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9月14日讯】论功行赏，亲疏有别
凡举有功于共产党1949年取得政权的“民主人士”都得到了如期的回报，从“民主党派”、政协、人大、政府、国家的虚职、名誉、地位以至特权待遇。“民主人士”心情舒畅，得意春风。
当然不是没有等差的，以民主党派大牌“民盟”为例。章诒和文章中多次提到，“反右”降职降薪之后，罗隆基对于章伯钧拥有国家供给的汽车而他却没有，一直耿耿于怀。章伯钧夫人李健生知道，是两人降职的幅度不同，章伯钧从行政三级降到七级，罗隆基从四级降到九级。岂止是降职的幅度不同，定职的尺寸从开始就不一。两人的头衔大致相等，章伯钧比罗隆基多出一个农工民主党主席和《光明日报》社长。1949年前，一个运作组织，一个作宣传鼓动，“民盟”中章罗旗鼓相当，但胜利后的待遇却有了差别。罗隆基更为不满的是，他主管宣传却被排除在“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日报》之外，共产党显然重用章伯钧。
亲疏有别，其来有自，了解了两个人的盟前经历，就不以为怪了。
半路上船的罗隆基
罗隆基留学英美获得政治学博士后1928年回国，回国后历任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讲师、《新月》杂志主编、天津《益世报》主笔、南开大学讲师、《北平晨报》社社长，这是他三十年代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期间的大致经历，1938年受聘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南下昆明。在《新月》、《益世报》、《北平晨报》期间罗隆基发表了大量文章鼓吹人权、民主、法治，抨击国民党一党专制，屡屡触犯国民党当局。《新月》时期1930年末罗隆基在中国公学遭逮捕，转过年，1931年1月又被教育部以言论妄谬、迭次诋毁国民党为由，电令光华大学解聘，在天津《益世报》主笔期间甚至险遭暗杀。
这十年间罗隆基活跃于论政，文章尖锐犀利言辞激烈凌厉，社会影响极大，但对他个人也毁誉不一。中公、光华罗隆基两次遭难，都赖胡适奔走营救。但是胡适已经看到罗隆基的弱点，“罗君自认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 一语言中罗隆基的致命伤。操守不彰不仅影响到他论政的品质，而且注定了他四十年代的政治抉择，他选择了未来的灾难。
罗隆基与国民党当局的对立起于民主宪政的理念，但他并不排斥入仕。罗隆基回国之初胡适曾转给他一封戴季陶的信，想请他到考试院做事。他覆信胡适：“惟原函中所谓在院服务，并未言明何项职务，所谓党校教书，亦未言明何项科目，令人实难答复 ……何去何从，当以考试院之职位而定耳。”罗隆基的清华同窗《新月》同仁闻一多对他批评最酷，“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协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他当面直言罗隆基，“足下盖逆取者也。”即使“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对罗隆基极尽公平的梁实秋也不避讳评他是“才高于学，学高于品”，一语道破罗隆基的致命弱点在德之不济。谈到罗隆基四十年代投靠共产党的选择，青年党元老李璜的看法是，党外人才像罗隆基那样待价而沽的行政好手政府却不网罗借重，“于是功名之士如果不安于没落，而要想有点作为，则你不用他，他会自打主意。”论政从政如不信守原则，难免不朝秦暮楚；评人论事以个人好恶为转移，就会党同伐异。罗隆基从论政到从政，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条路线。 1938年罗隆基作为国社党代表被聘为国民参政会议员，参政会上他的发言常常不代表国社党，也与党魁张君励意见相左。有人问起他，得到的回答是“政治家之于党，好似行路者之于找一所屋宇，藉以避蔽风雨。国社党并非高楼大厦，仅不过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楼大厦之前这所茅屋虽然简陋，也可以聊蔽风雨。”罗隆基代表国社党代参与组建“民盟”并出任其宣传部长，后国社党退出“民盟”，他则脱离国社党留在“民盟”，大概是找到比较满意的房子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展开，武汉失陷后，张君励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放弃军队，搁置马克思主义。而罗隆基弃中立的立场于不顾，公开主张要抗战就要和中共搞好关系。四十年代的罗隆基已是活跃于政坛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了，他与“民盟”步步地靠近共产党，逐步成为它可以操纵的盟友，1943年罗隆基还曾设法投奔延安。
说罗隆基因天真轻信而投靠共产党冤枉了他的才学和智力，说投机也小看了他，罗隆基有野心—毋宁是仕途的而不是政治的—而肯冒险，在政治的交易中敢于置理念、原则、公义与操守于不顾，反国民党的罗隆基给共产党投怀送抱了，共产党接纳了他。此时，我不禁想到傅斯年，那个创建史语所的傅斯年，那个代理北大校长的傅斯年，那个不避犯颜蒋总裁赶走了孔祥熙、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为民请命的大炮傅斯年，那个为道义、为学问、为国家，不入党、不做官的傅斯年。共产党就网罗不到好人。
脱党的同路人章伯钧
投靠共产党的罗隆基到底是半路上船，他不是共产党出身，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起家。对于共产党，他可以使用，却远不足信任。
章伯钧就大不一样了，他一直从政，他的政治生涯始于共产党，虽说后来脱党，但他以“第三党”身份的政治活动始终不离共产党左右，自认一辈子对共产党问心无愧。1945年7月1日作为社会贤达章伯钧与黄炎培等五人应邀访问延安，同行的傅斯年称章伯钧此行是“第三党归宗”。回顾历史，此言不差。
1923年留德期间章伯钧经朱德介绍加入共产党，1925年又在柏林结识了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遂成挚交。1926年章伯钧回国，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年6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党代表、总司令部政治部。1927年8月章又参加了共产党的南昌起义，任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起义失败到香港后脱党，从此开始了他共产党同路人的政途、追随邓演达“第三党”的政途。
邓演达是什么人呢？邓演达是国民党内亲共派、第三党创始人，坚决反蒋、积极联共。邓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攻克武昌后组织行动委员会倒蒋，和毛泽东一起主持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5月北伐前夕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扩张；到1927年3月二届三中全会，国民党左派联合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翻过来，免去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中形成绝对多数，会上邓演达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鉴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已成“党内有党”之势，加之它在北伐军所过之处推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恐怖政策遭到国民党内强烈反对，于是有了“四一二”清党。6月间邓演达从武汉秘密出走，10月份抵达莫斯科。 11月1日与先期到达的宋庆龄等联手发表《莫斯科宣言》，号召反蒋联共、继续国民革命，11月中旬得斯大林接见。
响应邓演达的《莫斯科宣言》，1928年初包括章伯钧在内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脱党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革命党”，举邓演达为总负责人，章伯钧当选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邓海外缺席期间谭平山代理。谭平山，中共政治局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1927年8月谭平山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失败后南下汕头后要成立国民政府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因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反对而搁置。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被告发，在上海被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三次亲自往见邓演达，劝其大敌当前放弃前嫌重新合作，未果。11月29日邓在南京被秘密处决，后共产党追认他为烈士，1957年迁葬于中山陵西侧。
此一“中华革命党”即为“第三党”之始。但此一“中华革命党”非彼一“中华革命党”，后者为孙中山为反袁护国发动“二次革命”而于1914年在东京创立，取传统会党形式，强调对领袖个人的效忠。这个第三党曾三度更名：第一次是1930年5月邓演达从欧洲归国，该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决议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改名是1935年11月在香港的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上，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会上章伯钧当选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三次是1947年在上海的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农工民主党”出台，章伯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名实兼备的党的领导人。
虽然20年间三易其名，但“第三党”的组织一脉相承，“第三党”拥共的政治路线一以贯之。建党之初，它主张反蒋（武装反蒋）联共、推进国民革命。“民族解放委员会”时期，它主张以中共的抗战路线和方针为党的行动纲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的思想武器，在政治上加强与中共的合作，要求承认共产党政权，联合抗日（见其《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1938年其全国第三次干部会议上章伯钧当选总联络人，开始了第三党的章伯钧时代。内战之中“民盟”时期，“第三党”与“民盟”同步，支持人民武装斗争——也就是内战，拥护土地改革，联合共产党，推翻蒋介石。“第三党”早期的非共主张例如平民政权的愿景，早已让位于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现实政治目的了。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中，“第三党”与共产党或积极奔走从旁策应，或全力配合共同举事，对于获得共产党的信任与重用而言，章伯钧有着罗隆基不可企及的“历史优势”。
1933年章伯钧协同“第三党”一起参与发动了有名的“闽变”，在福建另立中央，对抗为国际承认的南京政府。上海“一二八”抗战中名声大噪的第十九路军奉调福建剿共，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军长。十九路军失利后军长蔡廷锴前线媾和，与红军达成停火。十九路军前身为粤军改编的国民革命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蔡廷锴为属下团长。1933年6月间，第三党就联系陈铭枢并桂系军阀李宗仁、陈济棠等合议另立政府。11月20日“闽变”爆发，第三党与福州生产人民党联合十九路军举行“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推李济深为国家主席，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为政府委员，章伯钧出任经济、文化委员会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中华共和国”宣布与红军停止军事对抗，与江西共产党苏维埃政权合作。不满十九路军另立政府、与共产党媾和而不言抗日，桂系通电不表支持，同时中共苏区政府也不与福州政府真诚合作，蒋介石调军入闽围剿，次年1月13日中央军攻占福州，短命的“中华共和国”即告结束，“闽变”落幕。回顾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以及军阀混战那一段历史，一个问题浮上心头，这种建国事变与军阀割据有什么根本不同呢？！
对共产党而言，章伯钧之更可信用，自然也在他在“民盟”的特殊表现。尤其是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民盟中央负责人宣布解散停止活动之后，章伯钧反其道而行，离沪赴港秘密活动，三个月后与沈钧儒在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会上宣布民盟由“中立”转向同共产党合作，章伯钧和沈钧儒主导全盟盟务。5月间，章沈代表民盟通电全国，响应共产党号召，发起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章伯钧功在党国——共产党和“新中国”。
作为一个脱党而不反党、不背离党的方针路线、始终协作于共产党的忠诚的“第三党”盟友，章伯钧在共产党“新中国”所收获的一切都是适得其所。不过，所谓国共之外的第三条路线却是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一辈子对共产党问心无愧的章伯钧有什么资格谈第三条路线呢？
因为权与利，“民盟”内与章伯钧针锋相对形同水火，实在是恃才傲物的罗隆基不明就里。无论是论“革命”资历还是政治贡献，罗隆基在共产党那里都没有本钱与章伯钧一较短长。章罗二人的冲突以及有等差的政治待遇和遭遇，其根源不在两个人自身，而在接纳和领导他们的共产党。
可哀不可颂的“民主人士”
章诒和回忆罗隆基、章伯钧的文章中反复引用过章伯钧谈及“反右”运动及时认错的一段话。文章说，“反右”运动中，章伯钧是认罪最早的，而且是按照指定的调子认。为什么？章伯钧自己的解释是，难道让上面认错？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既搞了政治，就要有接受失败的能力。这可真是一厢情愿了。毛泽东一声号令，全部党国机器开动，共产党的“反右”斗争岂是章伯钧买单就可以回天？！只道是旁观者审，当局者迷。章诒和谈到父亲经常的感叹，“民盟为了一致对付国民党，与共产党联手‘合作’了。无论怎么联手合作，都不是拥戴你为王”。章伯钧不明白他不过一个共产党毛泽东玩于股掌之上的“民主人士”，却自以为助共产党建国有功而一言九鼎，甚至窃望“拥戴”！昏愦无过于此者。章伯钧政治一生锲而不舍，成就了一个政治人物，却远非政治家，虽然他务实、勤奋、干练，也能行人之所不行，例如在“民盟”向共产党一边倒的运作上。政治之为“家”所必要的那些品质，理念的号召、原则的坚守以及雄才大略均为章伯钧所短，他的目标毋宁是权力的而非政治的。不被拥戴的寂寥传达了他对权力的欲念，“大鸣大放”中他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不是釜底抽薪直指共产党的独裁，而是想要与共产党平分政权，只是没有料到共产党杀功臣会杀到他头上。
追随共产党求取功名而终毁于共产党，其状可哀：一生拥共不愧不悔，其行其状断不可颂。◇
本文转自240期【新纪元周刊】“自由评论”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42/981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