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9月26日讯】针对近期不断爆出的“官员包养情妇”事件，云南大学的一位教授分析称，官员包养情妇的普遍现象是由于官场道德下滑以及官员纵欲享乐的思想所致。为了形象的论证这个听来颇为符合实际的观点，他借古喻今，称“如今包养情人、小三，本质上与古代纳妾没有多少区别”。
尽管“包养情妇”与“纳妾”从表面上理解，都呈现出“一个男人与多个女人”这样一种关系形式，亦或女人在接受“共事一夫”的同时，是出于自身生存以及经济状况的考量。但无论怎样解读，只要比较二者的历史成因以及性质、目地，我们就会发现其内涵和意义完全不同。
事实上，很多人在对“纳妾”一词评头论足之时，往往会与“一夫多妻制”的概念相提并论，进而认为中国古人皆有“一夫多妻”的习俗和偏好。这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错解和误读总是会给“纳妾”强加某种男尊女卑、贪恋色欲之类的变异色彩。然而从历史典籍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知晓，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秉承的家庭模式并非“一夫多妻制”，严格来说应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也就是说，正妻只有一人，纳妾虽被认可，但妻和妾的身份、地位以及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辜鸿铭曾在他所着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妻子与妾室在整个家庭以及男人心目中的位置和意义。他指出，纳妾之所以在中国的家庭体系中成为一种合乎道德的可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妻子对丈夫的忠诚和无私。由于妻子对丈夫那份近乎“自我牺牲”的爱，才能让另一个或者几个被视为“手靠”和“眼靠”的侍妾成为丈夫解乏、舒心的精神慰藉。此外，在妻子不能繁衍子嗣的情况下，侍妾也将为整个家庭完成延续后代的责任和使命。尽管纳入侍妾的官宦亦或商贾家庭的男人可能拥有私心，但他们至少为那些侍妾提供了栖身之所，且某种意义上还承担着一种照顾、养育的责任。而颇为难得的是，正室妻子的宽宥与厚德也能让一个侍妾成群的大家庭共享天伦，相处的其乐融融。
无论辜鸿铭的这番解读是在还原历史的真实，还是基于个人的立场和评判，他的话都能让我们很明显的感受到，如今的“官员包养”与古时的“纳妾”实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首先，官场上那些贪官包养情妇的目地更有可能是出于“色欲”或者“利欲”，在情色交易已然成为中国当下贿赂形式之一的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从官员被情妇举报贪污，或被情妇敲诈勒索以致发生命案的结局和下场中就能看出，男女双方必定是因利而聚、因色欲而苟合，根本不存在什么家庭、社会责任，相反，是在破坏家庭、沦丧道德。
其二，在目前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大环境下，男人在外包养是很难得到妻子首肯的，除非男人强势，并施以威胁，妻子求全而忍气吞声，否则没有一个女人会违逆社会的主流意识和道德观念，活在名存实亡的畸形家庭生活之中。
其三，中国的法律也有明确的界定：与合法妻子以外的女人发生事实婚姻关系，则是犯了重婚罪；其四，官员包养情妇的现象已成为普遍存在的事实，且一个官员拥有情妇的数量少则几十，多则上百，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可见，今时今日的“包养”与古时的“纳妾”根本无法相较。
需要指出的是，“官员包养情妇”无论如何追根溯源，都不应归咎于古代的“纳妾”制度，而是应该在官场淫邪之气成风的现象中找寻根本的原因。仰赖“一党专政”的中共官员一直都秉承着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共产主义，以此作为从政的立足点和方向。然而，无论是“共产主义”的开创者，还是借着“共产主义”空壳窃取政权的中共党魁，都以无数“淫乱”的丑事被昭告天下而声名大噪。众多相关史实早已刊印于书册之中，在此不必赘述，只看当前无官不贪、无贪官不淫的现状就足见“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典故如何在中国官场得以印证。
由此可见，云南教授认为“官员包养情妇是由于官场道德下滑以及官员纵欲享乐的思想所致”是合乎事实的，但这样的官场乱象与自古以来的“纳妾”制度并不可同日而语。而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怎么偷换概念、指鹿为马，都无法掩盖中共统治之下，官场道德尽丧的一派乌烟瘴气之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