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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档】延安整风中周恩来的丑态

武德山

延安整风(大纪元配图)

延安整风(大纪元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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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8月10日讯】在延安整风中,中共把人变成鬼。在其过程中,每个人都丑态百出。周恩来作了五次公开的检讨,在政治局会上连骂自己五天,还称自己“猥琐”、“奴性”、“犯了极大的罪过”。

刘少奇在整风中把毛泽东捧上“神坛”

在这次整风中,刘少奇和康生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而其他所有领导人都被编进各个学习小组,成为被整肃的对象。

刘少奇在许多场合不指名地对王明进行攻击,称其是“披了马列主义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在整风中,刘少奇把毛泽东捧上“神坛”,因此得到毛的重用,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进入中央书记处,迅速成为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

为了配合毛的延安整风, 1939年7月,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一版再版、印了又印的小册子,就是教导党员要做党和党的领袖的驯服工具。

周恩来五次公开检讨

在中央苏区时,周恩来因追随博古等人夺了毛泽东的军权,被认定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经验宗派的代表”,有人要求开除他的党籍,甚至提出处决他。周恩来写了四篇五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又写了两万多字的检查,先后进行了五次公开检讨,仍不能过关。

毛泽东不满足于周恩来的听话、顺从,他把周恩来领导的地下党打成特务集团。周恩来马上在大会上连篇累牍地歌颂毛泽东。1939年11月在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一连骂了自己五天,说自己“犯了极大的罪过”,是王明的“帮凶”,骂自己从前当领导是“篡党篡政篡军”,还称自己“猥琐”、“奴性”。他在党内到处演讲,大讲他本人和其他领导如何给党带来灾难,毛泽东如何从他们手里挽救了党。

针对知识分子的普遍整风

高层整风的目标是打掉中共高层阻碍毛泽东威望的张闻天等留苏派,进而削弱其背后共产国际的权威。普遍整风则是针对知识分子内心向往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格独立等价值的渴望。

康生原本是留苏派的,此时立刻转换立场。1942年2月21日、3月7日、4月8日,在延安中央党政军各界干部会上,康生连续三次传达毛的整风报告。他将毛有关“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概念在延安各中央机关广为散播。听了康生的传达后,延安各机关、学校纷纷成立整风领导机构,日夜精读指定文件,日常的业务工作基本停止。自此,整风运动逐渐转向反奸、抢救运动。

1937年、1938年,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怀着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崇仰和对中国未来光明前途的憧憬,从天南海北,有的还从印尼、新加坡,经过许多艰难和曲折奔向延安。延安一时到处充满青年人的欢声笑语,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集中到延安的热血青年大约有四万人,很多只有十几、二十岁,是由中共地下党以抗日的名义把他们吸引到这块“革命圣地”来的。他们对国民党没能铲除的贫困和不公正感到失望;对中共在长征前制造的惨剧不了解,或不相信,以为是国民党的宣传;他们相信了中共的许诺:人与人之间会有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会卸掉封建的枷锁,得到自由。为此,他们愿意忍受延安艰苦的物质生活。有的人为了表示与“旧社会”一刀两断,还改了自己的姓名。

但是,他们很快就感到了失望,现实与梦想相差甚远。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延安与外界关系中断,在封闭的环境下,延安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生活领域开始出现重大变化。毛泽东利用王明、康生带来的苏联“反托派”精神为自己服务,放纵康生在延安营造“肃托”的精神恐怖。青年知识分子失踪的事情时有耳闻。到处都有特权现象,上下等级差序制度日见森严,平等难寻踪迹。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然发现,他们从乌托邦理想国的主人,一下子跌到等级差序结构的最底层。

同时,他们被批评成小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习惯也开始受到指责,恋爱自由逐渐受到限制。

思乡病和不满情绪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蔓延开来。他们对批评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不认可,说:“领导不关心群众生活”,“有的干部两张皮,对领导毕恭毕敬,对下级神气活现”,“到处乌鸦一般黑”,“有些领导说的好听什么阶级友爱啊,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野百合花》事件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刊出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紧接着《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一刊出,立即轰动了延安。

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以文学形式尖锐抨击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基层领导没有文化、动辄用政治帽子压制人的现象;曲折表达了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和不满情绪。文章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新型关系。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这一组文章中最具影响力。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实味描绘了当时延安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等现实。

王实味,20岁就读北京大学文科预科时就加入了中共,1937年10月来到延安后,他先入鲁迅艺术学院,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列原著。王实味个性耿直,看不惯编译室负责人陈伯达等人的谀上压下。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后,王实味转入中国文艺研究室作特别研究员,待遇也算是很高的。

1942年2月始,王实味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发表文章,如《政治家、艺术家》、《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另感两则》等。这些文章大胆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真实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理想破灭后的沮丧和失望,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和官僚趋向表示了忧虑。他坚持艺术家的责任:“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 从而与“欣欣向荣”的主潮形成激烈的冲突。他剖析产生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向掌握党军大权的毛泽东发起挑战。

毛看到王实味的文章后,立刻给《解放日报》打电话,报社受到整肃。王实味把更尖锐的思想又写到墙报上,大声疾呼人们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说:“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要了解,软骨头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一天晚上,毛泽东打着马灯去看王实味的墙报文章,看到激动的人群边看边称赞王实味,没人看他毛泽东一眼。回来后毛马上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这些东西……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发言,猛烈抨击自由主义,他说:“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说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在整风运动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7]

5月初,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不久,康生宣布:王实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复兴社分子,是兼职特务。6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对王实味托派问题加以肯定,他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他谈过话的人有20多个。 [8]

王实味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误,在会上,他几次想为自己作辩解,可每次话还没说完,就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用自诬来换得党的宽恕和解脱,因而批判不断升级。

在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很快就被扣上三个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王实味宣布退出中共,以此来解脱。但是,罗迈不允许他退党,而是宣布将他开除出党。

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逮捕,在“逼、供、信”式的审讯下,王实味最终承认自己是托派,而且还是“天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王实味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单独囚禁中度过的。1944年,国民党地区的记者来访延安,他们见到的王实味,已经被整成了机器人。当时王实味按照中共的要求反复背书:“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决定撤离延安,王实味由中央社会部押送到晋绥根据地。途中,因“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王实味成了行军途中的一个包袱。晋绥公安总局请示中央社会部,经康生与李克农批准,决定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执行干部为节省子弹,将王实味带到黄河边一处偏僻山隅,用对付日本鬼子的大砍刀,从其身后将他砍死。因担心被人认出,又乱刀百次后,将尸体丢进一口枯井。那是1947年7月1日夜晚,那年王实味四十一岁。(未完待续)#

注释

[7]毛泽东讲话记录稿,1942年4月20日。

[8]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91年2月7日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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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3 1:1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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