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0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洪宁综合报导）“最煎熬的是前三年，头两年一直不敢相信孩子已经走了，总以为还在上学，有时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没人吃才发现是幻觉。”十年前独女命丧车祸的黄旭明说。近日，人口学家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不久中国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
陆媒报导，据卫生部《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估算，中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全中国失独家庭超过百万个。近日，人口学家易富贤进一步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中，会有1,009万人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不用太久之后的中国，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
这是中共一胎化造成的人间悲剧与社会问题，在实行一胎化初期中共鼓吹将来国家养老，到现在的要延迟退休、“以房养老”等方法以期舒缓养老金的巨大缺口，但就按中共官方数据，今年实施65岁退休还需85年才能补上养老金缺口。
现在民众已经看到实行一胎化中共罚没超生的巨额“社会抚养费”去向不明，中共这个腐败的体制是用多少钱也是无法填补的无底洞。
没了孩子 没有了希望
“失独者”，是独生子女家庭在丧子之后，为自己的痛苦余生所设置的代名词。他们不仅失去了孩子，还失去了传宗接代的角色感、老有所依的可能性，甚至原本承诺会相濡以沫的婚姻。痛苦与无助，深刻又持久地写在他们的脸上与生命里。
黄旭明与陈冉夫妇的独生女欢欢，10年前在参加研究生毕业聚会回家的路上车祸遇难。至今，回忆起当晚的情景，59岁的黄旭明（化名）心中的愁思仍旧无法解开，她说，孩子下葬的那天，她很想自杀，跟孩子一起走。没有了孩子，就没有了希望。
丈夫陈冉(化名)说，他们两口子喜欢将自己沉浸在睡梦中，因为在梦里，他们可以与女儿见面。失去女儿的陈冉夫妇，俩人每月的生活补贴加起来不到1,500元，还要照顾年迈的父母。黄旭明对大陆媒体表示，“死对我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生病，可怕的是老无所终”。
恐惧伴余生
“我的手机里有儿子照片，有时候走马路上，实在想儿子了，我就打开他的照片，拿手机贴贴脸，感觉一下。他下葬那天，我把给他新买的苹果手机放在墓地里。现在坐公交车上，我还是会给他发发短信：儿子啊，妈真的好想你啊。”
2010年的北戴河，成为张玉融（化名）27岁独生子的人生终点站。现在电脑就是命，不管在做什么，我都要开着机，要没有电脑我们这群人真得疯。张玉融对《南都周刊》说。
张玉融今年53岁，她用三个岁数概括了自己的人生：11岁没有爸爸，42岁没有妈妈，51岁没有儿子。对她个人来说，剩下的日子根本没有生活预期可言。硬要说有，也只是纯粹的恐惧。
我以前最怕死了，但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自己都掉眼泪，我怎么又睁眼了，睡过去多好。我之前从没想过自己以后会怎么死，反正不可能臭在屋里吧。现在就很可怕，死屋里没人知道。
最怕老无所养
笛妈和丈夫随女儿一起“死”了，埋葬了女儿，也埋葬了自己。2008年5月，她唯一的女儿笛尔，在公派美国读博期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停在了25岁。
女儿是父母的支柱。笛妈和丈夫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历是小学四年级。198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生完女儿十个月后，笛妈必须向工厂交一份已经在体内装上节育环的医院证明，否则就不能上班。一旦发现怀孕，会有人陪着去医院，强制堕胎。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最严格的时候，一旦违规即被开除公职。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的笛妈看来不可能出现。准生证、出生证明、户口……违规的孩子，什么证也办不下，没有证就不许你生。
就是偷摸生了，你这么长时间不工作，你去哪里了？不给你发工资，不给你涨工资，你怎么活？笛妈自问自答，“不能活！”
笛妈厂里的书记，有一个女儿，女儿被开水烫了胳膊，并不严重，书记去开了一张伤残证明，得以再生一胎，男孩。笛妈当时不理解：书记怎么能这样呢？不响应计划生育政策，怎么不求上进呢？现在，笛妈懂了。
失去了孩子，等于失去了一切。失独群里的父母们通过网络商议，希望得到来自国家的帮助。笛妈称，社会上对失独父母也缺少理解。一次他们聚会，饭店老板拒绝服务，称“断子绝孙”，影响生意。
笛妈每个月有2,000多的养老金，丈夫还没退休，一个月有四五百块钱的收入，钱加起来，能够维持两个人在那个辽北小城的基本生活。
今年6月5日，全中国各地的失独者，从各省市联合来京，向国家计生委申请补偿。笛妈从来没有得到过实质性的答复，他们的愿望，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丝真切的希望。
丈夫曾经对笛妈说：“这几年，我们俩的眼泪，能用缸装了，一水缸都装不下。”
大陆部分民众在网络上留言表示，将中国问题怪罪于人口太多，是巨大的谎言。而在执行计划生育中更是以指标性形式，不近人情，也不近法理，更多的是摧残人性和失掉民心。
（责任编辑：洪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