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当代中国为何没有好的文论
【大纪元2012年07月11日讯】“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象形的汉字，四声的语音，使得好的中文文字美如云锦天章，活色生辉，读来余香满口，绕梁三日。可惜这一切在最近半个多世纪渐行渐远，在大陆消失殆尽，在港台虽然大陆的政治未到、文化却已亦步亦趋，随风而去。当代中国为何少有好的文字，好的作家，这的确是个必须思索的问题。
一个作家要想写出好的文章作品，犹如一个雕刻家想雕刻出好作品一样。他首先需要锐利好使的雕刻工具、雕刻刀、斧凿等，然后掌握雕刻的各种刀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想像力、构图能力，这些因素缺一不可。无论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也都是如此。
那么，作家的雕刻工具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运用的认识和方法。这就是说他必须清楚了解，并且能够准确把握自己所运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就是他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工具，它们各自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结果。不了解自己使用的是何种方法的作者就是“乱砍”，或者说是“践踏”。
其次，这个作家必须了解自己使用的各种概念和思想，它们是如何来的，要表达的是什么，这就像是雕刻家的刀法，对于工具的每一个具体使用都不是随意的，有一定道理，有一定来源的。当然缺乏前者根基的人，对于这点的把握也不会好。
其三，这个作家当然要能充分地掌握中文语言，能够熟练地遣词造句，运用典故。中文之丰富性在于同样一个画面，它有不同角度的描述方法和词汇，甚至由此而来的不同声韵，绝非西文那种二维的描述。它是多个词描述一个对象，而非一个词描述多个事，虽然它因此失去了简单性，可带来了广袤性、多变性、丰富性。例如：描述光线不足、黑暗的有：暗、黯、暗、阴、荫、訚、霒、窨；描述弯曲的：勾、句、钩、笱、軥、朐、伛、痀；更不要说那些复合词语。
如果你无法掌握这些字词，你就不可能在行文中有足够的变化，以及跌宕起伏的韵律。
最后就是想像力问题，构思问题，这当然是最难的，甚至可以说是后天无法学来的能力。一个作家具有了所有前述的修养后，是否能够笔上生花，全在于才能。但是即便缺乏这一点，如果前三点扎实，还是可以写出像样的作品，有所建树的作品，不至于生产垃圾。所以，究其根本当代中国文化知识界的作品垃圾成堆，甚至臭气冲天，实在更多的是前三点，甚至还没有到谈论第四点的时候。不过，一个真的有才能的人，他到达和把握前三点的速度及途径常常会让你吃惊，不可思议。
政治至上的意识型态
中国知识界对第一、二点认识不足或根本没有认识到，或者其思想方法，对概念的滥用到不堪入目，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的意识型态化，说白了就是党文化。
任何问题最严重的都是不患不知，而患不知自己不知，乃至强不知以为知。恰恰在这点上，意识型态化使知识菁英们丧失了对认识与方法问题的好奇和疑问。他们以为观念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所谓思想观点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得更为直接一些，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是最重要的，政治统帅一切。这种方式的文论，从五四后就在中国社会不断膨胀。1949年后李希凡的评红楼梦研究、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李泽厚的马列主义美学，乃至到八十年代金观涛的控制论研究中国历史，伤痕文学等等，基本上都是以论带文，既没有认识和方法，也没有文字概念的考究。
可以肯定地说，凡是观念先行的东西都是一种恶质的文字。
意识型态化带来社会封闭的同时也带来知识的封闭。不仅是伴随意识型态来的锁国和焚书使这些文人学识贫乏，而且更严重的是意识型态化、党文化败坏了他们的求知和阅读能力，解读能力。八十年代中期后中国大陆的情况为我们理解这点提供了最好的说明。虽然已经有可能看到很多书籍，甚至很多人出了国，乃至拿到学位，可是其思想和知识仍然是封闭、扭曲的。可以说一个带上意识型态化眼镜的人，一个已经被意识型态化扭曲了的大脑，其结果几乎是难以治愈的残废。他看到的永远是一个哈哈镜中的世界，没有景深和广角的世界。哈哈镜王国中的“文论”同样具有所有这些特点。
造成这两点的当然还有技术上的原因。由于意识型态化本身就是西方的产物，西化的结果，所以这种由于意识型态化的禁锢，以及它必然带来的崇洋媚外使得这几代人都是看翻译作品长大的。而翻译作品“绝对”不会给人清楚准确的认识方法，思想概念！因为首先两种语言是两种方式的思维，根本不可能直译，它至多是一种再解释；其次是翻译人员对一门不同文化语言的理解和把握程度。绝大多数翻译者可以说也是通过查字典，用自己的心理习惯猜句子；其三就是翻译者常常是根本没有必备的专业修养、知识基础。而至于必要的理解伟大人物的才华与境界的能力，则更是很少有翻译者具备。因为现行的教育体制决定了学习外语者，常常是没有能力去从事文理学习和工作的人。所以一部翻译作品，从选题开始就留下了跛脚的痕迹，到最后根本就是一部混乱模糊的作品。从模糊不清，甚至混乱的译文中来的东西，当然是愈发混乱，乃至荒诞。
中文文字根基薄弱
第三点涉及的是技能。当代人浅薄的中文文化、文字修养及训练，或者也可以说被粉碎的传统人文基础使得他们失去了根基。一个没有足够修养与根基的作家作品当然是轻浮的。
在所有这些作家自身的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败坏的读者胃口。因为很多读者们已经香臭不分、良莠不辨，习惯于假大空，似是而非的吹喇叭。没了有正常口味的读者，也就没了作者生存的土壤与滋养、监督他的空气。这是一个交相下滑的恶性循环。
的确，40年前中国大陆还有好的文字痕迹，即便是像田汉、邓拓等那样的共产党文人的文字都时有可取之处，当然他们也只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或者民国的余音。
20年前台港及欧美的华人中曾经有很好的文字，例如以前的《联合报》、《中国时报》乃至《中央日报》的副刊，例如王鼎钧、夏志清、李欧梵、马森、逯耀东、许倬云等人的文字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文字可说是传统的承续，民国血脉。
然而，令人讶异的是，20年前像金观涛那样的意识型态分子，其后像余秋雨居然会长驱直入港台。如今，不仅在大陆，而且港台、欧美都几乎没了好的中文文字。大陆的极权主义文化，意识型态居然能够如此快地渗透到海外地区，不仅是弥漫侵占，而且已经从根本上逐渐窒息了传统文字和作家。或许他们是踩着《野火集》、《丑陋的中国人》那些政治杂文的遗韵而来？或许还有更深的原因。
反省文论所遭遇的劫难，第一当然还是五四以来的妄自菲薄的西化。意识型态化本来就是舶来的荆棘，自然在西化的空气中如鱼得水。
其二台港，以及欧美新一代的文化明星们很多人本身就有意识型态化的倾向。他们无论在价值还是文化修养上都没有上一代人那样的根基。最近30年来，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台港占据文坛“名”、“利”的大都是那些观念领先的作家，所以在商业化的潮流中，在名利场上，在和大陆所谓文化、文字的交流中，这样的作家当然看不到，也感觉不到明显的两种文化，两种文风的对立。一来一往的结果，缺乏前辈那种根基的文化和文字，当然不可能战胜有着严密组织与控制的极权主义的政治及其文化。
在这点上，最典型的例子是大陆的样板戏居然进入台湾，如入无人之境。这个和当年希特勒德国的艺术完全出自一胎的假大空宣传品，典型的极权主义文化样板，在台湾居然在艺术上，乃至文字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并给予明确的拒绝性的批评，让人不胜唏嘘！
作家、艺术家、批评家，乃至读者们对这类东西没有直接的厌恶和呕吐感觉，这就说明这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已经出了问题。为此，当代中国，当代中文没有好的文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所有这一切让我们深切感到，意识型态化、党文化不仅禁锢造就了两三代的中国人，而且还在扩散弥漫。
当你的文章以政治取胜的时候，当你在文坛搞文化政治的时候，还自以为是地沾沾自喜，你离党文化其实不远。当你习惯于煽情，微言大义，观念领先，顺嘴开河的时候，你也并没有脱离党文化，你用的依然是党工的方法。
为此，也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当年中华民国的复兴基地，文化上与传统紧密相连，与极权主义文化水火不容，如今却没了文化坚持，没了与极权主义文化上的水火不容，这难道是一种正常现象吗？
为此，您才会看到如今坚持文化坚持的在哪里，坚持复兴中华传统的在哪里！就在这个杂志的群体中。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四）
李、杜文章，必有再现之日！
2012-5-8 德国•埃森（小标为编者所下）◇
本文转自282期【新纪元周刊】“自由评论”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84/1096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