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3月29日讯】2006年冬天，我被武警押到安徽铜陵监狱，那里专门关押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囚徒，戒备森严。我先是被分配到一大队，专门生产天堂伞。我按照多次入狱养成的习惯，拒绝被奴役，所以基本上不干活，尽管因此曾经差点被打死。
监狱当局认为我是抗拒改造的模范，担心我影响别的囚徒改造，所以不久他们就把我调到人很少的锅炉房，布置了三个囚徒对我包夹，就是步步监控。
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我就能够经常利用监管松懈的机会，去厨房与许多囚犯交谈，从而了解到更多冤假错案。
有个阜阳人被杀害，警方一筹莫展，许久没有线索。后来家属偶然想起来，被害人曾经与一伙人有过冲突。警方如获至宝，立即拘捕了四个嫌疑人，严刑拷打、长期不间断审讯之下，终于有个人宁可被枪毙也不愿再忍受酷刑虐待，完全按照审讯者要求招供画押。
警方回过头来再去逼迫另外三个人招供，在不断加大审讯力度(中共关于刑讯逼供的专业隐晦用语)后，另外三个人也被屈打成招。
但是问题是，几个审讯组虽然都串通了审讯记录，似乎一致，却怎么也没找到作案工具，作案时间和地点也存在诸多疑问，更要命的是，后来二审和高院复核都指出，判案唯一的依据—口供，四个人的完全一模一样，太不像话！
恐怕没有人见过这样荒唐的案例，但是愚昧野蛮的共产党猿却为了推卸责任，毫不犹豫地制造了，而且不忘初心，坚持到底不动摇。这样的案子，在最后照例是由政法委协调，判个十几年徒刑，主犯则被判无期徒刑。
就这样，四个无辜的青年在中共黑暗的监狱里度过了苦难的青年时光。那个跟我叙述此事的囚徒也是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在阴森森的监狱里遇到囚徒跟你痛哭失声，是让人很尴尬的事。我手足无措，只能安慰他说，有朝一日我会揭露此案。
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案例可以说比比皆是。但凡命案，至少一半是冤假错案。不在大牢里与长期服刑的人相处，是不可能了解到这些真实情况的。所以后来，大概2013年，我第9次被当局抓进看守所，看到电视上报道聂树斌等一批冤假错案时，我只是冷笑，报道出来的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只能是九牛一毛而已，因为冤假错案实在太多了!
还有一个河南人，有天突然被一帮人按到在地上，他以为是受到黑社会偷袭，便拚命反抗，挣扎中可能踢伤了抓捕他的便衣。他根本不知道那是警察，而且警察后来也发现抓错了人，但是最终他却被中共以袭警罪判刑，简直荒诞已极。
中共警察从来不肯声明自己是警察，或者亮出警徽再动手抓人，而总是突然袭击。我在1989年6月8日，正在筹划武装反抗中共镇压学潮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我以为是我派出的联络员回来了，或者遇到危险了，就赶紧开门，门闩一拉开，我就被一股大力撞的摇摇晃晃，一伙歹徒猛冲进来，一个家伙往我肚子上猛击一拳，另外几个歹徒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甚至在到达异地看守所之前，尽管我多次询问，都没有人告诉我他们是什么人！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