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7月28日讯】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是一件催人高尚的事情。在几十年前，有一群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这中间有无数的灾难，也有无数的痛苦，糟蹋了无数人的青春，甚至是毁了无数人的一生。但直到今天，还有无数人在为他们所受的苦难辩护，在给那些吃苦的人辩护，认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小说叫《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见到这样的景象，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为自己所受到的侮辱与损害做辩护，找理由，甚至他们会为自己所受到的损害而欢呼和鼓掌。在大陆前几年流行的一首歌，叫《忽而黑油》，讲得就是知青生活，这首歌曾经传唱一时，很多人都会唱。
在中国大陆，“牺牲”也常常被作为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词。很少有人明白牺牲的本意其实并不那么高尚，它的本意只是指在“祭祀中用的牲畜“。有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多英雄事迹都是在号召人们牺牲。公厕木桶的漏水了，怎么办？把自己它捞起来；大队的牛羊在风雪里失散了，怎么办？牺牲自己，去把它们找回来。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怕苦还可以勉强理解，但不怕死就十足荒谬。
我没有找最近的图片，这是一张过去的图片，现在是和平年代呀，你号召别人不怕死是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这些并非陈年往事，翻翻报纸就会明白，荒谬的年代从未停止，它的遗毒也从未真正地肃清，那些反人性的口号和召唤也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耳边，它就在我们身边。在这里，我替大家像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学习。他在去年创造了一个”三妈“文体，所以，诸位不如效仿，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吃苦，你就说”去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牺牲，你就说“滚你妈的”，如果有人你去大义灭亲，你就把孔教授最后一句话说出来。
除了牺牲还有奉献，几十年代中国大陆政府几乎没有停止要求人们去奉献。几乎每一位贪官在落马、东窗事发之前，都曾经大讲特讲奉献，贪得越厉害，讲得也就越厉害。其实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奉献和掠夺往往是并生的，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的奉献，往往就是他的掠夺。一家公司，如果号召他的员工无私奉献，其潜台词就是，你多吃点苦，多干点活，我少给你一点钱；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号，召它的人民去无私奉献，其实无异于赤裸裸地公开掠夺。
有人会问，难道一个社会不需要奉献精神吗？我要说的是，一个社会固然需要那种甘于付出，见义勇为的行为，但同时更需要的是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这两者有先后关系，即限定契约后谈奉献，无契约怎么奉献，无自由也不奉献。
在报纸上、电视上，我们也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有人住上了早就该住上的救济房，或者是领到了早就该领到的救济金、抚恤金，于是就眼含热泪说“感谢政府”。我们没有理由去批评说这些话的人，我们只应该去谴责那些坦然无愧去接受这些感谢的话的人。你的纳税人活得这样艰难，你的纳税人活得连饭都吃不上，你还有什么脸接受他们的感谢？
现在我们知道，政府不是什么伟大的光荣的永不犯错的组织，他的权力应该是我们分给他的，他应该是我们选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就相当于我们的保安员或者清洁工，拿我们的钱，扫我们的地。如果一个清洁工把地扫得很干净，我们有必要像余秋雨老师那样含着热泪感谢他们吗？那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我不是要歧视清洁工，但还是想说，如果有一个清洁工不好好干活，去要求你感谢他，甚至要求你无条件地去爱他，你就应该这么说，“我可以骂脏话吗？”如果不行，那你就应该这么说，“什么爱不爱的，先把地扫干净再说”。
关于政府，最好的论述来自托马斯•潘恩，他说，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饿，而在不好的情况下，它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饿。我们知道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们的荷包里掏出来的，所以要时刻查他们的账。如果清洁工买一把扫把要花几万块，那就应该说他是贪污，如果清洁工，给自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手表，用你的钱，那就应该说他是腐败，如果有清洁工，为了扫地的事，天天大宴宾客，喝几万块一瓶的茅台，抽几百元的香烟，那其实我们每个纳税人都应该这样去想，换做是你会不会更好？
明智的政府会承认自己有无能之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要依靠民间力量，而只有万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无能的政府，它什么都管，可什么也管不好。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让许多人都摆脱了贫困，如果非要说这是政府的功劳，那事实上，是政府什么都不再管的功劳，或者说是他放弃管制的功劳。三十年代的历史证明，凡是放松管制的领域，都表现出勃勃的生机。比如说家电行业，放弃了对家电的管制之后，在几年之内，中国的家电行业就能跟世界其他品牌相抗衡，而且几乎还取得了优势。与此同时，凡是政府严管的领域，大多都一派死气沉沉。
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中国的电影这么差劲？因为电影管制；为什么中国的电视剧这么难看？因为电视剧管制；为什么当代中国少有文学上的杰作？因为文化管制，文化审查。我们还可以问，为什么当代中国的足球，尤其是男足这么臭？原因很简单，因为有一个足协。
世界上的政府，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要脸的和不要脸的。要脸的政府往往会听取批评意见，即使不情愿，也会强迫自己做出谦虚的样子；而不要脸的政府，往往会只喜欢歌功颂德，甚至有时候马屁拍得不是地方，也不引起他的勃然大怒。在后一种政府的统治之下，负面新闻往往都会被屏蔽、遮掩。
事实上，我觉得负面新闻本身就有问题，把那些坏事说出来，这本身就并不是坏事，把那些不良的习俗、行为，糟糕的结果报导出来，只会让人们更加警惕更加小心，而不是争相效仿。
经验证明，人们从负面新闻中学得更多。看三十年新闻联播也未必能学到什么有用知识，而“小悦悦事件”，就可以明白父母的责任，和路人之所因为的。在这里，我要说，真正的爱国者，不仅要爱国家的光荣，也要爱国家的困难，不仅要爱国家的繁盛与红火，也要爱国家的创伤和疤痕，要爱那些苦难的日子、悲惨的日子，以及苦难和悲惨的日子。
刚才提到的乔治奥威尔，还曾经参加过1938年的西班牙战争。他在战场上担任狙击手，有一天早上，他端着枪，在自己的阵营里，从敌方战壕里走出一个士兵，光着上身，两手提着裤子小便，奥威尔本来可以一枪将他射杀，但他犹豫了很久还是放弃了。事后他说，“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法西斯分子？你见到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你怎么忍心抠着扳机？”这就是奥威尔很有名的反问，这也是我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高贵的同情心。
在这里，我要对那些拆迁队、截访队和城管队员们说，我知道你们负有职责，但是还是能偶尔想起奥威尔这个反问，我也知道你的上司对你也会有所要求，但是还是请你珍惜，珍惜那个良心偶然跳动的时刻。也许你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觉得自己正在匡扶正义，保卫国家，但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正义，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样，有良心、有知觉、有父母妻儿，也有兄弟姐妹。你骂他，他就会怕你；你打他，他就会疼；你羞辱他，他就会嫉恨于你。你所做的不过就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没必要要为自己结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职责，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抱在自己的怀中。
在江苏扬州监狱曾经有过一处真实的惨剧。有一个狱卒无辜地殴打某一个犯人，犯人们觉得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这位犯人却有着不一样的性格，他偷偷对这个狱卒说，你平时管理我，教育我，我都可以当你是在工作，我都可以当你是为了国家，但现在你无缘无故地打我，这就不是什么工作，而是你和我之间的私事，我现在不敢还手，但是你记住，总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大约两三年之后，这个犯人出狱了，又过了几天，那个狱警的孩子，被吊死在这个监狱的门口。我也同样痛恨这样的暴戾，但是这样来说，每位体制中人，为体制工作的人，都应该在其中吸取教训。
如果仇恨是一把刀，请不要把它磨得太过锋利，否则总有一天会倒转过来刺伤自己。在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在一个猛兽横行的世界，即使你权倾一时，也不会拥有绝对的长久的安全。今天你让他躲猫猫，明天躲猫猫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拦截上访，明天被拦截的就是自己。现在我们知道，在那些被拦截的上访者中，不仅有贫民，也有官员，也有警察，也有法官还有很高级的官员，有的甚至是信访局长本人。
有人问高僧，“如何是善之始？”答曰：“慈悲清凉。”又问“如何是慈悲清凉？”。答曰：如秋水长天。
在我想来，所谓的“善之始“，就是指的有尺有格的现代公民；而慈悲和清凉，指的就是我们的慈悲和良知。常常有人会问，良心多少钱一斤？良知有什么用？我要说这些东西，真的没什么用，但它却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也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在很多时候都会显得不够精明。
但越是狂热的年代，就越显出这些笨人的可贵。正是他们，人类社会才保住了起码的尊严和体面。我们活在一个腾图遮天的时代，政治很脏，经济很脏，连文化都带着腐烂的臭味。我们的心本应该如秋水长天，但长期放在灰尘之中，也会变得又黑又脏，而且还是极为脆弱。
在中国大陆，我们去邮寄易碎物品的时候，服务人员会在外面印一个红色的红杯子印记。而在这样的时代，我希望每个人的心口，都有这样一只“红杯子“，它可以时时提醒我们：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凉之心，他如此珍贵，却有如此脆弱，应该时时拂拭，勿留尘埃，如秋水般清，如秋水般净。
（本文根据慕容雪村在第23届香港书展上的讲座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