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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当局要打开围墙 触及中共体制(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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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03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郭惠采访报导)中国城市交通拥堵已成为困扰各大市区的“城市病”,以致城市活动效率下降,民众对此一直抱怨不止,但似乎目前为止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2月21日,习当局意外公布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当局称,此举是为解决交通路网布局提出的方案。

未曾想,这一话题在大陆引起轩然大波,迅速引爆舆论场。“拆墙破院”,这个突然降临的文件激发了民众普遍的不安全感与焦虑,担忧的情绪开始蔓延。

习当局公布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引发大陆热议。(大纪元资料室)
习当局公布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引发大陆热议。(大纪元资料室)

一、习当局打开围墙 网络在两焦点上炸锅

 

当局提“拆墙破院”畅通道路微循环

2月21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公布,其中第16条称: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由于事先并没有对这个文件的“吹风”,大陆网络炸开了锅。

对此文件,有媒体解释称,封闭的住宅小区和大院阻碍城市交通。去一个不远的地方,从地图上看,明明直线距离很近,但实际上一个庞大的院子横在眼前,要过去的话,只能绕过大院或小区,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

有城市规划专家说,以北京为例,其实北京的道路宽度并不比国际上其它大城市窄,甚至要更宽,但拥堵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城市支路等毛细血管不通畅,道路微循环不好。

网络上流传的一张照片也显示,从距离地面5公里的高度俯瞰巴黎、华盛顿、东京,能看到蛛网一般密布的干路支路,而北京地区只看得到成片的大院、小区和稀疏的城市道路。

有评论说,中国的城市道路远比国外宽,汽车保有量比国外低,但交通阻塞程度却超过国外。其原因,有中国人普遍不遵守交规,也有这些封闭的小区阻塞了城市交通的“微循环”的原因,对此大家是有共识的。

就事件本身来说,大家都明白拆墙的好处,是利益共享,打开的围墙可以让大家共同获得一大块空间,应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但现实中却发现,很多民众对此文件都有微词。反对的观点基本集中在:一个是小区内道路的产权问题、一个是安全问题。

第一大焦点:小区内道路的产权问题

陆媒引述北京市房协秘书长陈志的话解释说,小区使用的土地,无论是小区内建设道路、绿地,还是建设住宅楼的土地,都先是开发商从政府手中获得使用权,建设完成后出售给业主,而小区使用的土地也被划分到每个购房的业主“头上”。

《物权法》第73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也就是说,对于已有的小区来说,是否开放,应该由业主共同决定。

有民众自问自答:小区的绿地、道路等是否计入到买房时公摊面积?如果是的话,小区开放应给买房的业主予以补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表示,全打开也涉及安全和民众观念等问题,当局不能强行推行,应尊重大家意愿和需求。要尊重《物权法》。而且对于出让的土地使用权,政府强制收回时必须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收回中还需要论证,并进行补偿。

上海交大教授蒋宏认为,在小区开放的过程中,涉及很多物权界定、管理权限、资金来源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有大量基础性工作垫底,很难“一刀切”解决。

第二大焦点:安全问题

打破固有的习惯,一开始总会带来诸多不适。很多人抵触拆墙,最担心的莫过于安全隐患。小区有了围墙,还经常有失窃现象,拆了围墙,情况会怎样?

家住北京西三环的黄女士对大纪元表示:“我们一直住在机关大院,前几年搬了新房,大多住户都安装了防盗门窗,像住监狱的感觉,因此,我们家没有装,结果有一天,小偷破窗而入,盗走家中很多贵重财物。气愤之余,我们也赶忙补装了防盗窗。这还是在大院里住着,都感觉不安全,要是拆除了围墙,那可更没有安全感了。”

《人民日报》海外网旗下微信公众号“侠客岛”撰文《【解局】小区拆墙,我们都在偿还粗放发展欠下的帐》说,从多个平台的调查结果看,七成以上的网友都不赞同拆除封闭住宅小区的围墙,这个数据和我们朋友圈的观感吻合,基本反映民意。有房的都不乐意放弃封闭住宅小区,理由无非“安全”,而没房的对这政策非常赞成,理由无非“治堵”。

一方是私人权益,另一方是公共利益,两者的博弈,构成了改革的曲折路径。

有网民直言:“如果能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亲自去砸墙。”

针对这种焦虑,财经专栏作家“牛弹琴”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也正是当下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在美国一些地方,虽然没有院墙,很多朋友可以虚掩房屋就离开,没有闲人敢进来,因为一旦发现,这是重罪;如果遇到一位浑不吝的主人,后者更可以开枪自卫。

但在我们这边,现在有几个人敢不锁门就离家外出?而且,时不时还有这样的新闻:夫妻半夜睡觉,突然衣不遮体地被丢进山沟,好不容易辗转回到家,发现房子都拆了。有了围墙,还都这样,没有围墙,真是无法想像。”

北京劲松街道曾拆除围墙 犯罪率上升又重建

2月23日,凤凰网的一篇文章提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至本世纪初,北京劲松街道学习大连社区综合治理管理的模式,将各个小区之间的围墙拆除,相互连接,进行绿地修建等统一管理。

大社区管理的模式在一段时间内促进了街道工作的开展,却给治安留下了隐患。

由于几个小区临近地铁、公交枢纽,人员流动性大。无照游商、黑车司机也利用社区相互串通的特点,在小区内穿行,犯罪分子也抓住这一特点在小区内作案。

在2009年9月至2010年3月底半年时间里,据统计,由于小区串通,而发生的各类案件达18,000多件,有逐年提升的趋势。

此后,加强对小区进行封闭式管理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老小区内独居的老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希望能够让小区安全起来。

为了解决小区的治安问题,此后,北京东三环外,劲松辖区的农光里、磨房北里等4个社区都重新修建了围墙。

习当局近日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在大陆引起轩然大波,迅速引爆舆论场。图为天津某小区围墙。(大纪元资料室)
习当局近日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在大陆引起轩然大波,迅速引爆舆论场。图为天津某小区围墙。(大纪元资料室)

二、先拆机关大院高墙?习当局或触碰中共顽结

这个文件引发民众广泛热议。有民众提出,要拆应该先拆中共机关大院。实际上,加剧这个建筑高墙封闭性的正是中共本身。

民众:先拆机关大院

有民众表示,中国大陆可谓全球封闭式小区的集大成者,将圈地运动发挥到极致,城市空间中的大部分被各类机关大院、封闭式小区盘踞。围墙和院落构成了都市的骨骼和框架。强制开放封闭小区,请先从机关大院开始。尤其是北京,世界上没有哪一个都城像北京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机关大院。一个大院就像一个独立的王国,一座城市自然的道路肌理被它分割得支离破碎。

早在2004年,《财经》杂志曾专访过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他从摊大饼式城市规划、机关大院、新城与卧城、脆弱的公交等方面,全面剖析了中国首都的交通问题,试图寻找治本之策。在这位知名“救火队长”的眼中,“机关大院是坚硬的”。

他说:“所有的行政单位,都要盖一个院子,都喜欢筑上围墙封闭起来。今天北京城的所有单位,包括各个大学、各大部委、各类军队大院,还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哪个单位能让公车通过?”他说,至于原因“什么军事保密啦,保护老干部居住环境啦,都有说法,来头都很大”。

一位业内人士说:“大家都在抱怨交通拥堵,但是一旦落实到自己身上,谁也不愿意被打通。”

有民众建议,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拆墙运动,第一步,何不从机关大院开始?当大院文化瓦解,当安防体系由机关大院门口退到办公大楼门口,民众的安全感自然会飙升。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按道理来说,它应该把政府的围墙给拆掉,或者拆除公权力和社会底层的之间这种隔离,而不是它做的形象工程,然后把问题打到中产阶层身上去,它会给中产阶层小区的治安、管理、社会自治各种东西带来很大的问题。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刘波发表评论文章《“小区拆墙恐惧”考问中国城市文明》。文中说,北京等城市存在的单位大院,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物。“打开”单位大院,既符合城市发展的要求,也不会损害公共利益,这一决策是应该支持的。

中共在1949年后大幅围墙 体制造就大院里的优越感

在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时代开始,历朝历代都有围墙筑城的习惯,目的多是为了抵御北部游牧民族或外来民族的入侵。多数中国人都认为,长城是中国人的骄傲。围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遗产。

老北京人朱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谈了自己的看法:“过去没感觉像北京现在这么多的城墙壁垒。以前的老北京虽然有很多城门、四合院也有墙,但胡同四通八达,城里道路也很畅通,可没像现在这样被大块大块地划割成一个个大院。”

2月27日,署名王思想的经济学者在东网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目前的封闭小区,根源追到农耕时代太虚无。实际上,责任完全在1949以后,中共从国民政府手里夺过政权,进入城市后,先是军队在各个城市圈地、围墙,然后是各个权力机关圈地、围墙。不仅办公区域围墙,所谓的部队大院、机关大院也搞围墙。王朔等人津津乐道自己是军队大院成长起来的,传达着一种优越感。

王思想说,权力集团的喜好,必然传递到民间。1990年代以后的各个小区,也要把自己围起来。于是,城市被切割,彼此成为障碍。

网上有民众调侃说,在中国,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在北京,城区的瞧不起郊外的。在城区,二环内的看不起二环外的。住在大院里的看不起住在胡同里的。

北京人的优越感与权势、阶层相关。

各类大院在北京是个普遍现象。微信号“侠客岛”2月24日的文章《私权VS公利:小区拆墙 拆的是某些人的优越感》中描述说,五六十年前,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每个机关大院都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实体。当时荒地也多,随便一划,就是一大片,搞个围墙围起来,墙内是办公区,也是生活区,有自己的食堂、活动室,甚至还有幼儿园、小学,从出生到老死,大院服务一条龙。很多人以“大院子弟”自诩,这背后,还是有种权力的优越感。高高的围墙,隔离的是民众和权力。

已在海外居住多年的沈先生谈起自己以前住过的大院说:“因为父亲是高干,那时,我们家住在军队大院里的小院,有士兵24小时把守,外人还没靠近院门,士兵已经警觉地走出几步示意止步。住在院子里的人都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是有身份的,而住在小院里的人更是享受着各种特权,这种等级观念在军队大院就更加明显。出国后发现,在国外很少看到用围墙围起来的大院,院校等,多年后才渐渐明白,国外人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很友善。”

广东的廖先生对大纪元的记者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前些年,一位大学的教授把已退休的、曾是局级干部的父母接到了他所任教的大学里来生活,当时住在校区的宿舍,条件并不是很好。父母去了以后,很高兴。后来这位教授有了经济基础,在校外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处高档住宅,房子有230平方米,装修好后带父母搬到新房去,结果住了一个星期,老头老太就受不了了,说什么都要搬回去住。教授奇怪地问母亲,这里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要搬回去?母亲回答说:“外面没有墙,不像个单位,好像社会上的人,在大学宿舍里,还是有组织的。”言外之意,“墙”是她心里安全感的底线,同时也代表了一种身份。

网上一篇《机关大院红墙深锁,封闭小区想拆就拆?》的文章一针见血地说,如今开放机关单位公厕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完全开放机关大院。广州3岁女童借用司法局公厕直接被拒,司法局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作为回应。市民借用机关厕所,都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要想从机关内部通过,岂不是翻了天了?

官家权力与民众权利的边界,成为最大的磨擦地带。这应合媒体人罗昌平对网络实名制的那句点评:百姓是透明人,官家是隐形人。

针对民众的反对,有城规专家解释说,打开已建成住宅小区不会“一刀切”,也非简单“拆墙破院”。对此,经济学者王思想有些担心,他表示,在中国当今体制下,恰恰“一刀切”才有可能寻得一点公平,所谓“不搞一刀切”,最后都是“切百姓不切权贵”,这个定理已经被无数次验证了。

中共造成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封闭式小区的通行化,是在中国公共服务水平差、社会安全程度低、民众相互之间信任程度低的现实中,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状况。现在,较高收入者购买封闭化程度高的小区获取安全和高品质的生活,与周边居民区隔开来,较低收入者居住在“开放式”的“城中村”等地域,并忍受生活的不便和嘈杂。

这也反映到了民众的一些思维和表述之中。

微博知名财经博主“财上海”调侃:“拆了围墙,就可以多出一些底楼商铺。汽车尾气多了,儿童乐园也不合适了,直接拆了,改为皖N夜市,我申请一个摊位,卖六安臭豆腐,宁波臭冬瓜,欢迎大家来捧场。名字也想好了,九间堂撸窜,豪宅氛围,雅座带花园,露天厕所。

“拆!姚明住的那个虹口区江景豪宅,前几年卖一平米八万,这我就不说了,但妨碍了我去江边遛弯啊!我们不得已,只好把车停在附近的小马路上,还经常吃罚单,两百块一次啊,我可以吃六斤基围虾了,你说气人吧!姚明啊,你们也要自觉一点,主动拆了围墙吧,我们开车停车就方便了,放心,我不会要签名的。

“如果汤臣一品改为开放小区,我当天晚上立即去那里,烧烤带啤酒,带上高音喇叭,喝完了跳小苹果。到时候,我通知大家。”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当局提出“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争议很大。归根结底,是这个体制无法消除它本身制造出来的官民对立。同时,中共以无神论统治了几十年后,中国社会道德极速下滑,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人们缺少相互信任、贫富差距的悬殊使得不同阶层的人相互仇视。环境污染以及社会普遍存在的冷漠、戾气也是问题所在。

李林一表示,中共多年来的谎言使得百姓根本不相信它,因此,北京当局提出来的方案无论好坏,民众先是表示怀疑,并挖掘背后的负面因素,也因此形成了今天的乱象。民众要求先拆中共机关大院的说法,正是这种不信任的体现。

正如网络评论所说:拆墙,表面看要拆物理之墙,实际更是拆心理之墙;拆墙之日,应该也是国泰民安之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再是梦想。

这一天会晚吗?

近日,当局有关“打开封闭小区”的提法,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图为大连90年代的市区。(网络图片)
近日,当局有关“打开封闭小区”的提法,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图为大连90年代的市区。(网络图片)

三、拆墙文件大讨论 意外泄薄熙来政治野心

现在大陆很多围墙上都装有监视器。保护居民的安全无可厚非,但是,在中共治下,监视器却成了中共监控、迫害民众的一种工具,而大多数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隐私已被中共随时随地在侵犯。

薄熙来掌控大连期间 道路急剧减少的背后

习当局下发有关“打开封闭小区”的文件后,陆媒在探讨这个问题时,透露了一组数据。

陆媒引用大连市市政管理处统计,1997年大连市拥有道路1218条,2000年减少到996条,减少的道路主要是被封堵在小区中或被小区占用。

这个期间,恰好是薄熙来担任大连市长、市委书记之时。

江泽民掌权时期,正是中国大陆城市大搞封闭式社区的时期。薄熙来以安全为由,利用高墙,将这种对民众的监控发挥到极致。

《真实的江泽民》一书透露,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为了讨好外企的老板们,监控不满的工人们,曾下令在开发区五彩城设立了几百个摄像头,他对记者开玩笑说,谁在墙根撒尿都能看见。

而这一手段,薄熙来更是在后来用到了迫害法轮功学员身上。

薄熙来在重庆的恐怖监控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因当初推行迫害政策不得力,当年8月江去大连面见薄熙来,明确对薄表示:“对待法轮功要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薄熙来从此不择手段、全力以赴镇压法轮功,处心积虑配合江泽民的迫害政策。此后,薄的职务升迁进入快车道。

薄熙来到重庆后,将在辽宁迫害法轮功的“经验”引进重庆,监控系统是其中的一环。

薄熙来、王立军倒台后,北京《财经》 杂志曾披露,薄、王管治下的重庆市,为了所谓的“平安重庆”,耗资200多亿元人民币,建设了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监控系统,该系统仅是摄像头就有50万个,遍布全市各区、各单位机构、街道居委会、生活小区等。重庆市每个角落都在被监控之中。

2010年,薄、王又在重庆建起“高精尖”装备的巡警平台150多个,高薪招聘昼夜循环巡警四千名。薄熙来除大量招编巡警外,还收编了许多协警和社会闲杂人员充当打手。重庆城高空摄像头星罗棋布;地上各类巡警、便衣、保安、城管、“红袖标”遍布大街小巷,重庆城像个恐怖的密闭铁桶。

有评论认为,薄熙来搞这一套部分原因是恐惧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害怕其迫害法轮功被十几个国家起诉的真相曝光。因此,薄不余遗力地实施24小时监控和确保任何时候都可展开大规模的跟踪、抓捕。

同时,这种监控也为其镇压其他民众提供了可能。

据悉,仅2001年,中共就投入了至少40亿安装监控法轮功学员的监视系统。

监控升级 王立军与中共的“大情报”系统

墙头上的摄像头只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全方位监控民众的部分手段,此外,中共更通过绝密工程监视百姓。

2014年7月,海外媒体报导《揭秘公安部“大情报”绝密工程》的文章中提到,王立军曾出马聘请中国顶尖的专家技术团队,研发一套用于监控手机和互联网的安全系统,号称可以跟踪监控全市乃至全国的手机互联网信息。王立军曾当着到访的政要显示这套监控系统:只要输入监控目标的名字或手机号码,目标对象的个人信息、有关情况,以至当时所在方位行踪等资料,就会马上一览无遗。

据披露,王立军将这个系统命名为“大情报”。所谓“大情报系统”,即公安系统近年来推行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的“信息化工程”,主要目标是不明身份人员(尸体)信息系统、通缉通报信息系统、被盗抢及丢失机动车(船)信息系统等。后来,目标扩大为社会所有公共信息,包括社保、交通、通信、户籍等所有社会公共信息。

现在中共公安部的“大情报系统”就源于1998年启动的“金盾工程”。“金盾工程”是中共的“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中共秘密建立的一个庞大的网路监控项目。这个监视系统,据说中共可以用其来看、听及“思维”。

公开资料显示,“金盾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包括:江泽民、江绵恒、前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前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前公安部副部长兼金盾工程领导小组组长张新枫、前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前公安部科技局局长柳晓川、前公安部信息通讯局总工马晓东等。

据称,江绵恒所主持的“金盾工程”前期投资就有8亿美元,为的就是不让大陆网民得到任何有关民主、人权、自由,特别是法轮功的海外资讯。同时也监控法轮功学员的一举一动。

中共“大情报”系统 墙头的摄像头是工具之一

相比美国“棱镜计划”,中共的“大情报”监控则内容广泛、不择手段,不但包括墙头上的摄像头,还包括网络,手机等,而且不告知民众,肆意秘密进行。迄今为止,由中共公安部门主导的这个庞大的监控工程,涉及公民私隐,但竟然没有任何法律授权,只是公安部认为“业务需要”而定,用的是公款和纳税人的钱,大陆几百个大中城市,每个城市都是数以亿计投资。甚至监控、收集、使用也不受约束。

报导指,“情报”一般是指针对国外政府或者机构的,但中共的绝密工程“大情报”却设置在公安部下,目的是监控13亿国民。其监控手段和方式令人震惊,这个工程已经进行了10年多,密不透风,究竟有多少是透过墙头上的摄像头执行的,直到今天外界仍知之甚少。

2008年北京奥运时,人们发现,在北京的出租车、公交车上均安装了摄像头,约同时期,中国各地城市也开始大规模安装街头摄像头。2009年,深圳市内安装的监控摄像机共达80多万个,深圳市人口达1200万,也就是说,每15人就有一个摄像头。深圳附近的广州设置了25万个摄像机,佛山、东莞、中山分别设置了10万个。南部云南省昆明市也设置了31万个摄像机。同年,在中国676个城市内随处可以看到监控摄像机,监控设备无处不在。

此后,监控系统更延伸到全国各个角落,针对的人群是全部国民,甚至海外人士。

手机、网络聊天、邮件等内容,以及用户在什么地方使用手机、上网,各城市公共场所的摄像,都在“大情报”数据收集存储的范围内,数据规模之多自然是天文数字。

中共的“大情报”对公民监控,不需任何手续,甚至坐在监控中心,可随意查看公民生活资讯,举例说,公民聊天的内容都被收集存储。这种做法,致使中国民间也纷纷效仿。

大陆媒体曾报导,广东东莞一家水疗馆被曝出在男女更衣室均安装了视频监控设备,男女顾客们赤身裸体的画面在售票大厅里一览无余,被直播出来,工作人员则称是为了震慑窃贼。

分析:习当局的拆墙文件触及中共两大方面

时事评论员石久天说,习当局这次下发拆墙文件,假如真的是连机关大院都要拆除,那就触及了中共体制所造成的官民对立问题和体制的一些顽疾。

石久天还说,实际上,习当局还触及到了一个对民众的监控问题。在此过程中,就像废除劳教一样,两大阵营之间还会有各种较量。#

责任编辑:林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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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4 10: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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