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7月14日讯】 重德修身认清好坏
人生在世，什么最珍贵，什么事情最重要，这是每个人都应当明确的。有个故事讲的就是这一关键问题。战国时期，晋国有一位贤德之士段干木，是子夏的学生，他品德高尚，很有学问，远近知名。魏文侯是位贤明君主，他尊道重德，求贤若渴，想请段干木出仕，但段干木坚守自己的志向，不愿做官。魏文侯想见他，他竟翻墙而走，避谈仕途之事。有一天，魏文侯外出，正好经过段干木住所，便停下来，双手扶在车前的横木上，以此表达自己对段干木的敬意。他的车夫很不理解，便问：“国君，您为什么要扶轼致敬呢？”魏文侯告诉他：“段干木是一位贤者，他在权势面前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有君子之道。”“他因为有德性而取得荣誉，我因为占领土地而取得荣誉。他有仁义，我有财物。土地不如德性，财物不如仁义。这正是我应该学习和尊敬的人啊！”后来，他与段干木终于成了莫逆之交。魏国人都知道此事，对国君礼遇贤者，非常敬佩，很得人心。不久，秦国想攻打魏国，司马唐睢向秦君进谏道：“段干木是位贤人，魏君礼遇他，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像这样重仁德、得民心的国家，恐怕不能用军队征服吧！”国君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没有起兵，消除了干戈。魏文侯以仁为宝，民心所向，国家强盛，不战既能退兵，这也见证了“仁者无敌”的道理。
现代人往往重物质，讲实惠，可是，古代人则重道德，讲仁义。其实，对人来讲，德是最珍贵的，他不仅是做人的标准，更重要的，它是人的生命所在。所以，古代圣人都把德视为自己的生命，一再强调“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为人之道。作为执政者更应当以仁为宝，广施仁政，这关系到社会风气，国泰民安和国家存亡。魏文侯深知此理，所以民心所向，国家安宁。在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环境中，全国上下以德为重，以仁为本，人们之间都以“仁兄”、“同仁”相称，意思是讲仁义、重道德是大家共同的责任，所以整个社会形成一种仁德向善、正气盎然的社会风尚。
德是内存于身的精神特性，所以立德必须修身养性，把心修好才是真正的好人，修养心性品德，才能成为高尚的仁德君子。《大学》曰：“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础是全国上下以“修身为本”，人人修身养德、重德向善，就会家庭和睦、民富国强、天下太平。儒家修身最重视自省，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意思是，见到贤德，要向人家学习，看见不道德的行为，应当视其为镜，反照自己，看自己是否也有此不良之心。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的修身之道是，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己：为别人做事是否做到了忠诚；与朋友交往是否做到了信义；对学习的仁德道理是否在言行中得以实践。修身养德是一个磨砺过程，要从细微处做起，点滴积累，常年不懈。三国时，刘备遗诏后主刘禅，告诫他：“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惟贤惟德，能服于人。”这样才能修出品德高尚的正仁君子，从而为众人仰望诚服。历史上的贤良大德都是经过严格的律己修身成熟起来的。唐太宗是历史上一代贤良大德明君，他一生最重视人格修养和品德升华。唐太宗认为，人为国之先，国为君之本，为君之道，应心存百姓，广施仁政，君主必须品德高尚，方能“博施于民而济众。”为此，他以天心民意为准绳，修身立德，严以律己，谦恭自守，勤于纳谏。皇帝率先修身，带动群臣百姓都修德向善，社会一派祥和，天下富庶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各国臣服，宾客如云，开创了富而有德的盛世天下，这就是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成为后世治国的杰出楷模。
人是神造的，做人必须具备德性，中华神传文化教人尊天道讲仁德，君主要施仁政，人人都修身立德，这是天定的做人准则，也是衡量好坏人的标准。判断好人和坏人，就要看他是否坚守仁德，是否修身养德；判断一个政权是好是坏，就要看执政者是否施仁政、修自身。中共作为邪灵附体，它的本性就是对抗天理，败坏道德，其旗号是“共产”暴力革命，其基本活动是编造谎言欺骗，武装抢劫民财，残暴镇压民众。
中共党魁几乎个个都是恶魔的典型，如果邪性不足，魔性不够，就会惨遭淘汰。中共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到湖南发动痞子造反，一路烧杀抢掠，绑架富人，高帽游乡，制造恐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大肆赞扬这种败坏人类道德的土匪行为，“好得很”、“实在是革命的需要”。几十年来，他的魔性不断膨胀，杀人无数，成了人类历史上头号杀人魔王。邓小平同样是一个充满魔性的邪恶代表，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他的魔性表现震惊中外，他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调动几十万最精锐的野战军，对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大开杀戒，狂妄叫嚣“杀二十万学生，换二十年稳定，”屠城后，开展全国大抓捕、大搜查，并咬牙切齿的喊叫“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从此，政治改革惨遭封杀，铁血暴政覆盖中华。江泽民是在“六四”镇压民众的血泊中爬上了中共的最高位置，当上了第三代魔头。在其任期内，把中共政权进一步推向法西斯化。一位原美国记者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共产党丧失了它的意识形态与存在理由，江泽民暗中把中共转为右翼的法西斯政权，高度民族主义的右翼独裁政权，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出现的右翼政权极为相似。”一九九九年七月以后，江泽民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和活摘器官，“是本星球从来未见过的邪恶。”
其实，中共官员们经过这个邪党的多年灌输和“培养”后，也都是魔性十足的斗士。当前的这场中共内斗使我们清楚的看到中共高官们的道德沦丧和腐败堕落，在这群极端自私的流氓之间，在权位和利益的争夺中，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无情，连一点德性和人情都没有。这场中共高层内斗实际上是中共高官们的一次魔性表演。用正统道德文化来审视他们的言行举止，就不难判断他们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究竟是人还是魔鬼。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经过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邪性培训和各级领导岗位的魔性锻炼，曾被定为十八大的入常人选和未来高层的接班人。1983年，薄一波在回忆“文革”中的遭遇时，对他的这个儿子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我捡了一条命，别说人家要整死咱们，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连我儿子小熙来也给我一顿铁拳，把我打的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这个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小子真是我党未来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后肯定会有大出息。”薄一波是中共元老，他深知中共是个什么东西以及它的邪恶本质，他在三根肋骨折断、痛苦难忍之际，也没忘记给这个邪党选择接班人，他突然发现自己的三儿子六亲不认，人性全无，魔性十足，绝对是邪党头子接班人的好材料。后来，利用他的影响，不断推举，使这个充满魔性的薄熙来，在这个邪灵附体的队伍里，确实一度成了政治明星。
从中共党魁的魔性表现和中共官员们的行为素质来看，中共不仅是一个执政党，它更是一个地道的教派。不过，它不是信神的正教，而是否定神、崇拜人间魔头的邪教。它有教义，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氏“三个代表”等歪理邪说，基本内容是谎言欺骗，暴力抢劫和血腥镇压；他有教主，即中共历届的党魁；它的教规是，必须与邪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即紧跟党魁魔头们去干伤天害理、残害百姓的恶事坏事；它的教派活动是领导报告、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会等，不断对党员灌输邪灵魔性，进行邪性洗脑，使其丢弃人性，增强“党性”（魔性）；它的惩戒办法是“双规”、“开除出党”，直至害死。可见，中共是一个培训人间败类和魔性斗士的邪教组织。
几十年来，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对抗天理、诋毁神佛、败坏人伦，完全与中华神传文化背道而驰。神传文化要求做人要有德性，它却要求党员必须有魔性（“党性”）；神传文化要求做人要修自身养德性，它却要求党员与人斗增魔性；神传文化要求做人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它却要求党员必须参加整人害人的政治运动。加入这个党的人都要被灌输魔理邪说，都得参加政治斗争，都得放弃人性，充实魔性。所以，一个人一旦成为邪灵附体的成员，人性就被泯灭，德性就被清除，就会成为一个善念无存、恶念丛生的坏人，所有这一切在另外空间都是有记载、有印记的。在当前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在这样的人身上有邪灵的物质和印记，在“天灭中共”时，就会随着中共的灭亡而被淘汰。
任何人都是一个精神载体，任何组织也都是一种文化体现。中华传统文化是神给人类留下的生存准则，是天定的存在标准，上天将以此标准决定人与人间组织的存与灭。中共在几十年的邪恶表演中，残害民众，败坏道德，罪大恶极；它诋毁神佛，对抗宇宙，罪恶滔天。上天早已记录在案并做出判决，2002年在贵州发现的“中国共产党亡”的藏字石是神谕，是上天的判决书。现在正是天灭中共，解体邪党的历史巨变时期，是复兴中华，清除邪灵的伟大时代。当前，中国发生的事情都是历史更新时期的正邪较量，是上天给每个人提供的选择机会。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共党员和中共官员们，最好用中华神传文化衡量一下自己和中共，应该认识到中共灭亡的必然和自己处境的危险；同时，应该跳出在中共的框框里认识和思考问题的局限，以一个真正中国人的视野，认真看一看中华民族被“共产”邪灵践踏的这段历史和未来走向。具有五千年神传文明的中华民族不应再被外来邪灵糟踏，也不能再被恶魔邪党蹂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都有承传中华神传文明、清除外来邪灵的责任，这可是决定每个人未来命运的大事。相信上天的安排，望眼中华未来，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每个人都要尽快加入到当前的全民退党大潮和解体中共的洪流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度过劫难，走向光明；否则，就会成为中共邪灵附体的殉葬品。这不是吓人，而是各种天象示警的宇宙真相。何去何从，尽快做出明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