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4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周慧心采访报导）近日继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遭停职调查后，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也因课堂言论遭撤销教师资格。针对高校愈发严厉的舆论控制，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杨子立认为，年轻人没有恐惧，他们热血奉献的精神，让中共恐惧。
杨子立表示，当局在全力防备这件事的时候，在它没防备的地方，会发生新的事件，然后它又制止这个新事件……它的精力有限，但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爆发，今天发生卡车司机罢工，明天出来上千万的P2P受害者，后天又是几百万越战老兵……
“虽然目前这些运动还没有看到政治要求，但是迟早有一天会提出政治要求，或者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可能没有恐惧的经验，能够有一种献身主义的精神，靠着年轻人奉献、冲锋牺牲的精神，反而能带领大家提出一些政治口号。”
他对大纪元记者说：“也就是有一天，当大家觉得当局没有那么可怕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出来，这是必然的。”
杨子立是1998年的北京大学电脑系硕士毕业生，在北大期间就在校创办“北大事实社”，利用假期去农村调查，讨论社会问题及宣传法律知识，后来又架设“羊子的思想家园”网站，关注中国农民问题和政治问题。
2000年8月，他与徐伟、靳海科、张彦华和张宏海成立“新青年学会”。2001年3月13日，杨子立被秘密拘捕。2003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2009年3月12日，刑满出狱。
去年到美国定居的杨子立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自己在国内高压下的心路历程，以及出狱后他进行的一些大陆民众受迫害调查。
记者：那个时候为弱势群体发声的算是凤毛麟角，什么原因让您站出来？
杨子立：我出生在农村长在城市，寒暑假时经常回农村。城市和农村的对比非常强烈。这个差别不只是表面上，而是权利上。农民不但没有任何保障还要交农业税，即便是老年人没有劳动能力、残疾人，也要交人头税。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原来只是觉得不公平但是并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北大以后，理论上才有出处。
记者：少年、青年成长过成中对您思想影响比较大的人有哪些？
杨子立：我到北大以后认识了当时在北大读博士的李柏光博士，他可以说是我的领路人。他给我介绍了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比如说像哈叶克的《通向奴隶之路》，还有一些经典的洛克、孟德斯鸠的书等等。他还介绍我认识一些比较重要的知识分子，比如刘军宁老师，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可以说他对我的思想影响也非常大，一直到现在。
另外，秦辉老师对历史的分析和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对我的思想形成也是影响很大。之前也曾拜访过社科院的许良英老先生，他明确跟我说我的这些思想属于自由主义。
我学理工科的，对自由主义并不太懂。他告诉我之后，我才回去查询一些这方面的政治哲学书籍。我当时在北大之所以能接触到这些自由派的思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可以到研究生阅览室去看书。
比方有港、台的一些杂志，能接触到一些真正的文学知识。但是这个阅览室对本科生是不开放的。它就怕本科生看到这些会引起思想上的变化。现在学校怎么控制我不知道。
其他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像曹思源老师，我当时也请他去做过讲座，讲中国的一些宪政改革方面的事情。
还有搞历史的王海光老师，中央党校的，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到后来又接触了民间异议人士，认识了江棋生先生，又接触了徐文立先生，1998年，我还加入过中国民主党，这样的话就基本上算是一只脚踏到这个民运的道路上去了。然后有一些民主党的同道朋友一直保持到今天。
记者：你跟朋友们在2000年成立了新青年学会？
杨子立：在毕业前，我在北大跟一个叫高威的本科同学组织了一个北大时事社，然后跟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历史大学、青年政治学院还有广播学院等等好多学校的学生有横向的联合，他们也有一些文化思想团体，我们就一起来搞一些活动，研究探讨。
后来青年学会的这些人，都是原来在学校期间不同的学生社团的骨干。我们当时入狱的一共四个人嘛，基本上都是关心农民问题走在一起的。我可以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其他几位同学很多是学生党员，但是无论是否被中共洗脑，这种出生于农村对农民的一种关心这个是天然的。
记者：北大学生最近成立“马会”，遭到学校打压，有些还被电视认罪。
杨子立：我听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跟佳士工人的罢工有关。其实不只是北大学生，有很多学校的学生，虽然思想上“毛左”，但是他们支持工人这一点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当佳士工人罢工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像岳昕这些学生，他们就去支持，那遭到打压以后又有其他学生支持这些被捕的学生。
我觉得当局强化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会物极必反。你灌输多了，学生脑子里全是阶级斗争观念。阶级斗争观念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他可能会觉得你这是一党专政，另一方面呢，他觉得你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你脱离社会主义。
比如说这个“乌有之乡”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所以当局强化这些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结果，我觉得产生了很多反体制的毛左学生。
记者：出狱后，您又经历了哪些事情？
杨子立：出狱后，我进入了北京传知行研究所，在那个研究所待了五年，这期间主要是研究农民和农民工的医疗健康权和子女教育权，做过底层访谈，培训一些志愿者，让他们采访底层老百姓，写出老百姓的悲欢离合。
为了这个研究我们到了二十多个地区去调查，回来写了很多报告。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出租车研究、税收政策研究、法治研究，当局一直不希望我们去碰的，随时想把我们取缔掉。
2014年9月发生了香港占中运动，传知行被卷入进去，然后所长和几个同事有六个人被抓，其中三个人受到酷刑，后来在传讯我的时候，我就把手机关掉，逃跑了，逃离了北京。
2017年我开始调查武汉大学生失踪案。我用业余时间去做了些采访、调查，收集他们的资料，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
这么多大学生失踪没有人关心？其实不是没有人关心，因为只要你一关心，它就开始打击你。
当时有一个记者曾报导过这些失踪的事情，结果当局不但不去破案，反而把这个记者抓起来，说他造谣。当局称失踪的四个大学生都找到了，有三个回学校， 一个回家了。
后来我调查，他们都没有回家。当时我发现有28个在校的大学生，除了一个之外其它都是男大学生，超过一半都是身高180以上的，都没有找到。显然当局是在极力掩饰，用谎言来掩饰这个事情。在大家都关注的时候，有几个月没有再出现失踪案件。
但是到去年8月又开始有人失踪，12月有两人失踪。我说的仅仅是武汉的大学生。也就是说大家一旦不再关注了，这个犯罪团伙又开始猖獗。
他们失踪了，一方面有可能被弄去做农工去了，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被害了、器官被移植了。
据说法轮功是群体被（器官）移植的，这个可能性当然也是非常大。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完备，又腐败这么严重，关注官场又很盛行，你觉得是受害你去报案，他们都不管。然后当局的一些主动迫害，出于金钱崇拜，什么丧心病狂的事都可以做。
因为我一直在调查，武汉的警察跨省到深圳去抓我，那是十九大召开之前，他先去我家抓我，没抓到 。第二天又去单位，我又刚走，后来我就躲了几天。等到十九大开完之后，武汉的人就走了，但是深圳的国保逼迫单位把我开除了。
他们把我列为重点维稳对象，要求我每个月去警察局（跟他们）见面谈话， 后来看我不配合，他们就去威胁房东，要赶我走。我申请到美国的签证，9月份到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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