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5月23日讯】中共高层理论刊物《红旗文稿》最近物刊登署名文章，露骨宣扬“党的事业至上”，公然否定宪法和法律有不可侵犯的尊严，而且恶毒攻击西方宪政，说宪政具有“欺骗性”，其中的三权分立原则，是“虚假的”云云。
这符合中共的特性，不足为奇：垃圾已经腐败不堪了，必然发出恶臭。
我们必须说明，中共的所谓“宪法”才是真正骗人的，有相当的迷惑性，这是中共为了迎合当今世界政治环境的需要，不得已而挂出来的一块遮羞布，目的是欺骗国际社会，欺骗中国人民，方便进行讹诈的一种政治伎俩。
中共“宪法”到底是什么货色呢？我们如果按照中共“宪法”的框架来寻找人民权利的果实，无异于缘木求鱼。“恶之花”不会结出善果。如果请求中共遵守“宪法”，开放言论和思想自由，我们就大错特错，真的上了中共的大当了！中共“宪法”有一条被认为不可更改的前提，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你用这个“宪法”向中共要权利，那不是与虎谋皮吗！？
要知道，这是中共“唯党独尊独大”的原则，此原则一立，其它权利立即作废。所以，我们不能期望垃圾可以变好，尽管它被装在金匣玉盒里，垃圾还是垃圾，只能污染了装它的容器。
西方宪政及其三权分立原则通过美国等国家200多年的实践，证明对保护公民各项权利行之有效。的确，民主不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它也是针对人性中的恶进行约束的一种尝试，就像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所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民主宪政只不过是适合于人性的一种制度安排。
宪政民主与中共的“中国特色”，孰优孰劣，我们大可不必讨论理论，只要拿出一些史实来说话，问题一目了然。
不用拿美国说事儿，就说中国自己的。
中共伪造的历史教科书把民国初建时期描绘成“军阀割据”、“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黑暗时代。
可是，我们查一查历史，发现民国初建那段被中共描黑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那段历史不长，从1912年至1928年，只有17年，可是，在经济、文化、社会道德的建树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是中国其后90多年无法望其项背的。
这个时期的宪法频繁更换，总共有5个：1912年3月孙文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3年10月国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案》（因在天坛起草，又称《天坛宪草》）；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1923年10月曹锟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史称“曹锟宪法”）；1925年12月段祺瑞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宪法文本虽然更换，但是“三权分立”原则不变，都被这五个宪法所尊重、所继承并得到确立，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总统权力，限制了政府内阁的权力，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相对的尊重和保障。
例如，1917年5月，在对德国宣战的问题上，段祺瑞提出参战案，国会拒绝合作；段祺瑞不断对国会施加压力，国会针锋相对，决意改组内阁，暂缓讨论参战问题。黎元洪总统依照国会议案解除了段祺瑞的职务，使参战计划受挫。这说明那时的国会绝不是“橡皮图章”、“表决机器”，真正起到了监督政府、制约权力的作用。
而那个时代的道德风气，也是相当淳厚的。段祺瑞被中共历史描述成是“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军阀”，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段祺瑞人品出众，道德高尚。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
“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没有直接责任，是执政卫队面对众多抗议民众，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应对，惶急中开枪，伤者200多人，死者47人。
段琪瑞得知消息后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当即赶到现场对死者长跪不起，他下令惩处凶手，对死难家属颁布了抚恤令。事后，他自动辞去所有职务，承担全部责任。为了表示真诚的忏悔，段琪瑞从此终生食素。1936年，段琪瑞得了胃病，身体十分虚弱，家里人劝他吃肉，他说就是死了也不能开荤。那一年11月2日段祺瑞病逝于上海。
文化的成就足以傲视当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像王国维、胡适、梁漱溟、陈寅恪、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就产生在那个时代。
再看经济。经济学家研究指出，从1912年到1920年，按生产总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6.5%，按净产值计算，则是13.4%。而且这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1911年以后，官僚资本发展开始衰退，1914年以后，外国资本的发展也受到遏制，唯独民族资本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平均发展速度为13.8%，比外国资本的13.1%还略高一点。
在制造业方面，1913年，广州协同和机器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台柴油机：烧球式40马力柴油机；1918年，上海王岳记机器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1919年，福州船政局制造出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江南造船所1918年获得美国海军运输舰4艘制造订单，每艘排水量14,750吨，1921年制作完毕，开赴美国交付使用，直至二战时期仍往来于美欧航线上。
这些还不算什么，一个政权，在对待自己国民的态度上，最能说明问题。
“五四运动”中，学生闹事，使用暴力行动，火烧赵家楼，错认章宗祥为曹汝霖，群殴章宗祥至重伤。章宗祥被送到医院，查验身体，大大小小的伤，一共有56处，而且脑袋被铁棍重击，造成脑震荡。
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听说学生放火打人，放话说要派军队吓唬一下学生，当时的国民政府总理钱能训立即驳斥说：“中华民国的国防军，是一支对外的武装，怎么可以用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
一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即使国民在示威抗议中存在过激行为，也不是开枪镇压的理由！
对比这段历史，中共官员贪腐横行，淫乱成风，甚至奸淫未成年幼女的小学生，在道德上应该向段祺瑞谢罪；在经济上，中共垄断国家资源，官僚资本大规模压迫民营资本，与外国资本狼狈为奸，盘剥中国人民，面对那段民间资本的辉煌发展，GDP的高速增长的时期，中共难道不应该自裁而挖坑跳下去吗！？一个90多年前的中国总理，面对使用暴力放火打人的学生，断然制止卫戍司令调动军队吓唬学生的意向，表现出人性的基本良知和道德底线的坚固堤防，这与中共用军队屠杀“六四民运”中和平请愿学生的血腥残暴，不是正好形成天壤之别的鲜明对照吗！
不必说“三权分立”虚不虚伪，不必讨论民主是否骗人，是否是最好的制度安排，民国初建时期的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告诉我们答案：在民主宪政之下，言论自由是有保障的，学生示威游行的自由是有保障的，生产力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民间资本展现了极大活力，政府的公权力受到制约，社会上层名流对自己的声誉还是极其珍惜的。
垃圾已经烂得不能再要了，发出的臭气越来越污浊，历史到了必须清理这些垃圾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