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女博士做不出来不打紧，可是开始怪仪器不对。我那时的实验室有7台同样的仪器，她会在大家下班后，试着去找一台她认为是操作正常的仪器。结果我的手下说话了。原来，我们使用仪器时都有一定的程序，需要登记做记录。我的经理告诉我，她晚上来做实验，经常不按照程序来使用仪器。屋漏偏逢连夜雨，刚好我们要准备生产开工，来生产这个药物。换句话说，女博士必须要把东西交出来了。这下子，我是非得找她要结果了。首先，我告诉她，我对实验室每个仪器性能状况都非常清楚。每个仪器，有了问题都是由我来检验；真的有了毛病，我会找仪器公司来修理。我知道所有的仪器都没有问题，我很不同意她下班后花时间选择仪器的做法。同时，还转告同僚这个仪器不对，那个仪器也不对，他们都纷纷来问我是不是仪器真的有毛病。我说过，任何仪器有毛病，我是第一个应该知道的。再往下，就是看她的实验结果了。我的要求是在一个星期内交答案。因为，我们需要生产了，没有时间再去做所谓的研究工作了。
一个星期后，结果当然出不来。我并没有啥意外。我很明白的告诉女博士，这个案子从现在开始由我自己来接手，同时要她帮忙我们的经理们做一些日常的工作。这就是意味着女博士做的已经不是博士该做的工作了。当然，我采取的这些行动都经过我的老板同意。他只要求我把该做的工作做好，同时提醒我要特别注意女博士的先生是个美国白人（你看，连印度老板都怕美国白人）。我的老板还真怕女博士会告我们一状。我说，她有啥好告的，告我种族歧视？我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都入了美国籍。我强调的就是她的工作表现，其它的事一概不介入，她有啥好告的？
这一下子，女博士被我镇住了，开会也老老实实坐着，不随时走动了。她也觉得在此呆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就开始找工作了。三个月后，她就离开了我们。事后想想，我没有啥好遗憾的。我该做的都做了。这是我上班以来，这么多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逼人走路。我们这位女博士，除了工作就是工作，认真是第一，可惜就是没有结果。我们常说这个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想好像在美国不太赞同这一套的。那一年女博士把自己逼得看起来又干又瘦。虽然我再三的提醒她，不要去走远路。无奈，自傲加上固执，使自己平白的受苦受难。我们大家周五去聚餐，她不去；我们公司的郊游、晚会，从来不参加。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高高兴兴的工作。说实在话，这是我上班以来，一个最融洽的公司，一直到目前我们还保持联系。每次提到女博士，彼此都摇摇头，不知去向也。
那是2000年，我们从总公司接了一个开发的计划。我也有幸到西班牙的巴萨隆那跑了一趟。那一趟呆了九天。我们和一个药厂合作，我负责化学生产部门的检查、核实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到西班牙，我的老板也随行，还有另外一位负责审核文件的同事。白天开会，中午在公司餐厅用饭。还好西班牙人可以用英语沟通，唯一不习惯的就是晚餐都是拖到快10点。西班牙人是好客而且热情，我们一连一起晚餐了好几顿。当然我们也回请他们。记得，有一次点菜点了一条鱼。上菜的时候，一眼看到鱼头，我好兴奋，因为在美国餐馆是看不到鱼头的。没想到，鱼头是给你看看而已，那个跑堂的呱达一刀就把鱼头给剁掉了。
西班牙人很会喝酒，就像其他欧洲人一样。三杯下肚，各种笑话都出笼了。我的老板事后告诉我，他实在没有想到我还有那个本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老板是个滴酒不占的人，所以，那天晚上，我是一人喝了两人分。不过是红酒之类的 ，总比我们白酒淡得多。而且，欧洲人是品酒，不像老美是牛饮。所以，虽然头有点晕，可是还不至于像当年侯宝林说的相声“醉酒”，拿个手电筒，照个光柱，让醉鬼去爬楼梯。然后，一按钮，从上摔下来。那个周末，我们游览了当地的名胜，奥运场地、癖卡索故居等等。我觉得最过瘾的就是上班到国外出差了，白吃白喝，见见同行，交换一下技术上的意见。即使开会，也很有意思滴。我们也找机会进了一家中国餐馆。老板是从浙江青田来的，人很和气。我们那天去的比较早，还看到工人送货。只看到一袋一袋的洋葱。从洋葱的数量，我就知道这个餐馆的生意是相当不错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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