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5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肖恩综合报导）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中共党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并成为后来历次党内清除异己、党外屠杀人民的运动中的理论依据。然而，尽管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在党性向人性的宣战过程中，已经彻底失败，人性的光辉正在华夏大地、神的子民复苏、光大。
在具有神州大地之称的古老中国，尽管有着不同的方言、历经多个朝代的更替、甚至外族的入侵，但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同敬天地，祭奠共同的祖先，使用同样的文字，学习一样的典籍。在西方人的眼里，那里是曾经的礼仪之邦。然而，目前的神州大地上传统文化被摧残、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神的敬仰，那个在西方人眼里的礼仪之邦已经堕落为一个危机四伏、哀号遍地、满目沧桑的国度。而这一切的发生均来源于正肆虐于中华大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共产党以及“党文化”的毒害。
说到党文化，就不能不提及1942年5月2日，中共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中共党魁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党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讲话》历来被中共供奉位经典，可见其在中共党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占据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毛在这个《讲话》直接提出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中共在这一个幌子下，把文艺变成只为中共服务了。因为中共称自己是“工农兵”最高利益的集中代表，进一步又变成了只为中共党魁服务，因为中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魁说对才是“对”，党魁说反动就是“反动”。所以中共在夺权后才会出现批判“武训传”、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文革和树立八个“样板戏”的奇闻，甚至60年后，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和“二次文革”运动中也把这一讲话搬出来，作为其搞“二次文革”的理论依据。
《讲话》的历史背景
1935 年10 月中共中央随红军逃往至陕北，经过数年的经营，在四十年代初，趁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国将士浴血奋战之机，中共在延安已经偷偷建立起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从当时陕北的外部环境看，中共军队与日军基本处于相安无事状态。自1940年8 月八路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发起“百团大战”之后，八路军与日军没有再发生大规模战斗。日军忙于跟国军作战，跟中共达成某种交易。
从内部环境看，在中共的设计下，依照瑞金时代的经验，在边区和延安市，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令可以自中共中央、边区党委（西北局）、边区政府一直下达到市、区、乡党组织，直至农村中的党支部。
内、外部相对稳定的环境促使毛泽东开始了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的整肃运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等红色恐怖和流氓手段，在政治上彻底摧毁了王明、博古等国际派，巩固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在思想上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开始系统建立“党文化”的步伐。
1942年5月2日，有一百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5月23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的这篇报告在以后的屡次政治运动、内部清洗过程中，成为其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讲话》的内容
中共党媒长期以来认为这次会议，对后来中共“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毛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这就是以后所谓维护中共政权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否定了普世价值观的人性，提出了共产党的“人性论”，即所谓“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像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有关“人性的阶级性”观点对后来中共的一次次屠杀提供了理论基础，煽动“阶级仇恨”，只要把打击的对象扣上“阶级敌人”、“反革命”的帽子，就可以随意杀戮，如中共夺取政权后消灭地富反坏右、党内整肃、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镇压民主异议人士等等，均是这一理论的应用和延伸。
2000年，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完成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以全面、详实的历史资料揭示了毛泽东发动这一运动的背景、过程和手段，以及最后确立了以毛为核心的“党文化”的历史过程。
高华将毛氏的“党文化”观分解为五个核心概念：
1）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 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文艺必须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
2）极力贬低知识份子。和工农兵相比，知识份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份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3）宣传人性的阶级性。普世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做坚决的斗争和彻底的决裂。
4）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5）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从创作主体、文艺功能，到创作题材和创作形式等文艺学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党文化”体系。
然而，当你真正按这个去做、挑战毛泽东本人的时候，就会被彻底消灭。在当时的文化思想界影响很大的王实味就成为为毛氏“党文化“祭旗的牺牲品。从1942年2月始，年届三十六岁的王实味受毛泽东号召的鼓舞，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并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准确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份子理想渐趋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示了严重的忧虑。
显然，王实味的文章是对中共党魁毛的挑战。1942年11月后，王实味就被隔离，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1947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贻害无穷的《讲话》
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后来的中共在党内整肃异己，在全社会发动政治运动，挑动国人之间的互相残杀提供了理论基础，危害极大。由于毛认为人性是具有阶级性的，一旦一个人、一类人、一个团体被党魁成为阶级敌人、反革命、敌对势力，那末就可以对其采取任何手段予以消灭。早在文革后期，中共就出台内部文件，要将死刑犯的尸体“废物利用”，最早是用来吃，或做医学原材料，后来就用来做器官移植。
被中共树立起来的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了半个世纪的“先进典型”雷锋，就是利用假材料、假事迹创造出来的假榜样。被大力宣传的雷锋日记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令人毛骨悚然。
被树为“打黑英雄”、多次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全国公安战线英雄模范”等称号的王立军就直接参入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摘取。在辽沈晚报的文章中，王立军就叙述了活体摘除器官的过程：“连夜赶到我们的课题研究现场，见证了器官受体移植这种公益事业，对我们人性化执法和我们国家真正的民主执法，…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是我们多少人的努力。…当一个人走向刑场，在瞬间几分钟转换的时候，将一个人的生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延伸的时候，都会为之震撼，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而这些让人不寒而栗的事例就是在中共“党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的。
60年中期，江青曾亲自组织、参与、经手一些宣传党文化的文艺作品的改编、排练等工作，其结果是八亿人民只剩八台戏，即五出“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滨》、《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以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乐《沙家滨》， 并将其标榜为“样板”，这就是“八大样板戏”的由来。
1967年5月23日，在纪念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当天，样板戏在北京各剧场同时上演。毛先后多次率政治局成员出席观看，以此给予强劲的政治支持。
如今，文革虽然结束30多年了，但对包括样板戏在内的文革却没有得到彻底的反思。样板戏依然时常出现在电视、广播、电影中，甚至还走进了中小学课堂。一些国人还对此津津乐道，这真是悲哀。
在2008年9月下旬，薄熙来曾参加了人文社科专家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还引用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其“唱红打黑”、发动“二次文革”的理论基础。将其作为“我党指导文化工作的传世经典。”
“党文化”确实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军队、监狱、警察一样同属暴力机器，只不过提供的是另一种暴力—“文化暴力”。这种文化暴力对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涣散了人心，也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
当今许多中国人已经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无所知，甚至把60多年的“党文化”等同于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许多人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并不清楚，他们实际反的是中共“党文化”，而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党性与人性
尽管从中共成立到今天已经90年了，尽管中共历经多次政治运动、试图彻底摧毁中华神传文化，而代之为党文化，但中共并没有真正成功过。
正如因为法轮功上书而身陷囹圄、遭受酷刑折磨的高智晟在《有谁战胜过人性》中所说：“在向人们的信仰开战是最为愚蠢的，因为这是在向人性宣战，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哪种力量曾战胜过人性的记录，今后也不会有。（中共政府）对基督徒、对法轮功愚蠢地选择了向人性开战的恶举，而人性从未被任何强大的力量战胜过。”
下面的几个例子也证明，这些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炎黄子孙、神的子民们，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光辉依然顽强地在中华大地上闪烁。除具有中国的良心之称的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为爱滋病患者呐喊呼吁的人权活动家胡佳、为农村被强制堕胎的基层百姓提供法律服务的陈光城，以及顶着压力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团队外，就是在从中共历次残酷内斗中走过来的中共领导人也还没有泯灭其善良的本性。
中共历史上少有的开明领导人胡耀邦，除主持平反纠正了毛在文革中犯下的数不清的冤案外，对86年的学生运动的同情、对毛左发起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抵制所表现出的都是其良知未泯的标志。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面对中国大陆媒体采访时曾表述：“我的父亲和邓小平之间的区别是：邓小平要拯救党；我的父亲想救的是人，普通的老百姓。”
因“六四”期间，反对戒严、反对向学生开枪而被罢免的赵紫阳更是在关键时刻，人性战胜党性的例子。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温家宝，“六四”期间，作为赵紫阳的办公室主任，在赵被罢黜的前夕，跟随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历史画面，温当年就站在赵紫阳身后。就连下令屠杀学生的刽子手邓小平当时看到这一幕很有感触地说：“我有那一天有个人扶着我就行了”。
知名时事评论员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对温家宝的评价是：“ 温家宝做为中共党内，我觉得最具有慈悲心肠的人。”
大纪元专栏作家章天亮教授在“法轮功学员为何欢迎温家宝？”一文中说，“温家宝是清理（周永康、薄熙来等血债帮）这些罪犯态度是最坚决的。它已经超出了党内权力斗争的范围，而带有正义战胜邪恶的色彩。正如海内外的中国人对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位曾经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报有敬意和怀念一样，如果温家宝和胡锦涛一起联手清除以周永康、薄熙来为代表的“江系血债帮”，结束中国的人权灾难，他们也会赢得人民的尊敬和历史的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