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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王储之路2 下乡七年 了悟真实“知青”

7月9日《济南日报》刊登了一篇新闻《政治局委员们的知青时代》,被大陆很多媒体和网站进行转载。(网路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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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11月02日讯】一个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能让农民们自觉地感到这样的亲近和依恋,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梁家河的农村生活,对习近平的一生可谓意味深长,那群人改变了他的世界观。

七年知青生活的烙印

2012年7月9日《济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媒体盘点政治局委员知青生活:带书下乡 不忘学习》,里面这样写道:梁家河村40岁以上的村民至今还记得,那年隆冬,公社通知说,上面派来15名北京知识青年,要生产队派人接走。1969年1月13日,吃过早饭后,大队支书一声吆喝,社员们就拥进了公社大院。

7月9日《济南日报》刊登了一篇新闻《政治局委员们的知青时代》,被大陆很多媒体和网站进行转载。(网路截图)
7月9日《济南日报》刊登了一篇新闻《政治局委员们的知青时代》,被大陆很多媒体和网站进行转载。(网路截图)

交接的场面远没有社员们想像的那么热闹——公社已经把知青名单提前分好,各大队支书根据单子招呼分给自己的人,点名确认后,社员帮助知青拿箱子铺盖行李,知青跟在社员后面回大队。搬运行李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有个后生,平时村里人都知道他精明。那天给知青扛箱子的时候,他率先挑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小的棕箱,结果在路上还是落在了后面。等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量了一下别人扛的大箱子,才发现远没有自己的沉,他嘴里嘀咕说,这北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后来证实,那个箱子是习近平带的,里面装的不是金元宝,而是一箱子书。当时,这批知青的年龄大多十六、七岁,习近平更小,还不到16岁。这15个孩子中间,有10个人的父母正在接受批斗。

习近平插队梁家河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基建队劳动。基建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坝淤地。梁家河村村民梁新荣那时只有十多岁,今天回忆起习近平在基建队干活的情景时,还是历历在目:“他是真干呢!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没有一点书生的架子。”

“爱看书、好学”,是梁家河村人对习近平的又一评价。在他们的记忆中,习近平经常在煤油灯下看“砖头一样厚的书”,有马列,好像也有数理化。“那时候不通电,他就在煤油灯下看书,有时候吃饭也拿着书。”队长石春阳这样回忆说。

底层生活的收获:实际与自信心

2003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首卷入编381位博士的故事,有网民贴出习近平在书中“自述”的全文,习写道:“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延安市东北方向一个叫文安驿的小镇,文安驿往南,沿着一条新建的柏油路向山里走几公里就到了梁家河村,习近平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本应最美好、但实际上最苦最艰难的日子。他和农民一起睡土炕,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啃着窝窝头,不过在其官方回忆中,他只是含蓄地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

不到一年,来梁家河村插队的知青们都回去了,只剩下习一人,老百姓也真正信任这位小伙子了,晚上络绎不绝地来侃大山,能侃什么呢?绝不可能是政治教条,对这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什么最能吸引他呢?习当然不会写明,但习说他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群众”,其实就是那些后来被他夫人彭丽媛高调提倡的“本土文化”的真实故事写生。

后来有人说习近平信佛,可以推断,习可能就是在农村的日子里建立了“相信佛家超自然力量”的理念,在中国偏远农村那种传统文化氛围里,是真正能学到“真实”的自然大学。

十多位村民徒步送他到了县城

当时习近平与村民的感情超出了一般的交往,到习近平1975年秋天被推荐读清华大学要离开时,有十几个村民硬是要步行60华里(约30公里)送他到县城,晚上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第二天,他们一同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那是村民们第一次照相,花了五元五角钱。习近平要付钱,大伙儿不让,最后你三角他五角凑够了这些钱。

一个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能让农民们自觉地感到这样的亲近和依恋,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梁家河的农村生活,对习近平的一生可谓意味深长:那群人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也足令他成为被当今的天象警示在执政心理上冲击最大的人物。

习近平是如何走进清华大学的,他这样回忆说:“我那时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渴望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

“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主持工作。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习近平反感电视剧《知青》

对于《济南日报》这篇《政治局委员们的知青时代》,习近平看了很不高兴,当时大陆电视台还在播放50集电视据《知青》,不光很多当年的老知青呼吁停播,习近平本人也非常反感此剧。

中共建政后, 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边远农村建立农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

特别是毛泽东利用学生造反,打倒刘少奇之后,他发现学生没有利用价值了,1966年高考已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即无法上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于是在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

据官方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估计在约1200万至1800万之间。

中央电视台播出梁晓声编剧的电视剧《知青》后,引起众多大陆观众的强烈反感和怒火,恶评如潮。网上有一篇《敬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的文章,作者耶子用自己亲身经历来对照他在《知青》中看到的种种虚假。例如,“连队广场上竟然有成排的自来水,这也虚假得太离谱了吧!”他以前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2团六连是全团最大最好的连队,“也只有三口井,每口井都至少30~40米深,水桶是用铁轳辘把摇上来的。老职工告诉我们冬天一定要戴手套,否则因为零下40多度太冷,铁轳辘把会把手掌的皮肤黏去。在新建连,为了挖这样深的井,经常有知青在挖井时滑入井中摔死”。

据说,1974至1979年有2万5690知青死亡,其中60%是非正常死亡。

耶子对知青的劳动记忆更是苦不堪言:“麦收时常常48小时连续工作,期间最少时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即便这样极度困乏疲劳,睡前还要读一下‘老三篇’‘雷打不动’(那时最常使用的词),这时每个人都躲在炕上的帐子里,帐子外成千上万的蚊子在吼叫(那呜呜的声音简直无法让人相信是蚊子的叫声)。在地里割麦子又被漫天飞舞的‘小咬’(一种北大荒特有的小虫子)叮咬得皮肤瘙痒和肿起来。”

很多知青认为,当年的知青更多的是痛苦的回忆,尤其是女知青的血和泪,而《知青》这部电视剧美化文革,“把狗屎当香料”,很多民众强烈要求央视立即停播该剧,并检讨对文革的立场。

为官之道:小火与温水

1975年10月,习近平从延安梁家河党支部书记的干部身份,变成了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他学的是化学工程系的基本有机合成专业,1979年4月毕业后,习近平进入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耿飙的秘书。正是这段军旅生涯,让习近平跟军队有了不解之缘。

1982年,习近平主动下到河北省正定县当县委副书记,一年后升任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队第一政委等职。1985年,在胡耀邦的提携下,习近平被调到福建省当厦门市副市长,三年后任福建宁德地区党委书记,1990年升为福州市委书记,以后他在福建省和浙江省担任一把手。

《中华儿女》2000年第七期介绍了习近平的从政之路。习近平说他拒绝了上百次的采访要求,“我不愿意宣传个人,因为我们都在工作岗位上,你不宣传大家都在注意你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应尽的职责,个人没有什么好宣传的。”

采访中,习近平谈了他在福建宁德的感受。

“我当时去的背景是这样的,我在厦门任了三年副市长,其中后一段时间负责常务工作,在改革开放和推动特区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省委看到我在厦门有一些开拓精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省委决定调我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的省委书记陈光毅和省长王兆国同志都非常支持和鼓励我。

“我去了以后,马上就遇到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治理整顿,大气候不利于采取超常措施。看到大家的心情是希望变,希望我来了以后带着大家变,没有看到我来了也是‘光棍’一条,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奇迹。所以,我只能讲,治理整顿也是一种机遇,把大家心气提一提。

“我当时主要的思想是:这时候不能炒热。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他们给我讲闽东要干三件大事:开发三都澳港口、修建主温铁路、撤地建市。我说,这些事要慢点来,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鹜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少走弯路,就像龟兔赛跑,你还是可以取胜的。当然,这些都要有长期打算,我并没有打算很早离开闽东。在闽东我主要抓了四件事:一是解放思想,理清发展思路;二是培养一支好的干部队伍;三是实实在在地抓扶贫;四是从闽东山海兼而有之的特点出发,念好‘山海经’,抓好山海综合开发。在闽东干了两年,省委又调我到福州来工作。在闽东时间虽短,但是工作体会很深,跟大家感情很好。离开这么多年了,闽东还是我最感亲切的地方。”

团结的力量

人们对习近平的评价都说他很会“团结人”,“人缘好”,不过,这方面他也是走过弯路的。他说:“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家庭的影响。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主,这是不行的。

“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

“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我再考虑回不回去?最后见到我姨父,他解放前是太行山根据地的。当年是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参加革命的,他们都是我们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

“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回去了。回去以后,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来,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见我转变了,对我也好了,到我这儿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待续)◇

本文转自第298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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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2 10:0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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