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3月04日訊】（大紀元記者郭惠採訪報導）中國城市交通擁堵已成為困擾各大市區的「城市病」，以致城市活動效率下降，民眾對此一直抱怨不止，但似乎目前為止也沒有好的解決辦法。
2月21日，習當局意外公布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當局稱，此舉是為解決交通路網布局提出的方案。
未曾想，這一話題在大陸引起軒然大波，迅速引爆輿論場。「拆牆破院」，這個突然降臨的文件激發了民眾普遍的不安全感與焦慮，擔憂的情緒開始蔓延。
一、習當局打開圍牆 網絡在兩焦點上炸鍋
當局提「拆牆破院」暢通道路微循環
2月21日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公布，其中第16條稱：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解決交通路網布局問題，促進土地節約利用。
由於事先並沒有對這個文件的「吹風」，大陸網絡炸開了鍋。
對此文件，有媒體解釋稱，封閉的住宅小區和大院阻礙城市交通。去一個不遠的地方，從地圖上看，明明直線距離很近，但實際上一個龐大的院子橫在眼前，要過去的話，只能繞過大院或小區，走很遠的路才能到達目的地。
有城市規劃專家說，以北京為例，其實北京的道路寬度並不比國際上其它大城市窄，甚至要更寬，但擁堵的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城市支路等毛細血管不通暢，道路微循環不好。
網絡上流傳的一張照片也顯示，從距離地面5公里的高度俯瞰巴黎、華盛頓、東京，能看到蛛網一般密布的干路支路，而北京地區只看得到成片的大院、小區和稀疏的城市道路。
有評論說，中國的城市道路遠比國外寬，汽車保有量比國外低，但交通阻塞程度卻超過國外。其原因，有中國人普遍不遵守交規，也有這些封閉的小區阻塞了城市交通的「微循環」的原因，對此大家是有共識的。
就事件本身來說，大家都明白拆牆的好處，是利益共享，打開的圍牆可以讓大家共同獲得一大塊空間，應該是利國利民的好事。
但現實中卻發現，很多民眾對此文件都有微詞。反對的觀點基本集中在：一個是小區內道路的產權問題、一個是安全問題。
第一大焦點：小區內道路的產權問題
陸媒引述北京市房協秘書長陳志的話解釋說，小區使用的土地，無論是小區內建設道路、綠地，還是建設住宅樓的土地，都先是開發商從政府手中獲得使用權，建設完成後出售給業主，而小區使用的土地也被劃分到每個購房的業主「頭上」。
《物權法》第73條規定：「建築區劃內的道路，屬於業主共有，但屬於城鎮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築區劃內的綠地，屬於業主共有，但屬於城鎮公共綠地或者明示屬於個人的除外。」也就是說，對於已有的小區來說，是否開放，應該由業主共同決定。
有民眾自問自答：小區的綠地、道路等是否計入到買房時公攤面積？如果是的話，小區開放應給買房的業主予以補償。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衛國表示，全打開也涉及安全和民眾觀念等問題，當局不能強行推行，應尊重大家意願和需求。要尊重《物權法》。而且對於出讓的土地使用權，政府強制收回時必須是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收回中還需要論證，並進行補償。
上海交大教授蔣宏認為，在小區開放的過程中，涉及很多物權界定、管理權限、資金來源等問題，這些都需要有大量基礎性工作墊底，很難「一刀切」解決。
第二大焦點：安全問題
打破固有的習慣，一開始總會帶來諸多不適。很多人抵觸拆牆，最擔心的莫過於安全隱患。小區有了圍牆，還經常有失竊現象，拆了圍牆，情況會怎樣？
家住北京西三環的黃女士對大紀元表示：「我們一直住在機關大院，前幾年搬了新房，大多住戶都安裝了防盜門窗，像住監獄的感覺，因此，我們家沒有裝，結果有一天，小偷破窗而入，盜走家中很多貴重財物。氣憤之餘，我們也趕忙補裝了防盜窗。這還是在大院裡住著，都感覺不安全，要是拆除了圍牆，那可更沒有安全感了。」
《人民日報》海外網旗下微信公眾號「俠客島」撰文《【解局】小區拆牆，我們都在償還粗放發展欠下的帳》說，從多個平台的調查結果看，七成以上的網友都不贊同拆除封閉住宅小區的圍牆，這個數據和我們朋友圈的觀感吻合，基本反映民意。有房的都不樂意放棄封閉住宅小區，理由無非「安全」，而沒房的對這政策非常贊成，理由無非「治堵」。
一方是私人權益，另一方是公共利益，兩者的博弈，構成了改革的曲折路徑。
有網民直言：「如果能做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我親自去砸牆。」
針對這種焦慮，財經專欄作家「牛彈琴」談了自己的看法：這也正是當下社會現實的客觀反映。「在美國一些地方，雖然沒有院牆，很多朋友可以虛掩房屋就離開，沒有閒人敢進來，因為一旦發現，這是重罪；如果遇到一位渾不吝的主人，後者更可以開槍自衛。
但在我們這邊，現在有幾個人敢不鎖門就離家外出？而且，時不時還有這樣的新聞：夫妻半夜睡覺，突然衣不遮體地被丟進山溝，好不容易輾轉回到家，發現房子都拆了。有了圍牆，還都這樣，沒有圍牆，真是無法想像。」
北京勁松街道曾拆除圍牆 犯罪率上升又重建
2月23日，鳳凰網的一篇文章提到，上世紀90年代末期至本世紀初，北京勁松街道學習大連社區綜合治理管理的模式，將各個小區之間的圍牆拆除，相互連接，進行綠地修建等統一管理。
大社區管理的模式在一段時間內促進了街道工作的開展，卻給治安留下了隱患。
由於幾個小區臨近地鐵、公交樞紐，人員流動性大。無照游商、黑車司機也利用社區相互串通的特點，在小區內穿行，犯罪分子也抓住這一特點在小區內作案。
在2009年9月至2010年3月底半年時間裡，據統計，由於小區串通，而發生的各類案件達18,000多件，有逐年提升的趨勢。
此後，加強對小區進行封閉式管理的呼聲越來越高，特別是老小區內獨居的老人越來越多，大家都希望能夠讓小區安全起來。
為了解決小區的治安問題，此後，北京東三環外，勁松轄區的農光里、磨房北里等4個社區都重新修建了圍牆。
二、先拆機關大院高牆？習當局或觸碰中共頑結
這個文件引發民眾廣泛熱議。有民眾提出，要拆應該先拆中共機關大院。實際上，加劇這個建築高牆封閉性的正是中共本身。
民眾：先拆機關大院
有民眾表示，中國大陸可謂全球封閉式小區的集大成者，將圈地運動發揮到極致，城市空間中的大部分被各類機關大院、封閉式小區盤踞。圍牆和院落構成了都市的骨骼和框架。強制開放封閉小區，請先從機關大院開始。尤其是北京，世界上沒有哪一個都城像北京這樣，擁有如此眾多的機關大院。一個大院就像一個獨立的王國，一座城市自然的道路肌理被它分割得支離破碎。
早在2004年，《財經》雜誌曾專訪過時任北京市長王岐山，他從攤大餅式城市規劃、機關大院、新城與臥城、脆弱的公交等方面，全面剖析了中國首都的交通問題，試圖尋找治本之策。在這位知名「救火隊長」的眼中，「機關大院是堅硬的」。
他說：「所有的行政單位，都要蓋一個院子，都喜歡築上圍牆封閉起來。今天北京城的所有單位，包括各個大學、各大部委、各類軍隊大院，還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哪個單位能讓公車通過？」他說，至於原因「甚麼軍事保密啦，保護老幹部居住環境啦，都有說法，來頭都很大」。
一位業內人士說：「大家都在抱怨交通擁堵，但是一旦落實到自己身上，誰也不願意被打通。」
有民眾建議，這場史上最大規模的拆牆運動，第一步，何不從機關大院開始？當大院文化瓦解，當安防體系由機關大院門口退到辦公大樓門口，民眾的安全感自然會飆升。
北京憲政學者陳永苗表示，按道理來說，它應該把政府的圍牆給拆掉，或者拆除公權力和社會底層的之間這種隔離，而不是它做的形象工程，然後把問題打到中產階層身上去，它會給中產階層小區的治安、管理、社會自治各種東西帶來很大的問題。
FT中文網公共政策主編劉波發表評論文章《「小區拆牆恐懼」考問中國城市文明》。文中說，北京等城市存在的單位大院，是一種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留物。「打開」單位大院，既符合城市發展的要求，也不會損害公共利益，這一決策是應該支持的。
中共在1949年後大幅圍牆 體制造就大院裡的優越感
在中國歷史上，從秦始皇時代開始，歷朝歷代都有圍牆築城的習慣，目的多是為了抵禦北部遊牧民族或外來民族的入侵。多數中國人都認為，長城是中國人的驕傲。圍牆是中國歷史文化的遺產。
老北京人朱先生對大紀元記者談了自己的看法：「過去沒感覺像北京現在這麼多的城牆壁壘。以前的老北京雖然有很多城門、四合院也有牆，但胡同四通八達，城裡道路也很暢通，可沒像現在這樣被大塊大塊地劃割成一個個大院。」
2月27日，署名王思想的經濟學者在東網發表評論文章說，中國目前的封閉小區，根源追到農耕時代太虛無。實際上，責任完全在1949以後，中共從國民政府手裡奪過政權，進入城市後，先是軍隊在各個城市圈地、圍牆，然後是各個權力機關圈地、圍牆。不僅辦公區域圍牆，所謂的部隊大院、機關大院也搞圍牆。王朔等人津津樂道自己是軍隊大院成長起來的，傳達著一種優越感。
王思想說，權力集團的喜好，必然傳遞到民間。1990年代以後的各個小區，也要把自己圍起來。於是，城市被切割，彼此成為障礙。
網上有民眾調侃說，在中國，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在北京，城區的瞧不起郊外的。在城區，二環內的看不起二環外的。住在大院裡的看不起住在胡同裡的。
北京人的優越感與權勢、階層相關。
各類大院在北京是個普遍現象。微信號「俠客島」2月24日的文章《私權VS公利：小區拆牆 拆的是某些人的優越感》中描述說，五六十年前，學習蘇聯搞計劃經濟，每個機關大院都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實體。當時荒地也多，隨便一劃，就是一大片，搞個圍牆圍起來，牆內是辦公區，也是生活區，有自己的食堂、活動室，甚至還有幼兒園、小學，從出生到老死，大院服務一條龍。很多人以「大院子弟」自詡，這背後，還是有種權力的優越感。高高的圍牆，隔離的是民眾和權力。
已在海外居住多年的沈先生談起自己以前住過的大院說：「因為父親是高幹，那時，我們家住在軍隊大院裡的小院，有士兵24小時把守，外人還沒靠近院門，士兵已經警覺地走出幾步示意止步。住在院子裡的人都有一種優越感，覺得自己是有身份的，而住在小院裡的人更是享受著各種特權，這種等級觀念在軍隊大院就更加明顯。出國後發現，在國外很少看到用圍牆圍起來的大院，院校等，多年後才漸漸明白，國外人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生活方式，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很友善。」
廣東的廖先生對大紀元的記者講了這麼一個故事：前些年，一位大學的教授把已退休的、曾是局級幹部的父母接到了他所任教的大學裡來生活，當時住在校區的宿舍，條件並不是很好。父母去了以後，很高興。後來這位教授有了經濟基礎，在校外不遠的地方買了一處高檔住宅，房子有230平方米，裝修好後帶父母搬到新房去，結果住了一個星期，老頭老太就受不了了，說什麼都要搬回去住。教授奇怪地問母親，這裡條件這麼好，為甚麼要搬回去？母親回答說：「外面沒有墻，不像個單位，好像社會上的人，在大學宿舍裡，還是有組織的。」言外之意，「墻」是她心裡安全感的底線，同時也代表了一種身份。
網上一篇《機關大院紅牆深鎖，封閉小區想拆就拆？》的文章一針見血地說，如今開放機關單位公廁都困難重重，更不用說完全開放機關大院。廣州3歲女童借用司法局公廁直接被拒，司法局以存在「重大安全隱患」作為回應。市民借用機關廁所，都會存在重大安全隱患，要想從機關內部通過，豈不是翻了天了？
官家權力與民眾權利的邊界，成為最大的磨擦地帶。這應合媒體人羅昌平對網絡實名制的那句點評：百姓是透明人，官家是隱形人。
針對民眾的反對，有城規專家解釋說，打開已建成住宅小區不會「一刀切」，也非簡單「拆牆破院」。對此，經濟學者王思想有些擔心，他表示，在中國當今體制下，恰恰「一刀切」才有可能尋得一點公平，所謂「不搞一刀切」，最後都是「切百姓不切權貴」，這個定理已經被無數次驗證了。
中共造成的社會問題
事實上，封閉式小區的通行化，是在中國公共服務水平差、社會安全程度低、民眾相互之間信任程度低的現實中，所必然出現的一種狀況。現在，較高收入者購買封閉化程度高的小區獲取安全和高品質的生活，與周邊居民區隔開來，較低收入者居住在「開放式」的「城中村」等地域，並忍受生活的不便和嘈雜。
這也反映到了民眾的一些思維和表述之中。
微博知名財經博主「財上海」調侃：「拆了圍牆，就可以多出一些底樓商舖。汽車尾氣多了，兒童樂園也不合適了，直接拆了，改為皖N夜市，我申請一個攤位，賣六安臭豆腐，寧波臭冬瓜，歡迎大家來捧場。名字也想好了，九間堂擼竄，豪宅氛圍，雅座帶花園，露天廁所。
「拆！姚明住的那個虹口區江景豪宅，前幾年賣一平米八萬，這我就不說了，但妨礙了我去江邊遛彎啊！我們不得已，只好把車停在附近的小馬路上，還經常吃罰單，兩百塊一次啊，我可以吃六斤基圍蝦了，你說氣人吧！姚明啊，你們也要自覺一點，主動拆了圍牆吧，我們開車停車就方便了，放心，我不會要簽名的。
「如果湯臣一品改為開放小區，我當天晚上立即去那裡，燒烤帶啤酒，帶上高音喇叭，喝完了跳小蘋果。到時候，我通知大家。」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認為，當局提出「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的願望是好的，但是爭議很大。歸根結底，是這個體制無法消除它本身製造出來的官民對立。同時，中共以無神論統治了幾十年後，中國社會道德極速下滑，社會治安狀況令人擔憂、人們缺少相互信任、貧富差距的懸殊使得不同階層的人相互仇視。環境污染以及社會普遍存在的冷漠、戾氣也是問題所在。
李林一表示，中共多年來的謊言使得百姓根本不相信它，因此，北京當局提出來的方案無論好壞，民眾先是表示懷疑，並挖掘背後的負面因素，也因此形成了今天的亂象。民眾要求先拆中共機關大院的說法，正是這種不信任的體現。
正如網絡評論所說：拆牆，表面看要拆物理之牆，實際更是拆心理之牆；拆牆之日，應該也是國泰民安之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不再是夢想。
這一天會晚嗎？
三、拆牆文件大討論 意外洩薄熙來政治野心
現在大陸很多圍牆上都裝有監視器。保護居民的安全無可厚非，但是，在中共治下，監視器卻成了中共監控、迫害民眾的一種工具，而大多數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隱私已被中共隨時隨地在侵犯。
薄熙來掌控大連期間 道路急劇減少的背後
習當局下發有關「打開封閉小區」的文件後，陸媒在探討這個問題時，透露了一組數據。
陸媒引用大連市市政管理處統計，1997年大連市擁有道路1218條，2000年減少到996條，減少的道路主要是被封堵在小區中或被小區占用。
這個期間，恰好是薄熙來擔任大連市長、市委書記之時。
江澤民掌權時期，正是中國大陸城市大搞封閉式社區的時期。薄熙來以安全為由，利用高牆，將這種對民眾的監控發揮到極致。
《真實的江澤民》一書透露，時任大連市長的薄熙來為了討好外企的老闆們，監控不滿的工人們，曾下令在開發區五彩城設立了幾百個攝像頭，他對記者開玩笑說，誰在牆根撒尿都能看見。
而這一手段，薄熙來更是在後來用到了迫害法輪功學員身上。
薄熙來在重慶的恐怖監控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發動鎮壓法輪功，因當初推行迫害政策不得力，當年8月江去大連面見薄熙來，明確對薄表示：「對待法輪功要表現強硬，才能有上升的資本。」薄熙來從此不擇手段、全力以赴鎮壓法輪功，處心積慮配合江澤民的迫害政策。此後，薄的職務升遷進入快車道。
薄熙來到重慶後，將在遼寧迫害法輪功的「經驗」引進重慶，監控系統是其中的一環。
薄熙來、王立軍倒台後，北京《財經》 雜誌曾披露，薄、王管治下的重慶市，為了所謂的「平安重慶」，耗資200多億元人民幣，建設了一個號稱「世界上最先進」的監控系統，該系統僅是攝像頭就有50萬個，遍布全市各區、各單位機構、街道居委會、生活小區等。重慶市每個角落都在被監控之中。
2010年，薄、王又在重慶建起「高精尖」裝備的巡警平台150多個，高薪招聘晝夜循環巡警四千名。薄熙來除大量招編巡警外，還收編了許多協警和社會閒雜人員充當打手。重慶城高空攝像頭星羅棋布；地上各類巡警、便衣、保安、城管、「紅袖標」遍布大街小巷，重慶城像個恐怖的密閉鐵桶。
有評論認為，薄熙來搞這一套部分原因是恐懼法輪功學員傳播真相，害怕其迫害法輪功被十幾個國家起訴的真相曝光。因此，薄不餘遺力地實施24小時監控和確保任何時候都可展開大規模的跟蹤、抓捕。
同時，這種監控也為其鎮壓其他民眾提供了可能。
據悉，僅2001年，中共就投入了至少40億安裝監控法輪功學員的監視系統。
監控升級 王立軍與中共的「大情報」系統
牆頭上的攝像頭只是中共江澤民集團全方位監控民眾的部分手段，此外，中共更通過絕密工程監視百姓。
2014年7月，海外媒體報導《揭秘公安部「大情報」絕密工程》的文章中提到，王立軍曾出馬聘請中國頂尖的專家技術團隊，研發一套用於監控手機和互聯網的安全系統，號稱可以跟蹤監控全市乃至全國的手機互聯網信息。王立軍曾當著到訪的政要顯示這套監控系統：只要輸入監控目標的名字或手機號碼，目標對象的個人信息、有關情況，以至當時所在方位行蹤等資料，就會馬上一覽無遺。
據披露，王立軍將這個系統命名為「大情報」。所謂「大情報系統」，即公安系統近年來推行的三項重點工作之一的「信息化工程」，主要目標是不明身份人員（屍體）信息系統、通緝通報信息系統、被盜搶及丟失機動車（船）信息系統等。後來，目標擴大為社會所有公共信息，包括社保、交通、通信、戶籍等所有社會公共信息。
現在中共公安部的「大情報系統」就源於1998年啟動的「金盾工程」。「金盾工程」是中共的「全國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中共秘密建立的一個龐大的網路監控項目。這個監視系統，據說中共可以用其來看、聽及「思維」。
公開資料顯示，「金盾工程」的主要負責人包括：江澤民、江綿恆、前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前公安部部長賈春旺、前公安部副部長兼金盾工程領導小組組長張新楓、前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前公安部科技局局長柳曉川、前公安部信息通訊局總工馬曉東等。
據稱，江綿恆所主持的「金盾工程」前期投資就有8億美元，為的就是不讓大陸網民得到任何有關民主、人權、自由，特別是法輪功的海外資訊。同時也監控法輪功學員的一舉一動。
中共「大情報」系統 牆頭的攝像頭是工具之一
相比美國「稜鏡計劃」，中共的「大情報」監控則內容廣泛、不擇手段，不但包括牆頭上的攝像頭，還包括網絡，手機等，而且不告知民眾，肆意秘密進行。迄今為止，由中共公安部門主導的這個龐大的監控工程，涉及公民私隱，但竟然沒有任何法律授權，只是公安部認為「業務需要」而定，用的是公款和納稅人的錢，大陸幾百個大中城市，每個城市都是數以億計投資。甚至監控、收集、使用也不受約束。
報導指，「情報」一般是指針對國外政府或者機構的，但中共的絕密工程「大情報」卻設置在公安部下，目的是監控13億國民。其監控手段和方式令人震驚，這個工程已經進行了10年多，密不透風，究竟有多少是透過牆頭上的攝像頭執行的，直到今天外界仍知之甚少。
2008年北京奧運時，人們發現，在北京的出租車、公交車上均安裝了攝像頭，約同時期，中國各地城市也開始大規模安裝街頭攝像頭。2009年，深圳市內安裝的監控攝像機共達80多萬個，深圳市人口達1200萬，也就是說，每15人就有一個攝像頭。深圳附近的廣州設置了25萬個攝像機，佛山、東莞、中山分別設置了10萬個。南部雲南省昆明市也設置了31萬個攝像機。同年，在中國676個城市內隨處可以看到監控攝像機，監控設備無處不在。
此後，監控系統更延伸到全國各個角落，針對的人群是全部國民，甚至海外人士。
手機、網絡聊天、郵件等內容，以及用戶在甚麼地方使用手機、上網，各城市公共場所的攝像，都在「大情報」數據收集存儲的範圍內，數據規模之多自然是天文數字。
中共的「大情報」對公民監控，不需任何手續，甚至坐在監控中心，可隨意查看公民生活資訊，舉例說，公民聊天的內容都被收集存儲。這種做法，致使中國民間也紛紛效仿。
大陸媒體曾報導，廣東東莞一家水療館被曝出在男女更衣室均安裝了視頻監控設備，男女顧客們赤身裸體的畫面在售票大廳裡一覽無餘，被直播出來，工作人員則稱是為了震懾竊賊。
分析：習當局的拆牆文件觸及中共兩大方面
時事評論員石久天說，習當局這次下發拆牆文件，假如真的是連機關大院都要拆除，那就觸及了中共體制所造成的官民對立問題和體制的一些頑疾。
石久天還說，實際上，習當局還觸及到了一個對民眾的監控問題。在此過程中，就像廢除勞教一樣，兩大陣營之間還會有各種較量。#
責任編輯：林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