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3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薛飞综合报导）王立军事件的爆发将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进一步曝光，聚焦之下的中共卫生部3月6日承认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而六年前，卫生部曾矢口否认从死囚身上摘取器官进行移植。
卫生部自曝死囚是器官移植主要来源
3月6日，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发言称，“器官紧缺是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6年前的2006年4月10日，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则说了完全相反的话，称外媒蓄意编造中国从死囚身上随意取出器官进行移植是恶意诋毁中国的司法制度，欺骗群众是别有用心的。
王立军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王立军作为一个亲自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更进一步证实，中共当局的残忍暴行再次曝光于全世界，震惊世人。
王立军在任职公安局长期间，在器官受体移植研究方面，曾获得过“中国光华科研基金会”的“光华创新奖”。他针对药物注射后器官不易受体移植的难题，进行基础和临床实验。据称，这个研究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
王立军在获奖致辞中无意中透露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对几千个死刑犯进行了人体器官摘除。而据大赦国际记录，全中国的死刑犯一年才两千人左右，辽宁省下面一个的锦州市，短期内哪来的数千个能够提供器官的死刑犯？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无法解释的事实
自1999年7月中共镇压法轮功开始，官方资料显示，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2006年，中共官方公布的年度器官移植数已达到近两2万例。
国际社会广泛认为，中共摘取死刑犯器官用于移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从数量上看，单单死刑犯这一种供体来源无法解释中国器官移植在近十年来暴升的现象。
中国器官移植数量呈爆炸式增长
据海外明慧网资料，1999年镇压发生后，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遭到劳教判刑，成千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音讯全无。有人曾向大纪元举报，沈阳一地在2000年初到2003年初期间就有至少5,000名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失踪，至今音讯全无。
黄洁夫称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所需的器官主要来自被处决的死刑犯。但却无法解释，为何1999年以后，器官移植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大赦国际组织公布数据，中国每年被判死刑并处决的人数一直维持在两千人左右，2008年是1,718人。
309医院2005年为止约有9万例移植手术
中共解放军第309医院的石炳毅2006年3月《健康报》上刊登的一篇报导中表示，到2005年为止大约共有9万例移植手术。仅在2005年就进行了近万例肾移植、近4000例肝移植。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暴行被曝光后，这篇文章被删除。
中国器官捐献寥寥
与此同时，中国器官捐献寥寥。据扬子晚报2011年2月25日报导，2010年3月，南京成为了全国10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城市之一，但1年过去没有实现一例自愿器官捐献。过去的20年内，南京也仅有三人捐献了器官和组织，在其他地区也同样不见成效。
调查：约41,500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
独立调查员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大量独立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结论，大部分移植的供体来自活着的法轮功学员，因为被牟取器官而在器官移植手术中遭到杀害。推估出约有41,500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
2006年麦塔斯和乔高对此事进行了独立调查，并发表了三次调查报告，震惊了全世界。他们以需要找寻器官的病人身份对中国大陆医院进行质询，结果在约15%的电话中，当地医生说他们正在或曾经使用过来自健康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作者麦塔斯称“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未见过的邪恶”。
麦塔斯在报告中称，基于多种因素，处决人数必定是器官移植案例数好几倍，比如，每个受体都需要一群囚犯，在统计上才可能出现合适的配对。
每个受体都需要一群囚犯，在统计上才可能出现合适的配对。如果接受器官移植者的血型是AB型RH阴性，则需要超过1,200位囚犯才可能配对成功。此外，由于是在当地取得器官，每个和当地医院有关系的看守所必须自己有一批等待处决的死刑犯，自己的器官供体库。中国境内所有主要的监狱任何时间都有数百位被判死刑等待处决的囚犯，这与我们观察到的实际情况不符。
王立军事件引爆活摘指控
官方资料显示，王立军在2003年5月至2008年6月担任锦州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锦州市副市长期间创办了“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从事对人体器官移植的研究，并担任该中心的主任。
2006年9月，王立军和其研究中心的“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被“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授予“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并获得200万元的科研经费。
研究中，王针对药物注射后器官不易受体移植的难题，进行基础和临床实验，研发出全新配方保护液，并且在“动物实验”、离体实验和临床应用取得了器官可以受体移植的阶段性科研成果。
王立军在感谢颁奖的讲话中，提到“刑场”，“将一个人的生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延伸。”据称，这个研究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
美国药理学博士王文怡指出：王立军负责的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研究人被打毒针后死亡前的心理和器官变化，是比纳粹用犹太人做活体实验还要残忍的罪行，是严重违背国际医学伦理准则的，是人类文明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
王文怡说：“国外给死刑犯静脉注射药物，是为了让他们无痛苦地离开人间，而王立军他们研究的是人被注射药物后逐渐死亡过程中的心理、机能变化及研究如何延长死亡的时间等，这与当年德国纳粹用犹太人做活体实验，日本侵华731部队拿人体做细菌实验，其残忍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国著名医学专家、国际医学伦理研究泰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中心的主任亚瑟‧卡普兰教授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称，这个“现场心理研究中心”简直“令人发指”。“一个被警察监管的研究中心在现场观察和研究人在死亡时的心理过程，这是无法被国际医学界所接受的事情，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伦理上来说，都非人性，这个‘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就是在现场杀人活取他们的器官。”
追查国际有证据说明，王立军在锦州期间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位担任警卫的武警在锦州亲眼看到，两个军医给一个活着的30多岁的修炼法轮功的中学女教师做手术，活生生摘取了她的心脏、肾脏等器官，将她活活害死。他为此做了证言录音。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