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0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贵远编译报导)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近日在《纽约书评》中撰文《北京的危险游戏》，文章开头说，上个月，中国超过30个城市情绪激动的人群捣毁日本商店、推翻日系汽车、挥舞着声称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旗子，并喊着“打倒日本”的口号进行抗议示威。日本也声称对这些被他们称之为尖阁诸岛的岛屿拥有所有权。
中国的抗议活动至此显得很特别。在一家称作帕塔（Pattad）的中国服装店，任何进店买东西的人只要喊：“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口号就能得到15％的折扣（如果喊：“日本是属于中国的”则可以得到20％的折扣）。一个在街上接受采访的小男孩说：“当我长大了，我要造坦克消灭日本。”
许多人认为这些激烈的抗议源于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和日本80年前对中国的侵略，但没有什么证据。相反，抗议活动似乎涉及中国当前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北京的最高领导层正处于混乱状态。
中共官方媒体称，日本1931年对中国的侵略一直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侵华日本军队1937年在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按照这些媒体的说法，今天呈现的是这种久不磨灭的“国耻”的反应。但是，当今中国，还剩多少人亲历上世纪30年代的事？在家族中流传下来的这些遥远的记忆并没有那么深刻，而且随之而来的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可怕经历又起到了冲淡和稀释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在街上看到的反日示威别有玄机。
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在战争中的暴行还记忆犹新之际，毛泽东政府封杀公众对这方面问题的讨论，报纸、学校和博物馆不再提及。“抗美援朝”、“反右”、“大跃进”充斥一切。史学家们推测，毛泽东雪藏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南京是国民党蒋介石的首都，他不想让对头的遭遇引起人们的同情，何况国民党蒋介石还在台湾执政。毛泽东从未有过慰问南京受难者的举动。
1961年，毛对访中的日本政治家黑田寿男说，他发自内心地觉得应该“感谢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因为他们的侵略为他战胜国民党“创造了条件”。当然，这些话严重损害毛泽东无私革命者的公众形象，以至于人们可能会怀疑也许是误传、记录错误或可能就是罗姆尼式的“措辞失当”。但事实并非如此，毛至少在随后的3年两次说过同样的话，一次是对日本商人，一次是对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人。对于毛本身来说，个人权力始终是头等大事。今天的示威者不知道毛的真面目，还举着毛像反日。
1985年，毛泽东逝世9年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南京拉开帷幕。中国的教科书和媒体也开始提到的大屠杀，政府开始利用该事件刺激民族主义，获取民众支持。今天我们看到街上反日标语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育”结果，而不是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回忆。在1998年，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要求日本为入侵中国书面道歉。那时起，公众反日示威活动时而发生，往往都是在政府的推动、监视和控制下进行。
我们有充分的迹象表明这次爆发的反日活动也有上述背景。活动在20多个城市开展，几乎同时发生，现场有很多批量生产的横幅和毛泽东画像的事实说明，那些参加的人可随时得到官方帮助。中国博客的帖子以照片为证，曝光是便衣警察煽动和领导了这次抗议活动。（在一张照片中，一名男子便装T恤下是警用防弹背心。）中国访客最多的博主韩寒写道，打砸抢“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否则我会怀疑是政府支持的”。美国加州的旧金山中共领事馆敦促中国学生在当地的示威活动中彰显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示威者的人数也耐人寻味，按中国的标准，人数都限制在几百人的小群体范围内，很少上千。相比之下，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民主示威人群高峰时达到上百万，其潜在的凝聚力不言而喻。今天，就人数而言，绝大多数的中国示威者抱怨的是家门口的腐败、污染、土地兼并，特权、滥用权力，而不是八杆子打不着、荒无人烟的岛屿，对头不是日本，而是官老爷们和在其保护伞下的有钱人。中共警方平均每天处理200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也就是示威、暴动、堵路等诸如此类的事件。这种抗议一直不断，但得不到充分的报导，反日示威极不典型，报导却不厌其烦。
从当局的角度来看，都是为了报导。煽动抗议活动的目的是制造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民意”。作者说：“请允许我另举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说明。2008年3月西藏拉萨，藏族青年攻击中国商铺业主。有人说是特工在犯奸作科，有人说没有。但不管怎样，争论的双方都有目击者信誓旦旦地说，中共警察就站在那里，几个小时束手旁观。他们就那么看着商店被抢劫和焚烧，国有媒体的记者在录像。只有当录像快结束时，警方才动手逮捕了数百人。随后的72小时，全国的电视在播放或重播拍摄的片段，并加以解释说，达赖喇嘛，一条披着羊皮的狼，从来都是暴乱的始作俑者。20天后，当年轻的藏人涌到拉萨街上准备再次抗议的时候，警方瞬间制服了他们。当然这一次没有录影的必要。”
当今的中共高层领导人通过刺激和宣传反日情绪想达到什么目标？他们当然不会说，外界只能猜测，但大概的企图并不难猜测。惯于维持一个平滑的外观的高层官员想尽办法要转移公众对结果无法预料的中共大面积权力交接的注意力，而这种交接的结果对他们却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政治权力，还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
北京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国家，但高层宁愿整个国家的注意力转向其它目标。卷入海伍德谋杀案的原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审判开始和反日示威不期而遇，从而冲淡了本应该引起轰动的这场审判。这个案子如果进一步探索和报导下去，会暴露出很多关于腐败、特权、滥用权力、财富分配不均和所有其他中国民众经常关心和抱怨的问题。有望取代胡锦涛的习近平神秘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一段时间，公民也想揭开谜底。怎么才能把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些荒芜的岛屿的归属上？无非是民族主义！恨日本！
除了单纯地转移注意力，反日抗议活动也可能是由某个或某几个最高领导人发动的，是与对手较力所采取的手段，这在中国互联网上也议论纷纷。是不是习近平想“表现强硬”以此立威？薄熙来的人试图为他复出扫清道路？最近退休、曾在政治局的执牛耳的曾庆红仍在与他的老对手胡锦涛争斗？中共领导层是一个黑盒子，这些猜测都很难着力。但很可能两败俱伤的战斗正在进行中。
当然，任何挑起事端的人都会面临无法迅速抽身的风险。1919年五四运动抗议一战后将山东转交给日本，他们的怒火是冲着中国政府，而不是日本。更糟糕的是，如果反日主题融入如山的对中共官员的日常抱怨中，那将会发生什么后果？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就中国抗议者的分裂心理写了一篇文章。人们知道什么问题他们能表达不满，什么问题不可以，从而会相机行事。但在他们的脑海中积存了太多的愤怒，一旦间隔的壁垒倒塌，爆发将不可避免。
最高层的官员对如何维护既得利益非常老练，无疑都知道这个游戏的危险性。对于他们来说，挑起和让媒体关注反日情绪，是更进一步从心理上控制中国民众的手段。他们知道存在风险。但让公众关注他们的权力过渡，或者更深入地探讨腐败和特权问题，对政权的潜在危害会更大。权衡利弊，他们可能会得出结论：就这么干！保护那些荒芜的岛屿！
(责任编辑:张东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