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
无法回归社会的监禁与刑罚系统大肆吹嘘的目标根本矛盾。该目标声称,要对在押者进行改造,并把他们转变成“新人”。正如让-吕克.多梅内克所指出的,该系统不断声称:“拘...
中国共产主义有很多见不得光的秘密,令人惊讶的是,它们长期都未引起世界的注意。巨大的集中营系统也不例外。有近1000个大型营地以及无数的拘留中心,但在这个人民共和国的诸多历史中,甚至在一些较为详细和近期的作品中,它们均未被提及。
一些省份的高死亡率,证明了饥荒主要是一种政治现象这一事实。由毛派激进分子领导的这些省份,前些年实际上是粮食净出口方,如四川、河南和安徽。位于中国中北部的河南省受影响最为严重。
这场灾难的原因是相当技术性的。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拒绝遗传学的苏联学者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所倡导的一些农业方法,在中国很能博取人的欢心。他们被强加给农民,结果是灾难性的。
多年来,一种迷思在西方很常见:虽然中国远非一个模范民主国家,但至少毛泽东设法给了每个中国人一碗米饭。不幸的是,事实远非如此。尽管对农民的索求达史上罕见的程度,但从他的统治开始到结束,每人可获得的数量有限的食物,可能并未显着增加。毛泽东及其所建立的制度直接导致了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凶残的饥荒。
镇压机器不停地运转。1950年和1951年的运动于1952年或1953年被宣布结束,理由很充分:这些镇压是如此广泛,以至几乎没有反对者剩下。然而,镇压仍继续进行。1955年,党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以消灭“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称为肃反,尤其是针对知识分子,包括任何表现出一点点独立性的前党员及支持者。
尽管这些屠杀应该是自下层而起的一场自发运动,但在1950年11月中共军队加入朝鲜冲突后的激进化阶段,毛泽东认为,个别地和公开地处罚他们是个好主意,称“我们当然必须杀掉所有应该被杀的反动分子”。但当时的新情况并非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的关键因素是“诉苦会”。地主被叫到全村会议上,在那里常常被扣上“叛徒”的帽子。(共产党人系统地将所有地主和真正与日本侵略者勾结的人联系起来,且除了1946年之外,很快“忘记”贫农也经常与其勾结)无论是出于对最近变得强势的这些人的恐惧,还是出于一种非正义感,事情往往开始得非常缓慢,激进分子被迫通过对被告进行肉体殴打和羞辱,来加快这些事情的进度。
到共产党人于1949年在中国夺取政权时,暴力和杀戮已是司空见惯。邻里之间往往积怨深重,以至政府不得不介入。因此,为建立一个新政权所采取的行动,曾被一度认为是对这种实实在在的暴力的一种反击。例如,一名地方法官曾下令处决近百位农民,后来他成为彭湃的受害者之一。在许多农村社区,这是一种公认的观点。
正如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很多时候一样,对党内活动分子的镇压留下了更多的痕迹,因为这些人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且他们的网路常常幸存下来。一些宿怨在数十年后才得到了结,受害最重的干部总是那些与民众关系最密切的人。他们的敌人,其中大多数是为中央机关工作,常常指控他们过分关注当地问题,这无疑导致他们在观点上有所缓和,甚至可能导致他们质疑自己接到的命令。
1928年1月,红旗村的居民们看见一群人挥舞着一面鲜红的旗帜走近,他们热情地共同支持中国首批“苏维埃”之一,即由彭湃指挥的海陆丰苏维埃。共产党人精心制造了一套说辞,以迎合当地人的仇恨。他们广泛宣传以收买当地人心,同时允许新党羽充分宣泄其最粗暴的冲动。1927年至1928年的这几个月,预示着四五十年后文化大革命和红色高棉最恶劣的暴行。
毛泽东在其一生中权势熏天,以至常被称为“红色皇帝”(Red Emperor)。鉴于现在已知的其不可预测的性格、凶残的唯我主义、所犯的报复性谋杀,以及至死方休的放荡生活,很容易将他比作古代中国(Middle Kingdom)的暴君。然而,他建立的整个暴力体制,远远超过了我们在中国可能发现的任何民族的暴力传统。
共产中国的镇压只是苏联老大哥做法的翻版吗?毕竟,斯大林的肖像在北京仍随处可见,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某些方面,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国,党自身内部的残忍清洗非常罕见,且秘密警察相对谨慎,尽管其领导人康生和出身延安的老牌共产党人从40年代至1975年康生死亡,持续在幕后产生影响。但在其它方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即使排除内战因素,中共政权也必须因庞大的死亡人数而被...
有两个特征将亚洲的共产主义与欧洲的共产主义区分开来。首先,除朝鲜外,大多数政权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确立,并建立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特征的独立政治制度(老挝在这方面是个部分例外,因为它依赖于越南)。
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来管控过去是一个本身就值得写一本书的足够复杂的课题。在此最值得注意的关键是,有关国家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在罗马尼亚,来自旧共产党政权的人一直掌权到1996年11月的立法和总统选举,类似的情况也在保加利亚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即使在这两个国家,现在也有相当可观的有关在共产党人统治下镇压的文件记录。然而,虽然所有国家的公民都有相当数量的有关共产党统治年...
有可能忘记或者让人们忘记一个体制及其各式暴力专制人员所带来的痛苦吗?特别是这样的苦难持续了几十年之久。一个人能如此宽容、纵容那些被击败的、做过刽子手或是施加过折磨的同类吗?当一个人希望建立民主和法治,应当怎样对待以前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助手?尤其是当这些人数目众多且国家机器曾如此庞大。
压制程度的变化总是与国际政治局势、东西欧洲关系以及苏联政策的变化有关。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镇压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上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很少被作为“铁托分子”或“犹太复国主义者”而遭到迫害。在大多数国家,焦点变成了“意识形态颠覆”或“与外国(特别是与西方国家)有非法关系”。
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层通过拒绝参加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预而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独立。尽管如此,这个“国家共产主义”品牌还是暴露出罗马尼亚是压制最狠的(可能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压迫是共产主义体系中固有的,即使没有莫斯科的指导。
1956年和1968年的大暴动及其被苏联摧毁的事实,揭示了镇压逻辑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国家的事件会在其它地方产生反响,尤其是当有军事参与的时候。由于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后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人,准备好了从捷克斯洛伐克派出部队到匈牙利。与此同时,它加强了国内的压迫,把刚放出来的一些政治犯又送回监狱,并起诉了同情匈牙利起义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
在匈牙利事件发生12年后,苏联坦克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播散大规模恐怖。1968年的军事干预与1956年的有相当的不一样,尽管目的相同:粉碎一场反“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民间暴动。时间的流逝带来了新的国际形势和世界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定时刻。大多数突击部队来自苏联,但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和东德这四个华沙条约国也派兵参加。这里还有另一个根本区别:苏军没有像195...
苏联的坦克首次进行干预是在1953年6月17日的东德,镇压工人们在东柏林和其它城市自发的起义,抗议政府在工作场所制造的困难的条件。根据最近的研究,在骚乱中和随后的镇压中至少有51人死亡:其中2人被坦克碾压、7人被苏联法院判死刑、3人被德国法院判死刑、23人由于在冲突期受伤不治而身亡,还有6名安全部队成员丧命。截至6月30日,有6,171人被捕,另有7,000...
在开始检视1955~1989年这一被历史学家莫尔纳(Miklos Molnar)称之为“后恐怖主义”的时期以前,我们应该注意一些可能揭示出镇压如何演变及其逻辑的事实。
莫斯科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例如在1951年7月完全重组了安全部门,以及逮捕了秘密警察首脑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引发了第三个假设:就是苏联安全部门的内斗可能在受害者的选择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包括与安全部门合作的人以及这些人的刑期。捷克历史学家卡普兰最近指出,“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清算一批与苏联安全机构合作的人及其接班人(如...
第二个假设,在这里提出看来很重要,是有关在镇压共产党人时,普遍的一种反犹主义。对这些审判的分析经常提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斗争”。毫无疑问,这个方面,与苏联对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政策的变化有关。在以色列这个新国家的诞生中,捷克斯洛伐克尤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提供武器给哈加纳(Haganah,译者注:是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时期的一个犹太人准军事组...
这里出现了各种问题。对这样高级别的共产党人的镇压是怎么形成的呢?在选择受害者时是否有一个逻辑?档案的开放证实了1989年之前提出的许多想法:审判全是捏造的、供词都是通过暴力有系统地提取的、行动是由莫斯科指挥的而且有着疯狂的意识形态背景──最初是反铁托分子,但很快就加上了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反美国的内容。一些事实补充了我们对事件的了解。但是档案的开放也使我们能够...
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们于1949年6月被警告,有一拨人结伙在共产党内搞阴谋。为了把他们冲刷出去──特别是找到“捷克的拉依克”──在布拉格成立了一个特别组织,由中央委员会、秘密警察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控制委员会的负责人组成。首批共产党领导人于1949年被捕,首先是第三序列的。但在第一波审判期间,当局只能组织起一个反铁托审判
6月14日,在美国国会附近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前,26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官员及50多个人权组织代表献上花圈,哀悼全世界遭受共产主义迫害的死难者。这是“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举办的第十二届花圈敬献仪式。
1948年初,罗马尼亚共产党开启了帕特雷斯卡努(Lucretiu Patrascanu)的案子,他是一位知识分子、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1921年年仅21岁时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并在1944年开始担任司法部长。他的案件的某些方面预示着针对铁托的这场运动。帕特雷斯卡努在1948年2月被解职,并被监禁,在斯大林去世一年后的1954年4月被判处死刑,并于4月1...
20世纪的前半期,对共产党同仁的迫害,是中欧和东南欧压迫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无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其任一地方分支都没有停止过对“资产阶级正义和合法性”以及对法西斯和纳粹压迫的谴责。毫无疑问,成千上万共产党武装人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纳粹和法西斯压迫的受害者而离世。
捷克斯洛伐克带来了完美的官僚主义。一些分析人士相信,奥匈帝国官僚机构的深厚给这里的行为留下了印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给自己提供了足够的立法来使其行动合法化,包括1948年10月25日的第247号法律,批准了设立关押18岁~60岁犯人的强迫劳动营(tdbory nucene prace,即T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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