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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写信赞成毛退位的陈铭枢之结局

陈铭枢(1899年~1965年)(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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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6月10日讯】  1958年1月28日,在“反右”运动中确立了自己权威的毛泽东,在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这样说道: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还有一个右派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

1959年7月10日,毛在庐山会议的小组组长会上再次提到,只不过这次点出了名姓:“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

没觉得“好大喜功”不好的毛,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在城市,改造工商业,逼死众多资本家;在农村,推行农业合作社、集体化,使农民丧失劳动的积极性,农村一片萧条。更为了“超英赶美”,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其后就是三年大饥荒中饿死至少3500万人的惨剧。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同样害惨了中国人,并将中华文化彻底摧毁。毛的罪孽至今未被清算。

不过,毛提及的陈铭枢、张奚若又是何方人士呢?因篇幅原因,本篇先说说陈铭枢。

与中共勾结  反蒋失败 

1889年出生的陈铭枢,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并参加同盟会,其后加入国民政府军第四军,军长为李济深,陈铭枢为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北伐期间,第四军屡有战功,被称为“铁军”。攻克武汉后,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兼武汉戍卫司令,后被唐生智驱逐。

1930年,陈铭枢以十一军并联同其他力量,占据了广州,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后参与中原大战,胜负皆有。第二年,陈铭枢离开广东,十一军改编为十九路军,参与蒋介石针对中共军队的第三次围剿,陈任右翼集团军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调防上海,陈铭枢任京沪戍卫司令。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主角就是十九路军,十九路军也因此声名大噪。彼时因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下野,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

“一二八”事变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围剿中共红军。因对蒋不满,也是受中共宣传影响,陈发动“倒蒋”运动但失败,之后他卸职前往欧洲。经过半年多的思考,他决定走上“反蒋”的道路。

1933年5月,陈自法国抵达香港,密会了相识的中共党员梅龚斌,并将自己“准备联合各派力量,组织独立政府,反蒋抗日”的想法告诉了梅。经过双方密商,陈铭枢推动十九路军与对峙的中共红军合作,共同发动军事叛变。随后,潘汉年代表中共与19路军代表签署了协定。

11月,与中共勾结的陈与李济深等发动军事政变,在福州组建“中华共和国”,开始反叛国民政府。很快,蒋介石调动八个师进入福建镇压。由于缺乏其他力量的支持,政变失败。陈铭枢此后隐居于山野,但仍时时关注政局。

抗战胜利后,陈铭枢在1948年加入了亲中共的民主党派人士成立的民革,任民革中央常委。期间,他帮助中共说服了多名将领背叛国民政府,投奔中共,而这些人此后的悲惨遭遇证明陈罪过不小。

帮了中共不少忙的陈铭枢,也在1949年后暂时得到了中共的重用,曾任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中南农林部部长等职。陈也是全身心拥护中共。只是陈高兴的太早了,其后的遭遇证明他上了中共的大当。

给毛写信  支持其退位

中共在建政后,为了巩固一党专政,发起了一次次运动。陈铭枢也卷入其中,如在1952年毛痛批哲学教授梁漱溟时,与梁交情深厚的陈铭枢为梁仗义执言,因而在民革中央受到批判。

而针对知识分子的洗脑、针对胡风的批判等并未让知识分子真正臣服。于是,毛开始酝酿新的运动,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右运动”。

1957年4月30日,毛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整风问题,最后提出: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并说: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

对于毛的说辞,中共党内反应相当谨慎,一些人猜测是与中共高层分歧有关。而党外人士,则出现了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以黄炎培、陈叔通为代表的,他们上书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刘少奇、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不同意毛辞职,表示忧虑,主张慎重。

而相信毛的陈铭枢却直接上书对毛的去职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消除个人崇拜,是礼让为国,并建议“暂息仔肩,以国事付刘、周诸领导人物”。他还举了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功成身退的例子,并提及德国俾斯麦向威廉一世提出辞职的理由:“在位日久,将易主观臆断,耳目失聪。一己为珍惜声名,事有未放手,对相随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马勋劳,纵有不肖.不忍也不能去之。继起新锐,新铏初试,必能割此痈疽,一扫颓习,己则从旁监督,旨锐力于将来,更为有利。”

不知是否是出于天真,陈铭枢还对毛提出四点“规谏”:

一、您在最近讲话中,皆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处,我也有同感,希望能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

二、我感到您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易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固有地位。同样,有时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淆乱黑白,投其所好。

三、您有时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

四、过分鄙夷旧的,但也值得商榷……。

黄、陈上书四天后,毛对他们的信件加了批注,重申不连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提出“可以考虑修改宪法”,并称“我仍存在,维系人民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行。”毛下令将此信及批注印发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 毛的批注暗示此举确实与高层分歧有关。

不过,毛对陈铭枢的上书却没有任何表态。这预示著陈的前景不妙,而根本原因是陈根本没有看透毛“以退为进”的两面嘴脸。

打成右派  落寞死去

很快,在毛反动的“反右”运动中,陈铭枢因为这封上书受到严厉批判,并最终戴上了“右派”帽子,被免除各项职务,仅保留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在家赋闲。要知道,毛怎会喜欢有人说他“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文化”呢?与黄炎培、陈叔通的上书相比,陈铭枢的确还没有看透毛,看透中共。

1958年12月,民盟中央曾召开过一次座谈会,会上传达了一份周恩来在前一天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的主旨是中央赞成毛的选择,但陈铭枢给毛的信是“恶意污蔑”。周还称:“陈铭枢和其他右派分子,在当时以为有机可乘,如毛××退职,可以按照资产阶级的办法,来轮流坐庄。”“右派同我们是敌我矛盾,是怀有恶意的。黄、陈二老写信,表示忧虑,是出于善意,但这种忧虑是暂时的。”周内心究竟是怎样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表面的文章却做的很充分。

而毛内心究竟是真退还是假退,后来的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毛在两年后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但终其一生,皆连任中共中央主席之职,再也没有辞职的举动,直至其死去。此后,毛几次拿陈铭枢、张奚若的言辞说事,也说明毛对此是耿耿于怀。

后来,陈铭枢检讨说:“那时,我正在读资治通鉴,受它的影响也大,因此不自觉地视毛××为汉文帝,而以自己的言行,自比于汲黯之戆。”

在家赋闲的陈铭枢自此潜心修佛,但仍偶尔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如对“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灾难,他便讥评道:“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

1965年5月15日,陈铭枢因心脏病突发离世。一年后,文革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躲过了更大的劫难。他的友人、国学大师熊十力评价他:其一生言动,大概胡胡涂涂。遇事可能冲动,而实无多留恋。与人无少长贵贱,一律以自然待之。无城府、无分别。无道理的后生随意尔汝之,他亦无所觉……只是他是否曾后悔当年看走眼了中共呢?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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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0 5:3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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