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小说：黑与红（31）

【大纪元2018年05月08日讯】26. 疯狂的大革文化命

毛泽东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真是史无前例，搅得全国，各级政府、各行各业，直到每个家庭都乱成一团。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古迹，付之一炬，忠孝、礼义、诚信，毁于一旦。

在这种社会秩序瘫痪的情况下，说拉出去斗就拉出去，说游街就游街，说打死就打死，说轰下乡就轰走。 这一无法无天的所作所为，居然美其名为有阶级感情的革命行动。两派武斗，都标榜自己是毛泽东革命路线忠实的维护者。

人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即使是国家主席也在劫难逃。

在这一片红色恐怖的气氛中，我这个五七年的老牌右派， 在斗争、批判指挥时，也拉我上台陪斗。跪在台前， 脖子上挂上用铁丝吊着的压舞台天幕用的重磅铁砣，几小时的斗争会下来，都勒出一道血印了。

除了这一次算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外，我却过着一种逍遥的旁观者的生活。

当时造反派成立了各种五花八们的司令部、战斗小组，什么红旗、砸三旧、风雷击等。他们夺了党的领导权，过去的领导都靠边站，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听候审查、批判、交代。

造反派的头头告诫我：

“你不得参与运动，不许写大字报，也不能看大字报，好好劳动，你的右派问题将来我们会给你解决的。”

我听了半信半疑，造反派有多大权力？会不会也像五七年那样，被引蛇出洞，让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狂热起来，推翻党的领导，然后将来被扣上反党分子的帽子一网打尽？

虽然根据我对过去运动的教训，心存疑虑，但有人肯为我的事，解决问题，我还是很高兴的。

我每天的劳动就是蹬三轮去买浆糊，供造反派们贴大字报。当时全市各单位都在铺天盖地的写大字报，浆糊脱销，于是不法商人就在面粉里掺石灰，黏性极差，贴上的大字报一干，一阵风就刮跑了。造反派们为了有好浆糊用，也不跟我瞪眼了，尽和我说好话，要我为他们这一派买面粉多一些的浆糊。

为了寻找品质好一些的浆糊，我不得不起个大早，蹬起三轮，到很远的地方去抢购，去晚了就被别人买光了。

每次我买浆糊回来交给造反派们时，他们都好像是饿急了的饥民似的，一拥而上，拿着小桶拚命将自己的桶里盛满，赶紧拿去张贴什么最新、最高指示，我趁他们抢浆糊顾不上监督我的时机，偷偷回头迅速地瞄了一眼大字报，在我的右侧，醒目的大字报写着：

“xx走资派必须低头认罪！”

这不是我们的书记吗？怎么你也犯罪了？

我看了大字报，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是同情？是幸灾乐祸？还是侥幸自己好在没有入党？

我的另一个工作就是：为双方造反派揪出来并关押起来的人送饭。

他们都被扣上所谓“反动分子、特务、历史反革命”以及“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帽子。

造反派头头告诫我：

“不得为他们传递资讯，饭菜的标准只能买最便宜的青菜、豆腐，不得买鸡、鸭、鱼、肉。”

我每天提着一个饭篮，先收齐“犯人”们的碗，去食堂买了饭菜，挨户送去。有的人和我比较熟，央求我给他们买好一些的菜，我总是将鱼、肉之类的好菜埋在饭下面，以免被造反派发觉。

将心比心，我很同情他们目前的遭遇，我认为这些被关押的人，不可能是坏人。尤其是在山东大学和我同学的声乐家——李嘉晓只知道唱歌，从不关心政治，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被关起来，纯粹是两派互相揪斗，攀比谁揪出来的“坏人”多。只要你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多半会被抓。

我的同学心胸狭窄，想不开，每次送去的饭菜，等我下顿去收碗时，还是原封不动，说明他已两天没吃一口饭了，我先以为他嫌菜不好，无法下咽，第三天我煮了两个茶叶蛋埋在饭里，结果还是没吃。我看这样下去是要出事的，我不得不将这事向造反派头头报告。

这下可好，我闯祸了！造反派认为他以绝食来对抗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把他拉出来狠狠地揍了一顿，腿都给打瘸了。我看见他一瘸一拐地回到他的“牢房”，我的心真是又难过又愧疚。后来他被移到了小号，由专人看守，并强迫他进食，同时也不让我给他送饭了。

第二天我去给一个过去参加过国民党演剧队的老演员叫秦方的送饭。演剧队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的宣传抗日救国的爱国巡回演出剧团，演的都是“放下你的鞭子”之类的“进步”活报剧，是由一批所谓爱国青年参加组成的属于左派“进步”组织，郭沫若也是该剧团的组织者之一。

造反派们一听是国民党的组织一概列为反动组织，把人抓起来再说。当我打开门一看，把我惊呆了！在暖气管上吊着面如土色的秦方，我扔下饭篮直奔造反派的办公室，告诉他们出事了！

头头拿起一把菜刀三步并作两步飞跑到秦的房间，一刀就把腰带砍断，随后的其他的造反派们和医务所的医生也同时赶到。经医生翻眼，摸脉，证实人已死亡。秦方的死，给轰轰烈烈的运动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阴影。

富有悲剧性和讽刺意味的是：在秦方自杀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着一排醒目的黑体字：

“国民党演剧队是我党支援的进步组织。”

呜呼！秦方，你的死该由谁来买单？你死得太冤了。

第二件又令全院震惊的事，就是在一次斗争指挥的大会上，造反派往指挥头上浇了一瓶墨水，指挥回到住处，在上厕所时，也是将自己高挂在粗粗的水管上，上吊自尽了。

因为太高无法用刀砍断绳索，得将尸体抱下来。造反派头头平时颐指气使，目空一切，这时却畏缩不前，不敢去抱死尸，于是命令我去将死尸抱下来。对我来说一是不敢违抗命令，二是我曾在缅甸战场上抬过挨地雷炸死的同伴的尸体，以及在“解放”前夕和同学一起将上吊在树上的女佣抱下来的经历，我一点都不害怕。

只是，指挥这个人又高又重，我搭上凳子，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抱离绳索，死人活人一起摔了下来。

造反派头头，情不自禁地，向我偷偷地伸了伸大姆指。他这一不寻常的举动， 是违反革命纪律的，但我并未因此而感到一丝温暖，反而觉得你这不可一世的革命造反派，在我这个右派面前露馅儿了。

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书特书：xx指挥是自绝于人民……云云。

一位颇有成就的指挥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断送了。像这种自杀，和打死人的惨剧，时有所闻。如著名作家老舍，因不堪凌辱，跳湖自杀；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杨嘉仁夫妇，开煤气双双离世；北京实验师范附中的学生，将她们的老师活活打死。

真是骇人听闻。在那个无法无天，杀气腾腾的年代，连国家主席的命都自身难保，更何况我们这些老百姓呢?

我另一个可以说是出尽风头的事，就是有一家人的三岁小孩被撞锁锁在十层楼的房间里，父母去开斗争会，忘了带钥匙。回来后，孩子在屋里大哭大闹，父母在屋外大喊大叫，还是没法进门，有人主张撬开门，主人犹豫不决。于是找到了我这个“听用”。

因为当时院内的修理工，都不干活了，成了造反派了。于是我这个被群众监督劳动的右派，就摇身一变成了修水管、厕所、疏通下水道的冒牌修理工了。我不愿撬门，因为撬了门，以后配锁，修门都是我的事很麻烦。

我问了屋主，阳台上的门是否关上？他说因天热没关。我说那我就从隔壁邻居的阳台搭块木板走过去。屋主用怀疑的眼光说，能行吗？这太危险了吧！我说不怕。

说不怕是假，我也从未这么试过，心里没底，一言既出也收不回来了，硬着头皮干吧！

我找了一块宽约一尺许的厚木板，架在两家阳台的水泥栏杆上。我正要往上爬，屋主拦住了我说：

“这是我家自己的事，应该由我自己来。”

说罢就要往上爬，当他伸头往下一看，脸色一下就由红变白，吓得难为情地退了下来，他可能有恐高症。我对他自告奋勇，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还是很敬佩的，丝毫没有那种像造反派不可一世的气焰——你是右派，危险的事、抱死尸的事就该你去做。

这时楼下已聚满了看热闹的人群，看看这个不要命的右派走钢丝耍杂技呢！我在众目睽睽下，登上木板，扶着墙，一步一步，慢慢地向对面的阳台移动。

此刻，楼下、以及阳台上的人们都屏住气息，鸦雀无声，在这千钧一髪的时刻，我出人意料地一个箭步，跳落在对面的阳台下，群众欢呼鼓掌。

然后是顺利地进屋开了门，孩子的父母冲进了屋里，抱着哭肿了眼的宝贝儿子，一家人哭成一团，好像绝处逢生一般，而把我这个“救命恩人”撂在一边。

倒是其他群众，有的拍拍我的肩膀说：

“好样的！”

也有人为我打抱不平说：

“怎么？人家右派就不是人，命就不值钱？开个反锁的门，值得冒那么大的险吗？”

我一点都不抱怨谁，没有人命令我，是我自己愿意去做的。从此，我成了人们不敢公开表露的心中的英雄了。（待续）#

责任编辑：马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