所有。
当高楼拔地而起，做为主要劳动力的农民工，却只能在商业生产结构的夹缝中求生存。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就业、福利歧视等原因，让农民工成为次等公民。相较于全中国的平均薪资而言，农民工的一般薪资，只有国营部门职工的一半左右，而在某些地区薪资比例差距更大。例如北京，国营职工工资是民工的2.7倍。
2009年富比士中国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就囊括了5名，房地产是暴利产业，可见一般。当他们坐享这些农民工出卖体力、甚至性命，为他们所堆砌富可敌国的财富顶端时，往往最底层的包工头，面对所带领的一班工人，在工程结束却拿不到任何工资时，三十几个壮汉抱头痛哭是常有的事。
当北京的高楼因他们而起，当上海的城市因他们而建设，当城市的建筑被看作文明社会的象征，没有栖身之处的他们却被最不文明的对待。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官员沾沾自喜表示：目前中国的建量超过世界一半，拥有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而建筑业及房地产业，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在官员眼中只有世界最大、世界最高的虚荣中，被漠视的农民工犹如家乡的难民，城市的过客，继续在城市之间不停流浪，下一站是否还有工作？积欠的工资是否要得回来？为什么黑心的雇主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如何改变冷酷的包工制度？当中国主流媒体认为既不“正面”，也不“体面”的农民工不宜出现在镜头前，谁来为他们少的可怜的权益发声？
当众人陶醉在高楼大厦所虚伪建构大国崛起的梦中时，官员则对农民工实质权益的远离现实，弱势的他们需要的是媒体更多关爱的眼神与国家公平的对待，让他们在亲手打造的城市能有合法的容身空间与应享的公民权利和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