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1月30日讯】在我国传统的治国理论中，“政通人和”是政治的理想理念。如何达到国家的“政通人和”，古人曾有言，为政以通下情为急。意思是，为官从政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及时掌握和了解下面的情况，了解民意。“通下情”“察民隐”，即是以民为本，体察民情，按照百姓需求进行政务决策的为政者才能做到的。
中国文化是神传文化，追溯到“人文初祖”黄帝到帝尧、舜、禹都曾深入民间考察民情或自然环境，关心百姓疾苦，使人们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帝舜曾设置二十二名“纳言”的官，这些官员到各地听取民间意见，并把舜的意图传达给百姓。他们被称为“喉舌之官”。“纳言”的官在当时起到上通下达的作用，使帝舜的贤德恩泽四方。帝尧在位的时候，洪水成灾，鲧受命治理水患。鲧用堵截的办法治水，耗费九年时间也没把洪水治伏。后来尧任命鲧的儿子禹继任治水之事，禹接受治水任务后，亲临各地进行现场勘查“求通下情”、广泛征求民众意见。经过考察后，禹决定改变治水方法，变堵截为疏导。历时十三年之久，禹终于有效治伏了洪水。先帝们的贤德昭示后人，唯有心里装着百姓疾苦，体察百姓的苦乐好恶，是非利害，施惠民之政，行益民之治，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
我国古代政治中有体恤民情的政令，首推西周的“采风”制度。所谓采风，就是周王朝通过天子巡守、专人调查和逐级上报等多种方式来了解民风民情民意。“采风”的目的就是为了观俗、观政。“俗”是百姓的生活习俗，“观俗”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习俗施行相应的政令，以使民生安居乐业。“观政”就是通过询访考查能够了解民众对国家政治制度的批评意见，发现国家管理中的过失，以便及时进行调整。西周在我国历史上的辉煌显赫后世，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康之治，历数贤德的君王圣明的德风，成就了周代的兴盛，社会安定、人民和睦。
汉武帝时期，他继承西周的采风制度，重视民间询访。司马迁担任汉武帝的侍从郎，多次陪同汉武帝出巡，还多次到西南偏远地区考察。汉武帝通过采风对民间疾苦有深刻了解，从而采取了轻摇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说来我国古代有作为的帝王都比较重视亲自到民间进行询访考察，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以及清代的康熙、乾隆，都曾离开京城到各地进行巡视。巡视兼有督察官员的作用，更重要的目的是可以了解下情、敦促仁政。这样的帝王英明神武，在历史上流芳千古。
作为地方官员，“求通下情”同样是深得民心的仁德之举。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正德年间任南、赣、汀、漳诸州巡抚时，曾经把官员出行的“肃静”、“回避”牌去掉，另举两牌，一个牌上写“求通民情”，一个牌上写“愿闻己过”。他的这一举措，在百姓中引起不同凡响，这不仅是在官员仪仗中去掉“肃静”、“回避”的表面形式，更重要的是官员要在头脑中取消让百姓“肃静”、“回避”的为官之道，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走出官衙，深入民间，询访百姓，真正了解民间的真实情况，体察百姓的真实生活状况。这样的官员在历史上怎么能不青史留名呢。
为政者如若能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想民众所想，急民众所急，切实解决百姓的问题，为百姓谋利，“政通人和”是自然达到的社会状态。
求“通下情”，对于百姓的话，不但要能够去听，还要真正能听得进去，才能达成“周知民隐”、“体察民情”的目的。而为政者能否听得百姓的话，关键在于其是否有一颗仁政爱民、尽忠职守的父母心。
来看今天中共的执政，为了“维稳”维护统治集团的集团利益，攫取政治资本，凌驾于人民、法律之上，实施一系列“不通下情”、独裁专制的政令，百姓有怨无处诉、有冤无处申，社会危机四伏，中共阻截百姓上访、迫害维权人士，压制人民、制造社会不公，中国民间维权抗暴运动此起彼伏……，中国进入特殊的历史时期。
中国历史展现了神传文化的恢弘，朝代更迭中，演绎天理、君道、官德与做人的理念，呈现给世人鉴别善恶、好坏、是非、正邪的历史长卷。以史为鉴，政事通达，人心才能和顺，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稳定，这是历史的明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