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8月25日讯】虚构事实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本来是道家的一种说法，用来解释自然之形成。可是在撒旦笔吏们的手中却另有所用，而且应用的滴水不漏、无影无形。我们把时间推移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当时共产党邪教政权在对中国人进行了几乎近三十年杀伐后，导致经济崩溃民生凋敝，政权几近崩溃。不得不打开了封闭的窗口。中国人透过这个狭窄的窗口，接触到了外在世界的一些真实情况，被共产党邪恶党性冰冻的人性开始逐渐复苏。共产党在民众头脑中植入的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等理念也开始动摇，迷茫一时成为社会青年的基本心态。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并且在当时掀起了影响广泛、参与人数众多的关于人生之路的讨论。但是在真实的生活中，这封所谓的读者来信的主角“潘晓”并不存在，“他”只是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马丽珍苦思冥想灵感迸发后，利用北京经济学院78级大学生潘祎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俩人伪造出来的。所谓“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也是编辑捉笔伪造的产物。这份伪造的“潘晓”来信在开头说，“我今年２３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接下来，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前遭遇的挫折，得出结论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与现实生活太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信的结尾说：“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在共产党撒旦魔教笔吏的笔下，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青年人初入社会的困惑、迷茫，其内心的挣扎越然纸上。在伪造了“潘晓”其人和“潘晓”的来信后，《中国青年》又伪造了读了“潘晓”来信后的读者来信，并在《中国青年》杂志展开数个月的讨论，最终利用讨论总结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为共产主义奉献的撒旦邪教教条和理念上来。
1999年，共产党邪教对法轮功展开铺天盖地的迫害，在迫害过程中，撒旦的笔吏们就奉其人间教主的邪恶指令，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无中生有的新闻：利用中国大陆民众对共产党邪教在中国几十年造“神”运动的反感，污蔑什么法轮功的创始人讲过自己是释迦牟尼、耶稣转世；利用中国大陆民众对共产党邪教官员制度性、群体性贪腐的反感，编造法轮功的创始人拥有豪宅等等，欺骗人民，煽动仇恨。
伪造现场 制造事实
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邪教政权，由于中苏交恶和输出革命受到西方自由世界的围堵，中国共产党邪教教主们便萌生了搜刮农民的农产品资源，出口换取外汇发展核子武器维护其政权的强烈愿望，共产党邪教的笔吏们便主动和地方官员协作，制造一个又一个农业增产的“事实”，用文字、图片、记录电影等手段实现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最早制造出的“事实”起于1958年年中，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报导。这时在中国被称作科学泰斗的钱学森也紧紧跟随，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署名文章，论证了粮食亩产四万斤的可行性。其部分内容择录如下：“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也就是稻麦产量可以达到四万斤。
《人民日报》等媒体的笔吏们的蛊惑、政府组织的现场观摩、外加科学家的论证，各地的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两个月后的1958年8月13日，新华社报导了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的事迹，该社早稻亩产达到了36900斤。除了广播、报纸、杂志的报导外，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沸腾的广西》、《丰收曲》的记录片在全国各地放映。
同年9月25日左右，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甚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事情做到这一步，似乎应该可以了吧，也能让邪教教主们满意了吧。笔吏并不满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农作物增产从麦子、水稻扩展到其他农作物种类：需要用梯子才能采摘的棉花、用曹冲称像的方法才能确定重量的南瓜、切掉穗头做电线杆的高粱，亩产200万斤的土豆等等。
每亩地有660平方米，亩产2105斤，1平方米水稻产量已经是3斤多，似乎还有可信度；当水稻亩产达到36900斤时，1平方米的水稻产量已经是60斤左右，在1平方米地方放上60斤左右的稻谷应该是很厚厚的了；当水稻产量被邪教的官员和笔吏相互推波助澜的互动中达到130435斤时，每平方米的水稻已近200斤，已经是整整一麻袋了。就是这样妇孺讥笑的谎言，在笔吏们的手下变得有声有色：学习语录、土地深耕、禾苗密植，栩栩如生。
在这个虚假的邪教语话之场的氛围下，共产党邪教教主们强迫农民增加农产品上交，换取外汇发展原子武器的目的到达了，而在中国大地上却制造了饿死4000万人，父子相食、易子而餐的人间悲剧。
2001年1月23日，为了让更多的人被迷惑，参加到仇恨法轮功的行列中，也为共产党邪教加大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找到支点，中国共产党撒旦邪教政府在撒旦笔吏的配合下，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天安门广场自焚案”，以此来栽赃法轮功，在世界范围内煽动仇恨。
六个多月后，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第六项议程中，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江泽民］政府。该政权拿出2001年1月23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所谓自焚事件作为指控法轮功是‘X教’的证据。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该政府一手导演的。”在国际社会一向强词夺理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证据集体失语、未作任何回应。
坏事变好 赞美邪灵
西方新闻界有一俗语：“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用以形容新闻媒介偏好报导灾难，反过来说明灾难对社会和民众的影响深、社会关注度高，所以成为媒介报导的对象。其实，除了坏消息具有新闻报导价值外，坏消息就是坏消息，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共产党邪教的笔吏们，却能创造性的把坏事变好，为撒旦邪教掩过饰非。
上个世纪60年代中，王杰被共产党媒介誉为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式的英雄人物”、“不怕苦不怕死”的超级党员。他在日记中的一些言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曾作为名言被许多青年抄在笔记本上。
真实的王杰1942年出生于山东金乡，1961年8月参军，死前是济南军区一个坦克师工兵班班长。1965年7月14日4月，在驻地江苏邳县附近为张楼乡武装部的民兵地雷爆破训练班进行地雷实爆演习教学时，违规使用一个炸药包示范，引发爆炸。结果王杰被炸死，10多个民兵受重伤。王杰死后，坦克师总部把其死亡正式定性为“一起由于违反操作规程而造成的责任死亡事故”。王杰死后，一位济南军区青年部的部长获知王杰留有20多本日记，遂在向上级汇报。后来这位部长在高层的授意下将王杰塑造成一个王杰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扑向炸药包，舍身救人的共产主义的好战士。
不管责任为何，王杰死了，10多人受重伤，是一个人间悲剧。但是在共产党邪教教主和笔吏的眼中，如若天降甘露：人世间的王杰死了，作为共产党邪教需要的超级党徒的王杰诞生了。笔吏们又可以利用这个原型肆意的为中国人洗脑诛心了。（详见林辉：“英雄”王杰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
地震、洪水、火灾、疾病，会造成人员死伤、财产损失，天下之政府民众皆视之为坏事，躲之唯恐不及。但在中国共产党的眼中，自然灾害不仅是单纯的一个灾害，自然灾害的出现还有以下几点好处：一，转移对其他社会问题和社会热点的关注；二，塑造共产党教主们的亲民形象；三；塑造超级共产党员的形象；四，遮蔽共产党撒旦教官员渎职、敛财等造成的人祸。
如2009年08月25日《财经》实习记者兰方在题为“760亿元善款官用尴尬”的报导披露一组调查数据显示汶川大地震760亿元民间捐赠款物中，除去折价为100余亿元的物资，资金为653.52亿元。其中八成以上进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按政府预算来执行。于是来自社会民间的善心捐款成了共产党的财政收入，成为邪教官员谋利的资源。灾害发生之日，就是共产党邪教首脑粉墨登场之时。熟悉大陆媒介报导的中国人都熟悉这样一个事实：灾难一起，共产党邪教的各级教主纷纷出场视察、慰问，作秀不断。继而笔吏们操控的媒介随即跟进，于是乎一场场使老百姓财人具损、家破人亡的灾难，在笔吏们德精心策划下，变成了一个个歌颂邪教的视觉盛宴。
制造热点 负负对冲
对冲本来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共产党邪教却创造性的把它应用到了宣传领域。每当中国大陆出现了容易引发社会民众高度关注、引发群情的热点事件，共产党撒旦邪教的笔吏们就会马上在其控制的喉舌媒介上，刊发一组与中国出现的热点事件性质相近或相同的外国（一般是美国）发生的负面事件来来制造出新的热点，来冲淡中国人对国内热点性事件的关注。
除了有目的选择一些外国（一般是美国）媒体报导的负面性事件，来对冲国内民众对中国大陆发生的一些热点性事件的关注外，有时中国共产党邪教还会搬出能够有目的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几个法宝：达赖喇嘛、东突、民进党、钓鱼岛等等，来对冲国内热点事件，而且屡用不爽、绩效非凡。
2011年10月13 日下午5 时30 分许，广东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路人，竟然对此不闻不问。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孩子送到医院后年幼的小悦悦因为被多次碾压不治而亡。一时间舆论哗然，感中共国治下大陆的人心不古、叹整体社会道德沦丧。
时隔五天，2011年10月18日“腾讯评论”就刊发专题“当‘见死不救’发生在美国”，翻出了2008年5月30日，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78岁的老汉托里斯被一辆本田车撞倒在路上，被另一辆本田车碾压，老人倒地期间，9辆汽车从老托里斯的身边驶过，但却没有人下车查看老人的情况，路边的行人目睹了事故也态度冷漠的事件。
2011年11月20日《解放日报》又发表署名吴兴人的评论“少一点埋怨，多一点行动”，重点讲述‘见死不救’发生在美国的事件的过程，并举两例说明国人并非道德沦丧。不管是“腾讯评论”的专题，还是《解放日报》的评论，虽然看起来有一个比对两国见死不救事件，从而提升社会公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主要想告诉关注此事的中国普通的人是：见死不救不仅存在于中国，在美国也照样存在这样一个事实。
2011年12月1日，中国大陆曝出了陕西略阳县4名村镇干部轮奸年仅12岁幼女的案件，笔吏们不仅把轮奸幼女“书写”为“嫖宿幼女”迷惑民众，不惜把无辜受害的幼女变为妓女之身。为了转移民众的关注，12月6日初又不失时机的在各大媒体推出“美国雏妓的悲惨生活”的专题，八图八文对冲共产党邪教官吏轮奸幼女丑闻的负面影响。
紧接着2011年12月13日，中共国《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网站又刊出一个“美军再曝丑闻，阵亡将士遗体被当垃圾填埋处理”的新闻专题，把本来与此新闻毫无关联的、发生在不同时间，且被美国媒体报导出来的一些涉及美军的丑闻，有目的组合起来放在此消息之下，以期产生组合效应。其中包括“美国囚徒活体试验曝虚伪嘴脸”、“美航母舰长出镜不雅视频”、“驻韩美军强奸韩国少女”、“美军射杀伊拉克囚犯拍视频”、“驻阿美国射杀平民笑与死体合影”等五个专题，来对冲中国大陆民众对中共国撒旦邪教官员轮奸幼女的关注。
这里并不是说美国的社会就完美无缺，美国的社会也确实存在丑陋、阴暗的方面。其实这些阴暗和丑陋的面正好是美国的媒介报导后，我们才获知的。作为一个正常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介，既报导美国社会好的方面供我们借鉴，也报导这些阴暗和丑陋的面使我们警秫，本来无可厚非。关键是共产党邪教控制下的中国社会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而是一个撒旦邪教控制下政教合一的社会，中国大陆的媒介也不是正常社会的公共信息平台，而是共产党邪教的喉舌，所以共产党邪教的笔吏们在报导和处理这一类新闻时，报导的目的、时间的选择、报导的手段都是邪恶的。因为他们不是希望中国民众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真实图景，而是为了制造热点，对冲共产党邪教对中国善良民众所施予的种种邪恶。（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