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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黑皮书》前言之二:双重标准

作者:马丁‧玛利亚

大纪元获得授权翻译、发行《共产主义黑皮书》中文版。(大纪元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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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1月02日讯】(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当本书面世之际,法国社会党人、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碰巧需要共产党人的投票来组成议会多数派。于是,右派的演说者们在国民议会引用黑皮书,起身攻击他的政府窝藏没有为过去罪行忏悔的盟友。若斯潘回忆了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组建的自由联盟(这是公平的游戏),以此进行反驳,只是为了更好地得出结论:与他们一同执政,他也很“自豪”(这并没什么说服力,因为组建自由联盟时古拉格还不为人所知)。这也不只是若斯潘情急之下才说的话;在他领导的左派看来,共产党人尽管过去犯有错误,但仍属于民主进步阵营,而右派则被怀疑对“法西斯主义者”让-玛丽‧勒庞 (Jean-Marie Le Pen)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持温和立场(要知道,保守派曾一度共同支持维希政府)。此事以非戴高乐主义者的右派走出议会而告终,而戴高乐主义者则尴尬地留在席位上。紧接着,这场辩论就延烧至电视和报刊。

其实,这场辩论也在本书的作者中引发分歧。所有作者都是研究学者,与共产主义历史与社会学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 d’Histoire et de Sociologie du Communisme)及其评论性刊物《共产主义》有关。该机构由共产主义学术研究的先驱、已故的安妮‧克里格尔(Annie Kriegel)创立,其任务是与俄罗斯较年轻的史学家合作,开发获取苏联档案的新渠道。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人员都曾是共产主义者或其亲密的同伴;正是如何评价他们共同的过去,引发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因此,当《黑皮书》掀起可预见的政治风暴时,库托伊斯两个关键的合作伙伴——写俄罗斯部分的尼古拉‧韦尔特(Nicolas Werth)和写中国部分的让-路易斯‧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都公开表示不赞成他更大胆的结论。

让我们从这场辩论开始吧,它几乎不是专门针对法国而言。无论何时何地,当我们提出“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以及本世纪两个极权主义在道义上的对等性问题时,都会引发辩论。因为认为纳粹主义之邪恶独一无二的看法现在已根深蒂固,以至于与其作任何比较都容易显得不可信。

对纳粹主义作出这样的评价有几个原因,其中最明显的是,西方民主国家在二战中组建了一种全球性的“民众阵线”,来对抗“法西斯主义”。而且,相比纳粹当时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共产主义在冷战时期只是从远方威胁西方。因此,在这场新的冲突中,尽管民主面临的风险和二战时一样高,但发起冲突的压力明显低很多;冷战以“邪恶帝国”最后一任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投入冷战终极勇士罗纳德‧里根总统战友般的怀抱而告终。因此,共产主义的崩溃并未随之带来纽伦堡式审判,也没有因此促成去共产化,严肃地将列宁主义从文明中剔除;当然,仍然存在具有稳固国际地位的共产政权。

我们持双重看法的另一个原因是,纳粹主义在其罪恶最猖獗时,因战败而崩溃,从而将其全部罪恶永远定格在世界的记忆中。相比之下,共产主义在其邪恶高峰期却取得重大胜利,从而赢得半个世纪的生命力。期间,发生了苏联部分清算斯大林。此外,在一些国家,也有一些不成功的领导人试图为这一体制赋予“人道色彩”[如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于1968年进行的改革]。最终共产主义丧失了活力。由于这两种极权主义迥然不同的结局,纳粹主义所有的秘密都在50年前得以曝光,而我们探查苏联的档案还仅仅是开始,东亚和古巴的档案甚至依然被封存。

更多的主观因素,使人们在检视历史档案时对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采取不同的态度。纳粹主义对西方人来说,似乎更为怪异,因为它出现在文明欧洲的心脏,路德(Luther)、康德(Kant)、歌德(Goethe)、贝多芬(Beethoven)的家乡,当然也是马克思的家乡。相比之下,共产主义还不算是个历史怪胎。它出现在位于欧洲的俄罗斯边陲——别忘了,几乎也位于“亚洲”——那里尽管出现过托尔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但文明从未扎下深根。

当然,纳粹主义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大屠杀,这被认为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罪行,试图灭绝整个民族。纽伦堡审判期间,为这一罪行创造了一个专有名称——“种族灭绝”。犹太民族因此担负起一项庄严的责任:让世界秉持良知,铭记犹太死难者。即便如此,大众对“最终解决方案”(译者注:即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方案)也是慢慢认识的,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才认识到。正是在这些年里,共产主义逐渐发展成熟。所以,到共产主义垮台时,在这些截然不同的情境之间,自由世界对其两大最新对手采用双重标准已经长达50年。

因此,现在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一直存在于西方的印刷品和电视中,而斯大林和共产主义只是零星出现。前共产党员这一身份不会带有任何耻辱,甚至不会伴随着任何忏悔;而过去与纳粹主义的联系,无论多么微弱,都会造成不可磨灭的污点。

因此,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保罗‧德曼(Paul de Man)持续受到怀疑,其思想的实质受到歪曲。相比之下,多年来听命于斯大林,任法国共产党文学杂志编辑的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996年却跻身“七星文库”(Pleiade)经典作家之列;新闻界饱含感情地赞美他的才能,对其政治活动却几乎保持缄默。[黑皮书再现了1931年他写给克格勃(KGB)前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GPU)的一首诗] 同年,一部受赞誉的电影《邮差》(II Postino)也对斯大林主义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Pablo Neruda)及其事业感伤视之。早在1939年,他任智利驻西班牙外交官时,就充当了共产国际事实上的代理人。1953年,斯大林死亡,聂鲁达用一首令人作呕的颂歌悼念他。人们因其政治立场而受到不平等对待,该清单可无限延长。

在东方,这种偏见则更加明显。没有任何古拉格集中营变成博物馆,用以纪念其囚犯;赫鲁晓夫推行“非斯大林化运动”期间,所有的古拉格集中营都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斯大林受害者唯一的纪念碑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它从索洛维茨基(Solovki)群岛位于北极的集中营被带到莫斯科,并放置在卢比扬卡广场(Lubyanka Square)旁边,而前克格勃总部仍座落在那里。人们必须穿过车流才能到达其所在地。没有任何常客来参观这块孤零零的石板,除了偶尔出现的最多一束枯萎花束。相比之下,列宁的雕像依然高高伫立于大多数城市中心,他的干尸也体面地躺在陵墓里。

在整个前共产主义世界,几乎还没有一个责任人受审或受惩罚。的确,到处都有共产党在政治场上角逐,但通常是以新名称出现。在波兰,前雅鲁泽尔斯基将军(General Jaruzelski)政府成员克瓦希涅夫斯基(Alexander Kwasniewski),于1996年击败反共运动的标志性人物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无可否认,他是个无能的竞选者),赢得总统大选。1994年至1998年任匈牙利总理的古利亚‧霍恩(Gulya Horn),曾是该国最后一届共产党政府的成员,也是一个民兵组织的成员。这支民兵曾与苏联军队一道,帮助镇压了1956年的起义。相比之下,在邻近的奥地利,前总统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在其纳粹背景被揭发后,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排斥。必须承认,西方的亲共文人和现今东方的共产党官员的确从未充当斯大林的刽子手,但对他们的过去保持沉默,就意味着共产主义不比纳粹主义糟糕吗?

围绕《黑皮书》的辩论有助于形成一个答案。一方面,自由派《世界报》(Le Monde)的评论家认为,孤立谈及从金边到巴黎的某个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合理的。更确切地说,红色高棉的暴行如同第三世界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或者亚洲的“乡村”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城市”共产主义,或亚洲共产主义真的只是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

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傲慢论调,其言外之意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将各种运动合起来看,只是一种策略,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死亡数字,来对抗共产主义、对抗所有左派。保守派《费加罗报》(Le Figaro)的评论员将还原主义社会学唾弃为一种为共产主义脱罪的方式,并回答说,全世界的马列主义政权,都是同一个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子刻出来的。这一中肯的观点也带有警告性的潜台词:无论哪一种社会主义者,都不可被信任去抵制极左派无时不在的恶魔(那些人民阵线当时出现毕竟绝非偶然)。

然而,如果我们让有分歧的《黑皮书》作者们对这一争议进行仲裁,我们发现他们在此问题上毫无分歧:列宁主义模式确实被用于所有曾经的“兄弟”党派。毫无疑问,该模式被以不同的方式应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正如马格林所指出的,在俄罗斯,镇压的主要实施者是一支专门组建的政治警察部队,名为Cheka(契卡),后来先后更名为GPU(国家政治保卫局)、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KGB(克格勃);而在中国,镇压的主要实施者是“人民解放军”;在柬埔寨,则是持枪行凶的青少年,他们来自农村。因此,在亚洲,对民众的意识形态动员比在俄罗斯更深入。然而,在每个地方,目的都是镇压“人民的敌人”——如列宁早先所称的“像害虫一样”,共产主义由此开始把对手“动物化”。此外,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到胡志明、到金日成、到波尔布特的继承方式非常清楚,每个新领导人都从其前任那里接受了物质上的援助和思想上的启发。回到开头说,波尔布特最初于1952年在巴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 [当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这样的哲学家正在解释恐怖如何能够成为“人文主义”的催生因素]。因此,如果辩论停留在量化暴行(quantitative atrocity)这一层面,双重标准就崩溃了,共产主义会表现为一个更加邪恶的极权主义。

但是,如果辩论转向定性罪行(qualitative crime)这一层面,这个结果就容易被逆转。这里的决定性因素又是大屠杀,它是纳粹主义独一无二邪恶本性的证明。的确,这个标准已经变得很普适,以至其它受迫害群体,从亚美尼亚人到南北美洲的土著居民(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都借用“种族灭绝”这个词来描述他们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被隐讳地比作大屠杀,其中很多比拟被斥为不合理,甚至诽谤,这不足为奇。事实上,一位受尊敬的研究人员在《世界报》上发表的一篇情绪过激的专栏文章,就谴责库托伊斯的导论是反犹太主义。

此外,还有其它不那么情绪化的论点,赋予纳粹恐怖以显著的独特性。每个地方的刑法,都是根据动机、所用手段的残酷程度等,来区分谋杀罪的等级。因此,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很久以前、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在近来虽都毫不含糊地指出共产主义的邪恶,但把为实现政治目标的灭绝与为灭绝而灭绝区别看待,无论那个政治目标是多么邪恶。从这个角度看,共产主义再次给人感觉还不如纳粹邪恶。

然而,这个似是而非的区别很容易被彻底推翻。特别是东欧异见者们认为,以崇高理想比以卑鄙理想的名义进行大屠杀更加邪恶。毕竟,纳粹从未假装善良。相反,共产党人则吹嘘其人道主义,数十年来欺骗了全世界数百万人,因此犯下最大规模的杀戮却不受惩罚。再者,纳粹也没有以意识形态仪式将其受害者斩尽杀绝;相反,共产党人则通常强迫其猎物在签字的口供里认“罪”,从而承认共产党路线的政治“正确”。最后,纳粹主义是个独一无二的案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并不真正具有竞争力),而且它没有向全球蔓延。相反,共产主义的普遍性允许它如癌细胞一般在全球扩散。

阿兰‧贝桑松(Alain Besançon,译者注:法国历史学家)强力表达的最终立场是,杀人就是杀人,无论意识形态动机为何;对于同样死去的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受害者来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译者注:美籍犹太裔政治理论家)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也表达了这样的绝对对等性:两种体制屠杀其受害者,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比如反抗这个政权),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无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富农。从这个角度看,一些人认为,小资产阶级的“富农”一词更有弹性,因此不如生物学上的“犹太人”一词更有致命性;这种区分是无效的:社会阶级和种族划分同样是伪科学。

不过,这些定性的观点没有一个能“成为定论”,这与通过实证确定的受难者人数不同。既然对于政治“邪恶”的程度没有共识,一些研究人员会声称,所有的价值判断仅仅是表达其持有者的意识形态偏好。

因此,这些“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断言,道德问题与了解过去无关。一个例子是,近来有一本书专门讲述现代欧洲的政治告密风。该书的导论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实:1939年,盖世太保雇用了7,500人,相比之下,NKVD雇用了366,000人(包括古拉格人员);共产党使告密成为一项义务,而纳粹党则没有。但该书并未从这些对比中得出任何结论,相反,却告诉我们,在这两种制度下,全体民众被指定将告密作为“日常实践”,并且这是为了自我晋升的缘故,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缘故。我们还被进一步告知,在革命前的俄国农村,告密之风盛行;在法国雅各宾派掌权时期、英国清教徒受迫害时期、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时期以及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告密达到顶峰。其实,这篇导论中列举的所有“猎巫狂潮式”的告密风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然而,问题是,这种观点将无处不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简单归结为人类学问题。随着这一目的的达成,编辑们泰然自若地向我们断言,与汉娜‧阿伦特的观点相反,“纳粹/苏维埃的相似之处”还不足以使告密成为“‘极权主义’所特有的一种现象”。更重要的是,纳粹/共产主义制度与西方制度的差异“不是定性的,而是定量的”。由此暗示,把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两者的恐怖等量齐观,实际上成了冷战时期的谎言。这正是25年来基于“修正主义”和社会还原主义的苏维埃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潜台词。

同样地,这种就事论事的方法认为,共产主义的恐怖,并非特别具有共产主义性质,似乎纳粹主义的恐怖也不特别具有纳粹性质。所以,在人类学的大片灰色模糊的区域中,血腥的苏联实验被普通化了;苏联只是普通改朝换代的产物,邪恶程度和任何其它政权不分伯仲。但这显然是胡言乱语。要想对过去有任何真正的了解,我们必须回到道德判断的问题上——事实上,作为人类,我们也必须这样做。

道德主要是一个永恒真理或先验规则(transcendental imperatives)的问题,然而,在20世纪,情况已不再如此。它首先是个政治忠诚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如何划分左派与右派的问题。他们可大致定义为:一方以富有同情心的平等主义原则为优先,另一方则强调审慎的秩序。然而,这两个原则都不能完全单独应用而不摧毁社会体系。因此,一方面,人们面临着追求平等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另一方面,等级制度在功能上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令当今世界陷于持久的紧张之中。

在对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暴行进行任何量化评估时,正是上述这种局面,给予了共产主义对纳粹主义永久的质的优势。共产主义一开始就宣称致力于实现普世的平等,而纳粹只抬出了不知廉耻的民族利己主义。正是这一特征,使纳粹在西方国内政治中受到关注。在小的方面,它们的行为是可比的,但它们的道德光环是对立的。这样,我们就涉及到辩论的关键点: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会把左派视为敌人”(no enemies to the left)。以此观点看,抓住共产主义罪行的罪行不放,只会“给右派以可乘之机”——如果反共产主义的真实意图确实不是反自由主义的话。

本着这一精神,《世界报》的主笔认为,《黑皮书》不合时宜,因为把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等同视之,就消除了“让极右翼合法化的最后障碍”。极右翼是指勒庞(Le Pen)。诚然,勒庞的政党和欧洲其它地区散布仇恨的类似排外运动,代表着一种令人恐慌的新现象,这当然令所有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感到担忧。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的犯罪历史应当被忽略或最小化。这样的观点,只不过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萨特(译者注:其法语原名Jean-Paul Sartre,法国20世纪的哲学家,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出名诡辩的变种。这种诡辩声称,应当对苏联集中营的罪行保持沉默,”pour ne pas descsperer Billancout” [目的是不让法国比扬古(Billancourt)的汽车工人陷入绝望]。对此,萨特曾经的同事加缪(Albert Camus)很久以前回应说,事实就是事实,否认它,就是嘲弄人性和道德的原则。

事实上,这种诡辩的持续存在,恰恰说明了《黑皮书》为何如此适时应景。那么,究竟是书中什么内容激起了反响?本书并未自称具有独创性。对于共产主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它根据我们现今所知提供了一份清单。只要可能,我们都以档案为依据,其它情况下则利用了可得的最佳间接证据,并适当考虑了量化的难度。而且,正是这份清单的严肃性赋予本书以力量;的确,当它带领我们从一个国家来到另一个国家,目睹了一场又一场的恐怖时,累积的影响势不可挡。(待续)

译者: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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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03 1:1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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