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6月04日讯】（接上文）“知识分子独立立场并不意味着事事都和执政当局反着来，并不是我们永远都是一个反对派，或者是一个单纯的反对派，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赞成那些应该赞成的，反对那些应该反对的。现在的北京当局拿下薄熙来，免去他的那些党内的重要职务，毫无疑问对中国是好事情，没有必要加以批评和反对……我只是客观陈述，薄熙来政治生命的结束，对中国来说，是带来了一个破局的契机，有可能使中国向我所希望的良性的、宪政的、现代性的方向转变。”
王康（Wang, Kang） 北明（Bei Ming）
时 间：2012年4月23日
地 点：北京
受访人：王康，独立学人、“重庆陪都文化研究中心”总裁
采访人：北明，独立作家、“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记．老康秉烛”节目主持人
独立的标志——不受党派和意识形态制约
北明：你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温家宝的轭》，为温家宝3月14日记者招待会的言论鼓吹。据此有人认为你丧失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一次，你差不多一人站出来，连续接受外媒采访，开言对成为事件的看法，也有人担心你丧失独立立场。你自己怎么看这种反应？你觉得自己是否受到官方立场的影响？一般而言，你依据什么原则来决定自己对重大事件的立场和看法？
王康：知识分子独立立场并不意味着事事都和执政当局反着来，并不是我们永远都是一个反对派，或者是一个单纯的反对派，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赞成那些应该赞成的，反对那些应该反对的。现在的北京当局拿下薄熙来，免去他的那些党内的重要职务，毫无疑问对中国是好事情，没有必要加以批评和反对。在这一点上，我们，像我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绝不使用我们“和党中保持一致”的话语，也不采取这样的态度。那是中共各级党组织的事，我们不使用这种语言不采取这种态度。我只是客观陈述，薄熙来政治生命的结束，对中国来说，是带来了一个破局的契机，有可能使中国向我所希望的良性的、宪政的、现代性的方向转变。在这点上，如果说王康的看法和中共中央有关的决策有相同、近似的地方，那一点都不奇怪。
北明：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在分析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时候，不是看它是否是当局的政策，而是看这个事件本身是否对中国的文明历史进程有利？（王康：对）如果有利，你就赞同，如果有害，你就反对。而不是考虑它是否来自党派来自政府……
王康：对。
北明：所以你基本上保持“超党派”而不是“抗党派”立场，坚持“非官方”而不是“反官方”色彩，而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你基本上不是基于他的身份、他的职位，他的地位，而是强调他的人格表现和行为方式，这么表述你的原则对吗？
王康：对。我不仅赞同温家宝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同样我也正面评价胡锦涛先生2005年4月29号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北京，完成国共两党领导人六十年以后的“破冰之旅”。这个“破冰之旅”结束了中国（两岸）六十年怒目相向、不共戴天的悲惨局面，海峡两岸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党已第二次执政，而且在马英九时代，有可能国共走向正式的谈判，那对中华民族来说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为什么不给以肯定呢？我们没有偏狭和小气到那个程度，我们不受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制约，谁对中国对世界做出了正面贡献，我们一定给他首肯。但是我绝不会颂扬他们，因为那是他们应该做的——除了温家宝先生，我是高度地表彰他。
北明：为什么？
王康：我特别看中的是政治家的人格和道德。当然他们在能力上、才华上如果能跟进那更好，但首先是道德。因为能干人、聪明人、技术人员到处都有，但是有道德、有良知、有人格高度的政治家，对我们中国来说是非常稀缺的资源。
知难行易——温家宝所为已达极限
王康：另外关于温家宝我要说两句。温家宝3月14号的记者招待会我因为当时有事没有现场观看，我后来看了一些片段，接下来我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你提到的“温家宝的轭”。这个“轭”来自圣经，我把关于轭的概念用到温家宝先生的头上，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温家宝自己说他就是一匹负轭前行的一匹老马。他在那个记者招待会的讲话，我认为是我们多年以来我们没有看见的一个公众人物、一个执政当局主要成员发表的一篇有利于中国人民、有利于中国民主的一个政治宣言，也是他的一篇道德自白。多年以来都没看见，可以说是49年以来，都没看见过。我被打动了。我觉得温家宝是一个罕见的、君子般的政治家，他有深厚的忧患意识，他真是对中国的危机忧心如焚，他不遗余力的呼唤中国进行体制改革，他用这种语言去认同现代的普世文明和普世价值。他对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世界的自由民主运动深表同情和支持，他甚至说，中国的进步需要中国人民的觉醒、参与和支持，这些话是正声，是悲声，是忧患之声。这是中国统治集团从来没有的一种声音。所以我认为，温家宝的这个轭本来是共同来负担，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个轭现在相当一部分是温家宝先生个人来负担，而且他还不被人理解，还被人热嘲冷讽，还被人说成是一个“影帝”，一个作秀者。所以温家宝说，我在为国家服务的四十多年当中，我感到我的独立人格不被理解，我感到孤独。他痛心疾首，这是七十岁的一个老人，而且他说道，也许我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死之后希望大家统统把它忘掉，我做的不好的事情，或者体制局限做不好的，请求人民的原谅和宽恕。这已经不仅是政治问题了，这是道德问题，这是精神问题，甚至是个宗教问题了，这是个灵魂的问题了。
我在这里可以再说一次，我非常欣赏和敬重温家宝先生，他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他的导师，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不一定会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中国也许永远产生不了前苏联那样的政治家，他也许不是简单的做共产党内的蒋经国。中国的历史环境确实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像德国的大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说的一样，历史是不断地更新的，真正的思想家是要跟着历史更新的步伐往前思考的，而不是停留在原地不变，而不是坠入一种虚无主义：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过去的，一切都是无聊的。每一个时代都是真理的一次显现，温家宝在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言说）就是中国的真理显现的那一个瞬间，至少是在政治任人物当中。所以我高度的评价温家宝先生。同时，温家宝不仅不是一个只说不做的人，温家宝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事情，矿难的时候，他下到700公尺深的井下，汶川大地震，他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西南贵州的雪灾，他也一个人颠颠沛沛第一时间到现场，这种领导人在中国几乎没有。他在党内的孤独的处境，他的独木难撑的局面，这种情况没有影响温家宝先生，他不仅坐而言，而且他起而行。即便仅仅是言，言论有时候比行为更重要：知难行易呀！在中国特殊的情况下，温家宝先生所做的，我认为已经达到某种极限了。
殷忧启圣——中国需要圣贤型政治家
北明：你是否认为在共产主义后极权时代，由于铁幕松动，在体制之内，在官员当中，有可能更多地产生思想开明的官员？
王康：开明的官员是可能产生的，技术性的官员也可以大量涌现的，我希望出现的是君子型的政治家，甚至是圣贤式的政治家。中国也好、世界也好、人类也好，这么灾难、这么多危机，甚至可能共同毁灭，这种时候最需要的是圣贤型的政治人才。什么叫圣贤型的政治人才？就是能够彻底的超越，能够忘我，能够真正的大公无私，能够真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能够同情一切，能够理解一切，能够成全一切，而不是破坏、批判、消灭一切。这是儒家的传统精神。
北明：圣贤政治家的产生，需要不需要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
王康：殷忧启圣嘛！就是因为忧患太深了，才产生圣徒。圣贤不是在升平歌舞声中产生的，从来如此！中国和世界历代的圣贤先驱们，都是在忧患当中产生的，这个背景就是忧患背景。歌舞升平的时代只能产生庸俗的政治家。
与有荣焉——希望更多人站出来说话
北明：好，老康，你对重庆事件、重庆模式、以及你被西方媒体甚至海外某几个准媒体渲染为“爆料者”这一些系列的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王康：连续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我这一生是唯一的一次。我相信我的亿万同胞可能都没有享受这种待遇。有风险。西方记者后来也反复问我，你怕不怕？你有没有风险？我说我真不怕。一个可能是年龄关系，一个是我意识到这是命运对我的一种恩赐，让我说出许多人不敢说、不想说、也说不出的话。加上重庆事件正在发酵，这个舞台转向北京来，这需要敢站出来说话，正因为很多人恐惧或私心，或种种原因，因为权利因为财富他们不愿说话，而我恰恰没有这些包袱，我能够站出来说话，我是与有荣焉。
再就是我希望，至少是独立的知识界，有更多人，不要停留在窃窃私语上，私下聊天或者上网寻找消息的阶段，而是努力站出来，对国家对历史的前途命运发表我们的看法。如果更多人站出来说话，会让统治集团，那些薄熙来的同党们至少有点压力吧。而党内像向温家宝那样开明的、民主的、自由的、改革的领导人物们，会受到鼓舞，有什么不好？我们中国一大教训之一，包括八九六四（期间），就是党内有良知、有现代意识的改革派们，不被知识界所理解，知识界保持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清高。在这一点上我要说一句，我对我所属的中国知识界，评价不高。在这么重大的时刻，一些人居然说这仅仅是一个权力斗争，甚至说这就是狗咬狗，他们看不见重庆事件对中国对世界历史的独特意义。但是我相信更年轻的一代，或更多的知识分子会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总而言之，重庆事件在重庆落幕了，人家说我是这个重庆事件的民间发言人，我想这个身份加在我身上，现在看来是合适的，我愿意为此承受它所带来的所有的后果。谢谢你。
北明：谢谢。◇
采访者注：
1.北明依据录音整理并校对，内容顺序略有调整，标题和小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2.本文于4月27、28日整理完毕，由于下列情况，未交受访人校对。
3.2012年4月23日本采访之后，王康告诉记者，他认为关于重庆事件自己已尽到 对国家义务，决定停止接受一切外媒相关的约访。
4.据悉，当局2012年4月26日正式约谈王康，要求他停止接受外媒采访。
本文转自277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79/1082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