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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归侨冯国蒋:勿将中共当中国

图:冯国蒋在洛杉矶法轮功学员举办的三退活动上发言。(季媛/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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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12月28日讯】从“响应党的号召归国建设”的爱国华侨到洛杉矶著名的反共斗士,冯国蒋的一生之曲折惊险可以拍成一部好莱坞电影。

1928年生于荷属东印度群岛苏门答腊岛首府棉兰市(Medan),冯国蒋今年(2018年)4月8日过了90大寿。“主要器官正常,但脚与腰部,不能多走路了,写字时手颤抖了。总之,来日不多了,最多还能活10年吧。”他这样写给朋友。

实际上,冯老先生年事虽高但精力过人、笔耕不辍,常年以“韧锋”的笔名向南加各大中文报刊投稿,揭露共产党的邪恶本质。2017年他还远赴台湾演讲,提醒台湾政治人物:与中共打交道应有警戒,不要轻信其甜言蜜语。

这位曾经是被共产党刻意培养的左翼青年华侨,以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诫人们:误把“中共中国”的灾难太深重──这是一个误信中共宣传而灯蛾扑火的中国人的心声,也是一个洞悉中共狡诈的海外华人由衷之言。

冯家祖籍广东普宁,是世代居住印尼的华侨。冯国蒋之父冯成贵经商有道,成为当地最富裕的华人之一。全家人包括父母和兄妹都不会中文,只有冯国蒋上过英、中、荷三种学校,不仅看印尼文报纸,也关心中国事务。

1940年代国共内战期间,冯国蒋受中共铺天盖地的宣传所鼓动,反蒋捧毛,并主张印尼独立,在新加坡加入中共在当地成立的“新民主义青年团”,成为激进的共产主义青年。

1949年,20岁的冯国蒋去香港求学,进入了由周恩来和董必武指导创办的达德学院,又和一批东南亚左翼青年被保送去北京,进入“华侨青年训练班”学习。

在北京期间,中国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清算斗争、公审、抄家、关人、杀人,无日无之。冯目睹中共残民,感到不妥,因此决定高中毕业前夕离开大陆回印尼,但中共不让他回去。他只好考入清华大学,攻读建筑系本科(六年制),没想到最终也被政治运动波及。在“肃反”期间,当局勒令他退学,1956年才平反了对他的退学。

1957年他碰上反右运动,对于被迫“向党交心”(实为交代)有意见,批评了校方,结果被评为“极右分子”,在万人大会上遭批斗。

1959年3月14日,冯国蒋被强送去劳动教养。1960年6月6日凌晨,他冒生命危险钻电网逃亡。后来在北京被捕,改判无期徒刑,后减刑至5年,刑满释放不准返回社会,被留在农场就业。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冯国蒋又被批斗后送去新疆劳改开荒,当时他体力不支,染上肺结核。他怕死在沙漠中,又再逃亡,成功游过鸭绿江,逃到北朝鲜。但那仍然是共产党的天下,冯国蒋于是被送回大陆,又被判了10年徒刑。1970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下,他又被斗,最后判处死刑。只因他是海外归侨,被刀下留情送去劳改。经历了长达20年的迫害,九死一生的冯国蒋说,在1958年5月建立的劳教农场分场(编号585),和他同命运的受害者中,只有三人幸存,他是其中之一。

直到1979年,毛毙命、四人帮被抓,冯国蒋的右派身份才被“改正”,宣判无罪。同年3月,他被批准到香港,但遭印尼当局拒收,只好以“国际难民”身份请求美国收容。抵达美国后,冯国蒋定居洛杉矶,靠政府救济金维生。

来到自由世界,冯国蒋不论在美国还是世界各地演讲撰文,都在提醒人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因为它凶残诡诈,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是中国5千年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权。

以下是从冯国蒋回忆录中截取的片段。

(十九章)钻出毛泽东的电网

1960年6月6日凌晨,夜晚巡逻的打梆声刚过,我随即起身,背起背包,溜出牢房,直奔电网。本来,我是北京市清河劳改农场属下的劳动教养农场585分场的,那是后期建立起来、唯一没有围墙的,因而后来专收容老残病弱者。但每天他们仍被驱赶到农田里强迫劳动。那是1959年到1962年“大跃进”造成“大饥荒”的年代。最困难时,农场只给我们吃稗子草草籽蒸的饽饽。由于份量很少,很多人都相继死亡,悲惨而恐怖。最严重的是,据绝对可靠的消息说,(我们)解除劳教后,也绝对不准回社会,而必须永远留在农场就业,当“二劳改”。

“不自由,毋宁死”,为了生存和自由,有个和我同牢房的弱智东北人逃跑了,但当天就被抓了回来。我没退却,决定开春与胡某逃亡缅甸。中国的北方水稻田不多,6月初是插秧的季节。于家岭分场有水稻田,急需劳力,于是把我们都押送到那里。暂时改变劳动的工种叫“变工”,须知,无论“劳动教养分子”或“劳改犯人”,都不是固定关押在一个地方,而是根据各地的劳动需要,像牲口一样,随时驱赶押走。

于家岭,顾名思义:“于家的山岭”,实际上它位于中国最大的华北平原上,一望无际,一个土坵都没有,何来山岭?于家岭分场,和其它标准的分场一样,牢房的四周有壕沟、围墙、电网、探照灯、岗楼和哨兵,那是标准的集中营,插翼难飞!不知何时,有一小段墙倒塌了,当局把墙顶的电网拉到地面上,架在缺口的地方,我一到于家岭,就注意到它了,但没有想到要钻过去争取自由,太危险了!果然,后来一头乌克兰大母猪遭电伤了。

没想到,胡某竟然背信弃义,暗中和张某先逃跑,被捕后把我出卖了。那天,批斗后把他俩都关禁闭室(小牢房),会上队长宣告说:“这里还有一个要逃跑的,明天再算账!”还说:“不怕你闹的欢,旧账新帐一起算,吃不了,兜著走。”(看前文〈逃亡的计划〉)无疑,明天必定轮到我遭批斗。关入禁闭室后我想:将判多长刑期?会沦为正式的劳改犯人?不堪设想,时到如今,“不自由,毋宁死”,我横下一条心,决定冒生命危险,钻过电网。

有一块木板,搭在壕沟上,显然是修电网时没撤回,当局万万没想到有人胆敢以身试电网吧?我越过木板,爬上岸,显然为了省电,电网不密,我身体紧贴地面,小心翼翼,匍匐前进。我的小背包里只有些晒干的青蛙。终于胜利钻过去了!摆脱电网后,唯恐有追兵,我没敢走马路而走田埂,走着走着在朦胧中陷入了芦苇荡,越陷越深,水没齐腰,四顾茫茫,不分东西南北,我竟走不出来了。

幸好,我在印尼梅兰上中学时,参加过“青年军”(高龄童子军的称谓),担任教练之下最高的头头中队长,架帐篷、打旗语等都行,举目仰望,一眼认得指明方向的星座,终于摆脱困境。我以天津市为目标,记得似乎在西北方向,好在天津市的上空发亮,而且有一条高压电线自唐山市直通天津市,那天,恰好6月6日,那是二战期间,1944年盟军登入诺曼第的纪念日,我以盟军的勇气与毅力直奔目的地。

走着走着,果然遇上了金钟河。这是人们常提到的河流,我们在农田里强迫劳动中,常看到远处地平线上露出的船帆;当时感觉,无论如何,他们比我们自由,多羡慕啊!那河宽几十米,水色棕黄,流速缓慢,不难泅渡。胡某两人因不会游泳,就在河畔被抓回来(中国的学生,多文弱书生,书呆子最易统治)。我过去在棉兰常到河里游泳,1951年北京市首届游泳比赛,我获50米自由泳第四名,1952年我上清华大学,曾加入游泳代表队。当时,我把衣服鞋子装入背包,就轻易渡过金钟河了。

上岸后不久,发现前方有端枪的军人,我不知是否有追兵,立即钻入灌木丛,幸好有惊无险。

我没有水壶,没喝水。只有十几只晒干的田鸡,我就连骨头一起嚼碎下肚。这些田鸡都是我拔秧劳动期间偷偷抓捕,偷偷晒干累积起来的。目的就是作为逃亡备用的干粮,须知,拔秧劳动也有定额,以育秧田的面积计算,每人每天三厘八,而且有专人负责,每天用喇叭表扬最高纪录者,批评低产者,进行所谓劳动竞赛。胡某,每天拔二厘多,我每天拔四厘二,绝对冠军。

由于整天拔个不停,手背都肿了,我这般拼命劳动,并不是相信当局的话:“好好劳动,可以提前解除教养。”而是要取信于“队长”,掩人耳目,由于我劳动出色,抓捕田鸡的事,队长也就睁眼闭眼不制止,我凭田鸡干热量,支撑我急行军约十六小时的路程,于傍晚时分终于胜利抵达天津市。◇

责任编辑:孟文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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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8 4:0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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