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诺贝尔奖让海耶克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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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12月04日讯】一九四四年海耶克(F. A. Hayek)出版《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虽然轰动一时,海耶克也因而举世闻名,但同时也让他声誉及学术地位受到冲击。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海耶克就说:“我写出《到奴役之路》一书,使人增加对我的厌恶。由于这本书在我的同仁中是如此的不受欢迎,三十年来,我的声誉就一直在下降,十年前才开始恢复,而一九七四年获颁诺贝尔奖,可以说就是这种声誉好转的象征。”

海耶克之所以能在冷寂的时候获奖,他自己固然很惊讶,而共同得奖者缪尔达(Gunmar Myrdal)也很惊讶,想不到自己竟然要跟人分享这个奖项。一九七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海耶克,消息是在该年十月九日宣布的,那是让海耶克整个生命恢复年轻活力的事件。海耶克是获该奖项的第一位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九六八年由瑞典中央银行捐资成立的,而诺贝尔基金会也决定接受这份厚礼,一九六九年开始颁授。这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上的一个分水岭,其意义不只是像海耶克所说的,创立此一奖项,等于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更大的意义是,由于颁给海耶克、弗利曼(M. Friedman)这样的“异端”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引导学院经济学研究走上新方向也发挥了某种作用,因为再也不大可能像以前那样,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观点拒于门外。

有意思的是,从一九三零年到一九六零年,瑞典一直被称赞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并被一些人视为正在形成的一种“中间路线”,开始时是介于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之间,然后是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吊诡的是,正是瑞典人创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影响学院经济学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缪尔达这位与海耶克一起获奖的瑞典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人物,后来就提议取消经济学奖,因为它曾颁给弗利曼和海耶克等“反动分子”。有趣的是,海耶克也不认同经济学家获颁诺贝尔奖,但其理由与缪尔达完全不同。

海耶克对于获奖感到非常惊讶,他自以为“太老,已不具候选资格了”。他也坦率地承认,随着学术兴趣的转移,他早已不再做专业经济学研究了。诺贝尔奖委员会同时颁给缪尔达和海耶克,在海耶克看来,显示委员们对他存有争议,他的观点并不受欢迎。缪尔达在正式公布的获奖名单中排在海耶克之前,他也举行一个记者会,公开要求实行工资和价格控制,并要求美国立即实行石油配额供应,报纸也引了一段海耶克不同观点的谈话:“所有重大的危机都是由先前的通货膨胀导致的,它迟早会导致经济崩溃。”

缪尔达代表左派,海耶克则是右派,两者立场鲜明且迥异。不论是左派或右派,都没有料到诺贝尔奖会颁给海耶克。在美国人心目中,海耶克几乎被完全忘记了,毕竟海耶克最后发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作品是《自由的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那是一九六零年的事了,之后的十多年,海耶克在英语世界消失了,而且大约有三十年,海耶克几乎没写过经济学方面的论著了。无怪乎有这样甚嚣尘上的说法:“原本一九七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想颁给缪尔达,但因他是瑞典人且是鲜明的左派,委员会深恐引起非议,乃从废墟中将海耶克捡来当陪衬。”

弗利曼当年就这样说:“当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订下了一个规则,五年内不得授予瑞典人。现在是第六年了,他们非常希望将该奖颁给缪尔达,但缪尔达太左派了,因此这是我自己的推测,我无法提供文件来证明他们觉得他们可能会受到很大的批评,于是他们决定把缪尔达与海耶克,一个左派、一个右派,捆绑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免受批评。”

事实上,海耶克在一次访谈中,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说:“我从来没有指望自己会获得诺贝尔奖,当宣布我获奖时,我十分惊讶,因为我觉得凯因斯主义还没有在思想界和经济学界声名扫地。我不敢肯定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似乎非常希望能够在不同观点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因而他们就挑选了两个人组成了独一无二的配对,而我竟然是其中之一!”

迄二零一八年共五十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只有一九七四年这一届的得奖者是南辕北辙、观点完全相反的两名学者。除了这种歧异状况引人侧目外,索忍尼辛这位一九七零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古拉格群岛》小说震撼世人,当年因害怕苏联不让他再回国而未到场受奖的被迫害反共人士,也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到场参加颁奖典礼,因而该届颁奖典礼非常引人注目。

海耶克曾说,“索忍尼辛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由于我跟他同时去参加诺贝尔颁奖典礼,所以我结识了他。最近,我的《到奴役之路》出版俄文译本,于是,我借此机会送了一本给他,他显然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他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几乎无法相信,一个像我这样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如此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的后果。”

尽管海耶克否认他的获颁诺贝尔奖与其身体好转之间有关,但无疑地,他在受奖之后的健康情况有显着的改善。或者也是因为公众对他的看法产生变化,他又有了发言的机会,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也对他有利,在经济上出现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使海耶克和弗利曼这样的经济学家比以前更为吃香。

海耶克接受诺贝尔奖的最重要结果,或许是它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名声,如果没有这个大奖给他带来的名望,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不会成为他的信徒,是大有疑问的。而因为撒切尔夫人的认可,反过来又让海耶克的名声臻于高峰。#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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