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7月03日讯】[陈有西律师按语] 此文我前一晚上传后，转天中午点击即达5万余人次。但是晚7时网友告文章突然被删。查询了网管，告是有关部门的要求。此文内容并无政治问题，只是说明了重庆特定时期的一种真相，人民有权利知道真相。全国转发转贴和下载保存的人已经很多，删也已经没有用。现将此文重新上传。这个版本是许丹编辑过的，比我的原本更清晰。为保护她的网链接就不给出了。各位网友对此文可以保存一下。如果再被删，我第三次就不上传了。
[陈有西原按] 这篇13万多言的回忆实录，是重庆一位中层警察写的。文章题目是我另帮助起的。我已经经过核实。他是重庆黑打内幕的见证者和记录者。稿子是通过上海名记者杨海鹏转我的。据说复印本在重庆警察内部早就流传，有的人看后抱头痛哭。我一直说，体制内不缺明白人。五毛一直质问我依据何在。年初我去重庆，蒙冤警察家属向我哭诉时，我不客气地质问她们，为什么要把希望寄托到我们几个律师身上？你们自己为什么不揭露？你们的揭露比我们来说，更有说服力！没有神仙皇帝，只有你们自己救自己！现在，一个警察发声了。我期望么宁、付鸣剑们也站出来说话。他们的故事会比警察故事更精彩。
（接上文）
（二）
重庆人，或者说中国人，甚至一些外国人都不会忘记二0一0年三月三十日发生在重庆江北爱丁堡的枪杀案。案发前，王勇带领他的刑警队员正在办理一桩命案。接到指令后，他第一时间赶到了案发现场。
由于“6.30”案发生在王勇所在分局的辖区，又是重特大案，又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又在这之前该辖区还发生过两起枪案未破，因此王勇感到压力非同一般。但他没有丝毫迟疑和畏惧，从接受任务开始就全身心投入其中。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当天就掌握了案件中最主要人物的行踪，第三天就在北京将其抓获归案。
从接手“6.30”案开始，王勇就感到有些气氛不对劲，并且是从未有过的气氛，究竟什么气氛他说不清，但总觉得有些领导言行举止怪怪的，不太正常，总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向自己袭来。凭以往的经验，他预料这案子还有其他什么色彩，或者即将发生什么不测。为此，他向队员们提出了三个“安全”要求，即证据安全：保证证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经得起历史、法律检验；嫌疑人安全：严禁任何形式的刑讯逼供，提高警惕，防止其自残自伤和脱逃；个人安全：对得起职业、组织和良心，谨言慎行，不出任何事故。
在王勇的严格要求和严谨作风的影响下，通过缜密部署、果断指挥，案侦按预定目标进展顺利，不到一周时间，“6.30”就水落石出，与案件有关的涉案人员就悉数落网，并收缴了一大批赃物、赃款，其中还有作案所用的枪支。作为刑侦人员来讲，这个时候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和喜悦，会喝酒的，想来几杯；会唱歌的，想吼几句；会打牌的，想甩几张。不过，更多的时候是想蒙头睡个自然醒。但是，这一次出现了意外，不但他们的最低希望被剥夺了，而且还窝了一肚子气。王勇认为，“6.30”案不过就是一桩见惯不惊的普通刑事案，没任何特别之处。但他发现上层领导不同寻常地重视，几乎每天都有最新指示，隔三差五就有上级机关的工作组前去督察、指导、过问，指示“6.30”案该如何办？战果如何扩大？嫌疑人如何打击等等，并有具体规定，王勇纳闷了：自己办了几十年的案，难道还不知道如何办案？既然自己是白痴，派自己去负责干吗？于是他脸色有些阴沉了，话语有些随便了，动作有些僵硬了。
于是他请教法制科的同事如何报送批捕材料。法制科的同事说他们不是法制科的，是政治处的，或者说是纪委的。
于是他对上级派来撰写新闻稿的人感到震惊，因为来者说奉上峰指令，要把案子写“血腥”一点，写“恐怖”一些无法理喻。因为那案子怎么样，是由案子的本来面目，即事实决定的，不是写出来的，更何况是新闻，更不能杜撰。
于是，他对王立军说“6.30”案是“杀人公社”不解了，杀一人就成了“杀人公社，”那杀几人，几十人又是什么呢？
于是他对王立军把与本案无关的证据累计到本案上，一切往团伙上靠，靠黑社会上靠，往政治上靠，以扩大战果的指示有些含糊，因为以他所了解的法律知识，还未见过相关论述，也许那是博士生导师的知识层面，他一个警校生怎么可能知晓呢？为此他感到非常自卑。
于是有一位从政法学院毕业来的年轻刑警对王勇说：“我们的法制建设这下算完了。”
于是他提起相机，去池塘边把那一尘不染的荷花摄进了镜头。然后，他遥望着满天流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直到暮色苍茫……
由于王勇正常情绪的流露而被不正常之人的理解，在“6.30”案还没结束之时，他那专案组长的职务就被莫名其妙地给撸了。此时此刻，应该说领导还认为他是一棵“棋子”，还有可利用的价值。就把他“重用”去了万州，明确指示他去“揭开万州黑社会的盖子”。继“6.30”案之后，全市一夜之间成立了十四个打黑专案组，似乎重庆市遍地都是黑社会，不把他们抓起来，就有亡党亡国之危险。王勇离开“6.30”打黑专案组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到了万州打黑专案组。不过，当时他还是有些许不悦的，同事们都为他报不平。但他只有那么一“些许”，奔波在重庆刑侦战线几十年，破什么案都是破，什么人去破都是破，没有必要多虑。
对于王勇来说，破案可谓轻车熟路，他到万州不久就打开局面，并摧毁了两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在当时全市打黑专案组之中，应该是战功显赫的，他本人也感到非常满意。但是，老王不满意，老王从一些似是而非的举报、只言片语的传说，以及主观想像断定：万州的“水”很“深”，当地不但黑社会猖獗，而且在党内、在公检法、在政府机关内还有保护伞，有代言人！必须完全、彻底、及时揪出来。王勇感到为难了，因为他一方面对举报内容进行了详细查证甄别，另一方又通过暗中私访，以及多年经营的“关系”调查，王所说的“黑社会保护伞”、“党内代言人”纯属主观臆断，凭空想像，连“盖子”都没有，哪里去“揭”呢？这不是估着鸡公下蛋吗？
你这鸡公既然下不了蛋，还养着干吗？不如杀了吃肉。如果这样也简单了事，可老王不会简而单之，他要“倒查”，要“追责”，要弄清楚你王勇为什么“揭”不开“盖子”？你是否与黑社会同流合污，或者还有其他什么见不得天之事，说不定就是个黑老大—就这样，王勇被我们敬爱的立军局长想像成了文强的又一“金刚”而被打黑专案组秘密抓捕。一个堂堂的人警察察，一个堂堂的刑警队长，一个堂堂的打黑专案组长，就这样被自己的兄弟黑打了，并且这事就发生在朗朗乾坤之下！发生在号称人民群众安全感位居全国第一的重庆！试问：连执法者的人身安全，连人警察察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安全从何谈起？
（三）
王立军到重庆始，指示凡抓人，皆戴上黑布罩，这不知是保护当事人的肖像权，还是怕暴露他们自己某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王勇还是穿着警服的警察，还是堂堂刑警队长，堂堂中共党员，他们居然也给他戴黑布罩，还从监狱借来了刑椅。这种刑椅是监狱专为那些已经判了刑，被送至监狱实施改造期间，有逃跑、自残、殴斗和拒绝改造倾向的重刑犯使用的。但自购买之日起还从未使用过。可是，我们的打黑勇士们居然把它用在了自己的同志身上。
一位临时负责人看见后觉得有些不妥，就暗示打黑勇士们要慎重。说：“王勇还是一位正式人警察察，你们怎么可以用重刑呢？”打黑勇士们大多来自边远区县的刑侦部门，多少也懂一点法律，也觉得有些过分，就向市局领导请示，结果得到的答复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就这样，一群高举法律武器的执法人员用自己的行动使神圣的法律不再神圣，使庄严的法律不再庄严，使打黑变成了黑打，使一位从警近三十年，对公安事业有着执著追求的人警察察对人警察察这个职业产生了动摇，对敬爱的立军局长彻底失望。
当初，王立军到重庆不久就纠偏灭虚，就亲临一线指挥抢险，就坐出租车暗访。王勇还为自己本家出了这样一位局长而暗暗高兴（曾为本家出了王洪文而抬不起头）。后来王立军在“3.19”案中瞎指挥、延误战机，还以为是个别现象，不足为奇，人一生哪有不做错几件事的。可是，现在他才发现这王立军根本不是个东西。从表面看，他长得人模狗样的，是位出色的实力派演员。有一次酒会上，一位长期跑公安的女记者趁敬酒之际问王立军：“立军局长，听说因为打黑，您遭到了报复，妻女被害，情况属实吗？”王立军稍一愣，马上镇静起来，脸上顿时写满忧伤，然后默然离去，似乎不愿提起内心的伤悲。其实，记者是故意询问的，因为她昨天还见过王立军的妻女，她早就知道那是网上的一条假信息。通过问话，曾采访过多届市公安局长的女记者得一个结论，王立军人格有问题，太虚伪，太阴险，不如文强。从背后看，他是个阴谋家，他所谓的打黑，就是要把公安局原来的领导们全部弄下课，换成他的亲信；把老板、公司全部折腾一遍，通过威胁利诱，然后为他所用。王勇心里算看明白了，但人却被打黑勇士们打昏死了过去。当他醒来时，看到几位手持刑具的打黑勇士们累倒在地。他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也是警察，他们怎么会这样对待警察呢？
打黑勇士们问了些什么，讲了些什么，王勇几乎不清楚了，因为他脑袋暴痛难忍，浑身肌肉火烧火辣，似乎用刀在剐割。但他记得一句话：“我们怎样说，你就怎样说；叫你如何写，你就如何写。”他矇眬地记得自己回答了什么问题，但至今为止他也不记得回答了什么问题。他还依稀记得自己的手被人强行拉去签了字，按了手印。签的什么，他也没了印象，只是手拇指上还有褐色的印泥。但是，他心里很清楚，他们在编造笔录，在刑讯逼供，在私设监狱，在伪造证据，在践踏法律！这都是办案中严禁的呀！他们怎么……这不是对国徽的侮辱吗？
稍微清醒一点，王勇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们在自掘坟墓呀，他断言：不出三年，以王立军为首的这帮畜生就将自己把自己掩埋！没想到他一语中的。
（四）
王勇出生于警察世家，父亲干警察到退休也不愿解甲归田，还返聘回去干了四年。还有自己的表哥、表嫂也都是警察。父亲干了一辈子警察，直到退休之后才分到一套房子。那房子是父亲六十年的心血，六十年的希望，六十年的回报，也是父亲留给母亲的养老金。为此，母亲对它倍受加珍惜和呵护，然而，就连这唯一一点遗物，也保不住呀。
王勇被抓之后。王母想了七七四十九天也没想清楚自己的儿子究竟在什么地方犯了糊涂。她清楚地记得，王勇从小开始就是一位拾金不昧的好孩子，他在上学路上哪怕拾到一颗纽扣也要交给老师。当警察之后更是严于律己，一尘不染，他父亲偶尔还把单位分发的水果、餐巾纸之类带回家，而从未见他往家里带过什么东西。母亲觉得奇怪，记得有一次还问儿子单位为什么不发日用品。王勇回答说：“发了，都放单位大家共同享受了，这家里哪样都有，不缺那点。”
王勇当了快三十年警察，得了什么？连住房都是兄弟给的旧房子。妻子与他离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把家当家，当成旅馆，他爱工作、爱战友超过了爱妻子。老母亲想不通呀，她要把房子卖了，请律师为儿子打官司！哪怕倾家荡产也要讨个公道。但律师还没听完老人家的述说就逃跑了。王母觉得这重庆的天空好阴暗，好不正常，律师都不愿打官司了，那不等于猫不愿逮老鼠了吗？
王母又把儿媳、孙女喊住一路，抱起王勇从警以来的一大堆立功勋章和各种奖状、喜报，愤愤不平地去市公安局找王青天。她要问个明白，自己儿子犯了哪条王法。有人告诉她：公安局森严壁垒，连警察也不能随便进出，你老百姓怎么可能进得去呢？即使进去了，里面还有几道岗哨，也不能见到日理万机的王大人。但老人家不相信，她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找自己的父母官怎么可能找不到呢？于是她还是固执地去了。结果可想而知，她未能如愿。不过，在好心人的指点和帮助下，她见到了信访办的工作人员。那天，值班的信访工作人员有一男一女，他们还没听完王母的述说就双双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但是，王母需要的不是同情和眼泪，而是真相！信访工作人员告诉她们说：“局长不是什么人（她们是甚人？应该算是人民群众吧。）都可以见的，见着也没用。类似问题这几年日渐增多，谁都知道是咋回事，但又不能说，更无力帮忙，希望理解。但是，一切都将大白于天下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耐心等着吧！”
等着？等多久？老态龙钟的王母已经七十多岁了，她能无期限地等下去吗？
装着一肚子气，老人离开了那伤心之地，蹒跚着步子回到了家。看着冷清孤寂的家，老人想到了什么呢？她想到了退党！她发现现在的党不像她入党那会儿的党了，她说她不愿意把党费拿去陷害自己的儿子。在母亲眼里，当时的毛主席就是党。如今，王立军就是党。也许老人家的理解有些偏差，但她左看右看王立军也不像什么共产党，反倒与土匪有些相似。
（待续）
（责任编辑：刘晓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