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6月06日讯】人的一生太短，但这二十三年却太长。在禁止吟唱悲摧挽歌的中国，长久的沉默，似乎堆积起一座时间的坟墓。又是春夏之交的时刻了，二十三年来苟活于世的我们，再次聆听凄凄荒草掩盖下的亡灵。
也许是阿拉伯革命让中共当局悟出了一点什么，他们开始与某些六四难属接触，谈及经济赔偿的问题。当局出于什么目的提议经济赔偿？这一提议是否具有可行性？为什么我们必须对六四屠杀永志不忘？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一一厘清的。
◎ 从“强迫忘却”到“无害化处理”
在1989年的六四屠杀发生后，中共专制政权按照他们的本性所采取的做法是：禁止受害者发出声音，让人们忘记那一段血腥的历史。这种处理模式属于“强迫忘却”。
“强迫忘却”的模式在一定条件下造成沉默无声的效果。尤其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今中国，只顾追求富裕的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那一场巨大的灾难。然而，墨写的谎言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世界没有遗忘，凡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没有遗忘，“六四” 这两个字，仍然是令制造罪恶的刽子手们所恐惧和忌讳的。
为了追求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展开了抗争。这种人民抗争的燎原之火让中国人看到变革的希望，也让中国统治者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二十三年前的不死冤魂，随时可以成为导火线，燃起人民被压抑已久的怒火。为了消弭这种危机，中共当局开始尝试用经济手段对六四难属进行安抚。
去年六四纪念日前夕，中国安全部门首次表示，愿意向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受害者家属提供经济补偿。“天安门母亲”在公开信中提到，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三次造访一个受害者家庭，希望能同他们协商赔偿金额的问题。中共当局借此发出试探性信号：“不谈政治问题，即不公布真相，不追究责任人，只给予赔偿。”
看起来，这是一种处理六四问题的新创举。借用环境科学的学术用语来形容，这属于“无害化处理”。本来，六四屠杀是国家机器的严重犯罪，犯罪人身上背负累累血债，只要处理六四问题，追究犯罪责任就应是首当其冲的一项工作。然而，这种“无害化处理”却能使犯罪人轻轻松松逍遥法外。
这样，刽子手不需付出其他代价，只要成为慷慨的赔偿者，他们与受害者之间就不再有法律追究的问题。黑暗而悲惨的罪恶记忆，在这种“无害化处理”后，似乎就展现了社会和解的“光明”。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历史麻烦，大把钞票一泯恩仇，“花钱买稳定”，荷包充实的中国政府觉得很合算。
◎ 编造理由的赔偿属于经济“诈骗”
但是，经济赔偿是否真能成为中国政府放下六四历史包袱的一种方式？我们暂且不提刑事追究的问题，只单纯地根据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来考察这个方式是否行得通。
在中国《国家赔偿法》里的赔偿条款里，分别有“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其“赔偿范围”都涉及到“侵犯人身权”和“侵犯财产权”。这些条款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事实，受害人就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这就叫做“归责原则”，是判断国家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一个原则。那么，国家承担责任的标准是什么？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以是否有法律的依据，行为本身是否违法。这涉及到“违法原则”，如果没有国家违法的事实就没有赔偿，因此在赔偿之前，必须先认定国家是否违法、是如何违法的。
症结就在这里：即使是单纯的经济赔偿，也需要有关方面将国家违法的事实调查清楚，并予以证实，否则就没有给予赔偿的理由。国家违法的事实，就是天安门母亲要求的“真相”。显然，中国政府是很不愿意给人民真相的。那个前去找六四难属的安全部门工作人员说：“真相不好办，这么多年了，当年很乱，追究也不好办……。”
如果不交代真相，用来赔偿六四难属的钱又来自国库，那么麻烦就大了——执行赔偿任务的国家机构将涉嫌违法。道理很简单：政府赔偿的钱是公款，公务员使用公款，除了要经过预算程序，还要说明其使用用途。如果不调查出六四受害者的事实真相，有关方面随便编个理由就从国库挪出钱来，这就等于是非法侵占公款。
中国刑法所定义的“诈骗罪”的概念如下：“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由此可见，没有真相、不追究责任，只是私下赔偿六四难属，这样的做法涉嫌经济诈骗，违反中国现行法律。
◎ 不对称伤害的历史只能永志不忘
但是有人说：“中共官方主动接触六四死难者家属洽谈赔偿事宜，是值得称道的做法。”说这话的人大概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国库的钱如同土地，都是中共一家所有。那些白纸黑字制订的财务法律，不值他们一晒。这样，为了掩耳盗铃地掩盖六四真相，当局宁可再一次违反自己的法律。
有的暴力案件是可以“私了”的。例如私人之间的“误杀”，当事人事先没有杀害的企图，事后又表示忏悔，拿出私人钱财来赔偿。法律对于这种“过失致人死亡”的案件惩罚较轻。但是至今为止，参与六四屠杀的中共军队官兵，没有一个出面作证承认是私人过失的“误杀”，也没有任何人拿出私人的钱财来赔偿。我们因此仍然认定，六四案件系执行公务杀人，必须依照当今中国的法律来处理。
还有一种处理历史暴力事件的模式是：双方曾互相伤害，此后不再追究历史责任，共同面对未来。这个模式的典型例子是西班牙的“缄默协议”。西班牙左派在七十年代签订这一和解协议时，同意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罪行既往不咎，是因为左派共和党人在内战时期使用了同样残酷的暴力手段。
曾有半个西班牙死在另外半个西班牙手里，那是一种势均力敌的相互伤害，其伤害程度不相上下。四十年后，为了避免社会动荡，为了启动政治改革，西班牙人一度自愿地患上“集体健忘症”，决议把这笔糊涂账留给未来去清理了。
但在中国的六四事件中，一方是全副武装的正规军队，另一方是手无寸铁、毫无抵抗能力的平民。这属于“不对称的伤害”。这种针对平民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刻骨铭心的一页，我们只能永志不忘。如果不能如此记忆，人类便会留在黑暗的丛林规则里，不能进化生存。牺牲真相和正义，并不能换来真正的和解。如果中国要告别专制，要成为具有人性的法治国家，人们就必须通过铭记历史，使专制暴力无法卷土重来。
世界上所有对“不对称伤害事件”的赔偿，都是以真相为前提的。例如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先是国民党总统认错道歉，后才有1995年公布的“228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并请受难者及其家属代表参与调查处理。又如南非的转型正义，首先是南非总统科拉克就种族隔离政策向受害者道歉，然后任命图图主教领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真相，最后才是政府给予受害者经济赔偿。
当然，个别有经济困难的六四难属，愿意先接受经济赔偿，是可以理解的。但先接受赔偿不等于放弃追究真相与责任的权利。有人说，如果你们一定要真相、要问责，事情就难办了。其实，真正感到难办的是中共当局。“世界历史即是世界法庭。”血腥镇压平民的中共当局，如果不能合理合法地解决六四问题，他们将永远被耻辱地置于世界精神法的被告席上。
──原载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6月号，发表时题为《先谈真相，再说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