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教授:北京走鋼索大打民族主義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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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10月04日訊】(大紀元記者貴遠編譯報導)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近日在《紐約書評》中撰文《北京的危險遊戲》,文章開頭說,上個月,中國超過30個城市情緒激動的人群搗毀日本商店、推翻日系汽車、揮舞著聲稱中國對釣魚島擁有主權的旗子,並喊著「打倒日本」的口號進行抗議示威。日本也聲稱對這些被他們稱之為尖閣諸島的島嶼擁有所有權。

中國的抗議活動至此顯得很特別。在一家稱作帕塔(Pattad)的中國服裝店,任何進店買東西的人只要喊:「釣魚島屬於中國」的口號就能得到15%的折扣(如果喊:「日本是屬於中國的」則可以得到20%的折扣)。一個在街上接受採訪的小男孩說:「當我長大了,我要造坦克消滅日本。」

許多人認為這些激烈的抗議源於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緒和日本80年前對中國的侵略,但沒有什麼證據。相反,抗議活動似乎涉及中國當前統治者的既得利益,北京的最高領導層正處於混亂狀態。

中共官方媒體稱,日本1931年對中國的侵略一直留在中國人的記憶中,侵華日本軍隊1937年在中國當時的首都南京進行了殘酷的大屠殺。按照這些媒體的說法,今天呈現的是這種久不磨滅的「國恥」的反應。但是,當今中國,還剩多少人親歷上世紀30年代的事?在家族中流傳下來的這些遙遠的記憶並沒有那麼深刻,而且隨之而來的毛澤東時代的一些可怕經歷又起到了沖淡和稀釋的作用,所以今天我們在街上看到的反日示威別有玄機。

在20世紀50年代,日本在戰爭中的暴行還記憶猶新之際,毛澤東政府封殺公眾對這方面問題的討論,報紙、學校和博物館不再提及。「抗美援朝」、「反右」、「大躍進」充斥一切。史學家們推測,毛澤東雪藏南京大屠殺史實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南京是國民黨蔣介石的首都,他不想讓對頭的遭遇引起人們的同情,何況國民黨蔣介石還在台灣執政。毛澤東從未有過慰問南京受難者的舉動。

1961年,毛對訪中的日本政治家黑田壽男說,他發自內心地覺得應該「感謝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因為他們的侵略為他戰勝國民黨「創造了條件」。當然,這些話嚴重損害毛澤東無私革命者的公眾形象,以至於人們可能會懷疑也許是誤傳、記錄錯誤或可能就是羅姆尼式的「措辭失當」。但事實並非如此,毛至少在隨後的3年兩次說過同樣的話,一次是對日本商人,一次是對新西蘭共產黨領導人。對於毛本身來說,個人權力始終是頭等大事。今天的示威者不知道毛的真面目,還舉著毛像反日。

1985年,毛澤東逝世9年後,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在南京拉開帷幕。中國的教科書和媒體也開始提到的大屠殺,政府開始利用該事件刺激民族主義,獲取民眾支持。今天我們看到街上反日標語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教育」結果,而不是源於20世紀30年代的回憶。在1998年,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日本,要求日本為入侵中國書面道歉。那時起,公眾反日示威活動時而發生,往往都是在政府的推動、監視和控制下進行。

我們有充分的跡象表明這次爆發的反日活動也有上述背景。活動在20多個城市開展,幾乎同時發生,現場有很多批量生產的橫幅和毛澤東畫像的事實說明,那些參加的人可隨時得到官方幫助。中國博客的帖子以照片為證,曝光是便衣警察煽動和領導了這次抗議活動。(在一張照片中,一名男子便裝T卹下是警用防彈背心。)中國訪客最多的博主韓寒寫道,打砸搶「必須受到法律的懲罰,否則我會懷疑是政府支持的」。美國加州的舊金山中共領事館敦促中國學生在當地的示威活動中彰顯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

示威者的人數也耐人尋味,按中國的標準,人數都限制在幾百人的小群體範圍內,很少上千。相比之下,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民主示威人群高峰時達到上百萬,其潛在的凝聚力不言而喻。今天,就人數而言,絕大多數的中國示威者抱怨的是家門口的腐敗、污染、土地兼併,特權、濫用權力,而不是八桿子打不著、荒無人煙的島嶼,對頭不是日本,而是官老爺們和在其保護傘下的有錢人。中共警方平均每天處理200以上的「群體性事件」,也就是示威、暴動、堵路等諸如此類的事件。這種抗議一直不斷,但得不到充分的報導,反日示威極不典型,報導卻不厭其煩。

從當局的角度來看,都是為了報導。煽動抗議活動的目的是製造為政治目的服務的「民意」。作者說:「請允許我另舉一個特別明顯的例子說明。2008年3月西藏拉薩,藏族青年攻擊中國商舖業主。有人說是特工在犯姦作科,有人說沒有。但不管怎樣,爭論的雙方都有目擊者信誓旦旦地說,中共警察就站在那裡,幾個小時束手旁觀。他們就那麼看著商店被搶劫和焚燒,國有媒體的記者在錄像。只有當錄像快結束時,警方才動手逮捕了數百人。隨後的72小時,全國的電視在播放或重播拍攝的片段,並加以解釋說,達賴喇嘛,一條披著羊皮的狼,從來都是暴亂的始作俑者。20天後,當年輕的藏人湧到拉薩街上準備再次抗議的時候,警方瞬間制服了他們。當然這一次沒有錄影的必要。」

當今的中共高層領導人通過刺激和宣傳反日情緒想達到什麼目標?他們當然不會說,外界只能猜測,但大概的企圖並不難猜測。慣於維持一個平滑的外觀的高層官員想盡辦法要轉移公眾對結果無法預料的中共大面積權力交接的注意力,而這種交接的結果對他們卻至關重要,這不僅涉及政治權力,還涉及到巨大的經濟利益。

北京的權力鬥爭的結果可能會影響到整個國家,但高層寧願整個國家的注意力轉向其它目標。捲入海伍德謀殺案的原公安局長王立軍的審判開始和反日示威不期而遇,從而沖淡了本應該引起轟動的這場審判。這個案子如果進一步探索和報導下去,會暴露出很多關於腐敗、特權、濫用權力、財富分配不均和所有其他中國民眾經常關心和抱怨的問題。有望取代胡錦濤的習近平神秘地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一段時間,公民也想揭開謎底。怎麼才能把人們對這些問題的注意力轉移到一些荒蕪的島嶼的歸屬上?無非是民族主義!恨日本!

除了單純地轉移注意力,反日抗議活動也可能是由某個或某幾個最高領導人發動的,是與對手較力所採取的手段,這在中國互聯網上也議論紛紛。是不是習近平想「表現強硬」以此立威?薄熙來的人試圖為他復出掃清道路?最近退休、曾在政治局的執牛耳的曾慶紅仍在與他的老對手胡錦濤爭鬥?中共領導層是一個黑盒子,這些猜測都很難著力。但很可能兩敗俱傷的戰鬥正在進行中。

當然,任何挑起事端的人都會面臨無法迅速抽身的風險。1919年五四運動抗議一戰後將山東轉交給日本,他們的怒火是衝著中國政府,而不是日本。更糟糕的是,如果反日主題融入如山的對中共官員的日常抱怨中,那將會發生什麼後果?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就中國抗議者的分裂心理寫了一篇文章。人們知道什麼問題他們能表達不滿,什麼問題不可以,從而會相機行事。但在他們的腦海中積存了太多的憤怒,一旦間隔的壁壘倒塌,爆發將不可避免。

最高層的官員對如何維護既得利益非常老練,無疑都知道這個遊戲的危險性。對於他們來說,挑起和讓媒體關注反日情緒,是更進一步從心理上控制中國民眾的手段。他們知道存在風險。但讓公眾關注他們的權力過渡,或者更深入地探討腐敗和特權問題,對政權的潛在危害會更大。權衡利弊,他們可能會得出結論:就這麼幹!保護那些荒蕪的島嶼!

(責任編輯:張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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