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9月28日讯】我首先感谢陈秉中医生在他肝癌晚期为广大爱滋病受害者讨回公道！
我是王淑平，是陈秉中医生在他三封信中提到的人物之一。作为最早期目睹丙肝和爱滋病流行的医生，在我想简介谈一谈1995年我发现爱滋病在献血员中流行后的遭遇。
八十年代中期，我是研究肝炎病的医生，不但诊断和治疗肝炎病人，而且研究人群中肝炎流行情况，我和同事共同发表了“输血后乙型肝炎的研究”论文《病毒学报》1991年S1期。1991底我被周口地区防疫站领导调配到单采血浆站工作后，我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后，我猜测献血员中丙型肝炎流行（原命为非甲非乙型肝炎），因为当时单采血浆站只筛查乙型肝炎抗原，不筛查丙型肝炎抗体。由于我经过临床医学和流行病学的特殊训练。后来我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合作检测了64例当时献血员的血清样本。后来实验检测证实我的设想是对的。丙型肝炎抗体阳性率34%。因为我同时已经了解到河北固安，江苏镇江等早在1991年前就发生了丙型肝炎流行。根据我的流行病知识和临床经验，我所在的单采血浆站内血液污染非常严重，我开始检测血站内的操作程式，抽血、离心、分浆都存在着严重的血液交叉污染。我提醒我的站领导保护献血员，杜绝血液交叉污染。但是他告诉我：“这会增加成本”。1992 年7月，医生的责任感促使我到卫生部汇报丙型肝炎病毒在献血员中的流行情况，并要求在单采血浆站筛选丙型肝炎抗体。后来卫生部的杨东明大夫到周口了解我们的血站污染情况，她说她已经在国内走访了几个单采血浆站，很多血站都存在血站污染情况。后来卫生部于93年2月17日发出通知，提出对健康人采血的体检标准，其中规定，对所有献血员进行丙肝检测，该档从93年7月1日起正式执行。
因为我汇报到卫生部，1993年3月，我被当时的防疫站的单采血浆站领导赶出了血站。因为单采血浆是以营利为目的，我的行为妨碍了单采血浆的生意。为了解决矛盾，当时卫生局的申科长和防疫站宋书记商讨，以暂时帮忙的名誉，把我借调到卫生局医政处工作。很幸运我有机会和申科长，王局长以及另外的几位同事于1993 底检查周口地区的17个单采血浆站，检查发现17个站都存在严重的血液交叉污染。举例，当时太康县防疫站有20,000多献血员，有45%因为丙型肝炎抗体阳性，肝功能损伤遭淘汰。另外未经检查4个地下私人血站污染情况就不得而知。周口地区的单采血浆的生意发展非常快，从1991年的一个太康县防疫站单采血浆站到1993底发展到17个，这些血浆站大部分由防疫站和医院经营，是以赚钱为目的。
根据我所看到的血站污染情况和阅读科学文献，丙型肝炎已经在国内单采血浆站内爆发流行。我的调查结果丙型肝炎抗体阳性率84.3%。作为一个大夫，我非常焦急，我当时找到周口地区黄浦友风专员，他立即召开了全地区的单采血浆站和医院的负责人大会，强调对血液安全进行调查和控制。同时当我读到郑锡文1993年论文“云南省瑞丽三市县1992年及1993 吸毒者的HIV感染率分别为81.8%及85.7%、44.6%及 40.0%。我知道丙型肝炎病毒和爱滋病毒感染途径是一样的。一旦吸毒感染爱滋病毒者进入血站，就会相似丙型肝炎病毒一样迅速在献血员中传播。我不想坐在卫生局的办公室等待爱滋病的来临。我想直接监督和预防爱滋病。1994年我要求卫生局批准我建立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临床检验中心批准了，但是政府不给任何资金，卫生局调动另外3个人到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工作。我自筹资金，实际上是从我原有工资中节省的钱买了检验设备，卫生局容许我们对全地区的医院，血站进行血液安全品质控制。
1995年3月，我受卫生局委托，去太康县检测一位郭姓献血员，因为他在昆明血站献血时被检出爱滋病毒阳性。郭姓献血员告诉我，他从昆明回家后，他在半月内先后又在柘城县、淮阳县、太康县血站卖血。经我们检查，他被确诊爱滋病阳性。我当时建议河南省卫生厅医政处领导，立即对全省血浆站进行爱滋病抗体检查，但是他们说，血站成本太大，无法实现。为了能早期预防爱滋病在献血员中流行。我用我的储蓄买了三个厂家的爱滋病试剂盒，然后我随机收集了三家血站正在卖血的献血员的血液标本（409例）。用三家的试剂先后检查血液标本，爱滋病毒的阳性率13%。我立即报告给卫生局魏局长，他说：“你们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会感谢你们的。他还说，他会很快的上报地区和省卫生厅。两周后，我又去找他。他的态度变的很不耐烦，我问他，是否已经上报爱滋病疫情。他反过来问我。你认为你的结果错了吗？我说，我的结果是对的，我告诉他，我要到北京做最后鉴定，他要求我写出书面报告，我立即给他写了报告。第三天，我就去北京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去做最后确定，我带了55 HIV阳性标本，但是研究员告诉我，每份要收700元。我已经用完了我所有的积蓄。我很失望地离开了。碰巧在门口遇上了当时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曾毅院长。他问我来北京做什么。我希望他帮助我做爱滋病的最后确证。他非常热情的问长问短。我告诉他爱滋病在河南的流行严重情况，他非常重视我的发现。并立即叫他的研究员进行标本鉴定。他说，先检查16例。就可以确定。第二天结果出来后，13例阳性，3份可疑。他说，你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情。我们应该立即报告卫生部。就在当天晚上，我在旅馆接到了我们卫生局赵局长的电话。问我什么时间到家？他在电话上说：你给我们地区弄了个大地震。第二天晚上，我刚刚回到家，河南省卫生厅一位厅长打电话到我家，表扬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可以继续工作下去。我很高兴能得到厅长的认可。
但是，第二天上午，我被地区卫生局通知去开会，因为河南省卫生厅的领导要了解情况。我刚刚一脚进入会卫生局的领导会议厅，一位局长粗鲁的吼我，你先出去。我非常难过地回了家。第二天他们又要求我到卫生厅领导住的旅馆去开会。一位局长要求我划掉我的同事写的报告中的一句话，即：“我们首先报告给卫生局长，然后去北京做鉴定”。我拒绝他的要求，然后他自己划掉这个人的名字。接着，卫生厅的领导问我，为什么你能发现爱滋病？别人就发现不了？我很明白他们是让我保密。因为暴露爱滋病的流行影响了他们的政绩。我很难过地告诉他们。我希望你们现在不要批评我。你们应该去看一看正在采血的17个单采血浆站。在这17个血站中，目前至少每天有500人被丙肝病毒和爱滋病毒感染。根据当时的报纸报导，仅仅河南就将近400个单采血浆站。而且大部分医院的临床用血来自单采血浆站。有多少医院病人感染了丙肝和爱滋病毒不得而知。有一位公安在追捕罪犯时受伤后输血得了丙肝，他和他的家人非常痛苦。
接下来，有一个卫生局的老领导到我的临床检验中心告诉我，如果你的检验中心不关门，你就有麻烦。第二天，这个领导拿着一个长棍子，砸碎了临床检验中心牌子，然后进屋砸检验设备。我阻挡他，他就用棍子打我的头。这时候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有几个人拉住了他。我才脱离了危险。我立即打电话给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去抓他。他就又哭又闹，他歇斯底里地骂着，“有领导让他打人。事情出来了，这些领导都躲开了”。我挨打后，很难过的去找地区行署的新来王专员，她很不高兴说，你应该找你卫生局的领导。我知道领导都在打官腔。我找不到哪里有正义。我哭着回了家。
1996年3月14日。受中央高级领导委托河南省公安厅王厅长和卫生厅长合作逮捕了周口地区的正在采血的血站领导班子成员。接着4月份就关闭了全国的所有血站和单采血浆站，经过整顿，再次开门后，都增加了爱滋病检测项目。对此，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的工作起到了保护穷人的作用。
1996年7月河南省召开全省爱滋病预防大会，包括各地，市、县医院，防疫站和卫生局和厅，张省长在大会上讲，“有人直接把爱滋病疫情通报中央。这是我们不允许的”。在大会后第二天医政处30多人的分组会上，防疫处的张茂才处长问，谁是从周口来的，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回答，我俩是从周口来的，他一开口就问：“我几次要求你们卫生局关掉地区临床检验中心，已经关了吗？”我愣住了，他接着说：“你们地区临床检验中心的那个小子胆子真大，他敢把爱滋病疫情直接通报中央，你们知道他报的有多高吗？百分之50到60”。“他和那个曾什么毅（曾毅院长）一起搞我们卫生厅长、处长下台”。接着，新乡地区和南阳地区的代表和他争论说：“我们也做了检查，医院的输血病人和献血员的爱滋病感染已经到了百分50到60”。我们的结果和周口的一致。张处长非常生气地和他们争论，“如果这个事情通出去，在座的处长都下台”。我接着发了言，告诉他：“我是你刚刚提到的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的小子”，但是，我是个女的。我是先报告给我们当地卫生局的，然后去北京做鉴定。这时在会的人把我连劝带拉的赶我出了会场。我在下午去了刘全喜厅长办公室，我告诉他会上张茂才对我的指责，他没有等我说完，就大发雷霆，出去！立即出去！我当时泪流满面，哭着走出了他的办公室。我很糊涂他作为一个高级官员，为什么这样蛮横无理，为什么提到爱滋病问题这么害怕？
然而1996年的11月，张茂才领了卫生厅的专家和我们卫生局的几个领导到我们的临床检验中心检查说，你们的设备不合格，你们以后不能再做检测了。我是来关心你们几个女人的健康的，你们不要被感染了。我看到他在侮辱我们。我质问他，你上次在会上说我们做爱滋病检查目的是搞卫生厅长和处长下台的，是什么意思？我生气地对他说：我们不需要你的关心，如果我们被感染了，也就是我们四个女人，我们不怕死，为什么你不去关心成千上万的肝炎和爱滋病感染者？我指责他是中国人民的千古罪人！他老羞成怒地和其他专家离开了我的实验室。那天晚上，他和我们卫生局的党组领导班子共同开会决定，关掉我们的临床检验中心。但是我继续到农村现场去工作。这时，有几个匿名电话恐吓我。后来卫生局领导知道我们还在继续开门后，就借口派人关掉了我们的水电。导致我们所的病人血液标本全部腐烂。接着把我们的“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的名字改成了“慢性病防治研究所” 合并到周口地区防疫站。魏局长告诉我，你不用上班了，回家伺候你的丈夫去吧。单位关闭后的一年里，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工资。
我所幸运的是，曾毅院士帮我留在他的身边工作和学习了四年。在北京，我三次写信给卫生部长张文康，诉说我们的遭遇，但是我的信都被返回到河南省卫生厅和周口地区卫生局。我们的处境就变得更糟糕。
我不想麻烦曾毅院士，我待在他的身边对他压力很大。我还是得找到一份工作，我还年轻，我拥有很丰富的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经验。在我的多次对爱滋病血清学的实验中我还发现了非常重要的爱滋病保护抗体。我期望有一个好的环境去贡献我的知识和才能。但是仅仅是幻想。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在网上找到了一份和丙型肝炎研究有关的工作。2001年早期我来到了美国工作。在这里，我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虽然很辛苦，但是我学到了很多高科技，新技术。我仍然希望有一天把我的经验和技术服务于中国人民。
我所敬佩的人：高耀洁医生、陈秉中医生、万延海大夫、张可大夫、桂希恩医生。
感谢曾经帮助我的人：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病毒所肿瘤室科学家：曾毅院士和他的夫人、陈艳麟、张小梅、周玲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肝炎室的科学家：刘崇柏、詹美云、曹慧林
北京医科大学教授：朱万孚、庄辉院士、朱永红
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李志杰、安文峰、范金水和李奎
我的美国老朋友：David Eckels, Mathew Cusick, WangLi and ZhouLuming
我现在的导师：Stephen C. Alder, Scott Benson，SUNDWALL,DAVID NIELSON
我的新朋友：Courtney DeMond，peggy.christens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