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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禁言 专访杨子立:热血青年令中共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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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4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周慧心采访报导)近日继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遭停职调查后,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也因课堂言论遭撤销教师资格。针对高校愈发严厉的舆论控制,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杨子立认为,年轻人没有恐惧,他们热血奉献的精神,让中共恐惧。

杨子立表示,当局在全力防备这件事的时候,在它没防备的地方,会发生新的事件,然后它又制止这个新事件……它的精力有限,但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爆发,今天发生卡车司机罢工,明天出来上千万的P2P受害者,后天又是几百万越战老兵……

“虽然目前这些运动还没有看到政治要求,但是迟早有一天会提出政治要求,或者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可能没有恐惧的经验,能够有一种献身主义的精神,靠着年轻人奉献、冲锋牺牲的精神,反而能带领大家提出一些政治口号。”

他对大纪元记者说:“也就是有一天,当大家觉得当局没有那么可怕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出来,这是必然的。”

杨子立是1998年的北京大学电脑系硕士毕业生,在北大期间就在校创办“北大事实社”,利用假期去农村调查,讨论社会问题及宣传法律知识,后来又架设“羊子的思想家园”网站,关注中国农民问题和政治问题。

2000年8月,他与徐伟、靳海科、张彦华和张宏海成立“新青年学会”。2001年3月13日,杨子立被秘密拘捕。2003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2009年3月12日,刑满出狱。

去年到美国定居的杨子立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自己在国内高压下的心路历程,以及出狱后他进行的一些大陆民众受迫害调查。

记者:那个时候为弱势群体发声的算是凤毛麟角,什么原因让您站出来?

杨子立:我出生在农村长在城市,寒暑假时经常回农村。城市和农村的对比非常强烈。这个差别不只是表面上,而是权利上。农民不但没有任何保障还要交农业税,即便是老年人没有劳动能力、残疾人,也要交人头税。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原来只是觉得不公平但是并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北大以后,理论上才有出处。

记者:少年、青年成长过成中对您思想影响比较大的人有哪些? 

杨子立:我到北大以后认识了当时在北大读博士的李柏光博士,他可以说是我的领路人。他给我介绍了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比如说像哈叶克的《通向奴隶之路》,还有一些经典的洛克、孟德斯鸠的书等等。他还介绍我认识一些比较重要的知识分子,比如刘军宁老师,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可以说他对我的思想影响也非常大,一直到现在。

另外,秦辉老师对历史的分析和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对我的思想形成也是影响很大。之前也曾拜访过社科院的许良英老先生,他明确跟我说我的这些思想属于自由主义。

我学理工科的,对自由主义并不太懂。他告诉我之后,我才回去查询一些这方面的政治哲学书籍。我当时在北大之所以能接触到这些自由派的思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可以到研究生阅览室去看书。

比方有港、台的一些杂志,能接触到一些真正的文学知识。但是这个阅览室对本科生是不开放的。它就怕本科生看到这些会引起思想上的变化。现在学校怎么控制我不知道。

其他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像曹思源老师,我当时也请他去做过讲座,讲中国的一些宪政改革方面的事情。

还有搞历史的王海光老师,中央党校的,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到后来又接触了民间异议人士,认识了江棋生先生,又接触了徐文立先生,1998年,我还加入过中国民主党,这样的话就基本上算是一只脚踏到这个民运的道路上去了。然后有一些民主党的同道朋友一直保持到今天。

记者:你跟朋友们在2000年成立了新青年学会?

杨子立:在毕业前,我在北大跟一个叫高威的本科同学组织了一个北大时事社,然后跟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历史大学、青年政治学院还有广播学院等等好多学校的学生有横向的联合,他们也有一些文化思想团体,我们就一起来搞一些活动,研究探讨。

后来青年学会的这些人,都是原来在学校期间不同的学生社团的骨干。我们当时入狱的一共四个人嘛,基本上都是关心农民问题走在一起的。我可以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其他几位同学很多是学生党员,但是无论是否被中共洗脑,这种出生于农村对农民的一种关心这个是天然的。

记者:北大学生最近成立“马会”,遭到学校打压,有些还被电视认罪。

杨子立:我听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跟佳士工人的罢工有关。其实不只是北大学生,有很多学校的学生,虽然思想上“毛左”,但是他们支持工人这一点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当佳士工人罢工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像岳昕这些学生,他们就去支持,那遭到打压以后又有其他学生支持这些被捕的学生。

我觉得当局强化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会物极必反。你灌输多了,学生脑子里全是阶级斗争观念。阶级斗争观念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他可能会觉得你这是一党专政,另一方面呢,他觉得你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你脱离社会主义。

比如说这个“乌有之乡”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所以当局强化这些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结果,我觉得产生了很多反体制的毛左学生。

记者:出狱后,您又经历了哪些事情?

杨子立:出狱后,我进入了北京传知行研究所,在那个研究所待了五年,这期间主要是研究农民和农民工的医疗健康权和子女教育权,做过底层访谈,培训一些志愿者,让他们采访底层老百姓,写出老百姓的悲欢离合。

为了这个研究我们到了二十多个地区去调查,回来写了很多报告。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出租车研究、税收政策研究、法治研究,当局一直不希望我们去碰的,随时想把我们取缔掉。

2014年9月发生了香港占中运动,传知行被卷入进去,然后所长和几个同事有六个人被抓,其中三个人受到酷刑,后来在传讯我的时候,我就把手机关掉,逃跑了,逃离了北京。

2017年我开始调查武汉大学生失踪案。我用业余时间去做了些采访、调查,收集他们的资料,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

这么多大学生失踪没有人关心?其实不是没有人关心,因为只要你一关心,它就开始打击你。

当时有一个记者曾报导过这些失踪的事情,结果当局不但不去破案,反而把这个记者抓起来,说他造谣。当局称失踪的四个大学生都找到了,有三个回学校, 一个回家了。

后来我调查,他们都没有回家。当时我发现有28个在校的大学生,除了一个之外其它都是男大学生,超过一半都是身高180以上的,都没有找到。显然当局是在极力掩饰,用谎言来掩饰这个事情。在大家都关注的时候,有几个月没有再出现失踪案件。

但是到去年8月又开始有人失踪,12月有两人失踪。我说的仅仅是武汉的大学生。也就是说大家一旦不再关注了,这个犯罪团伙又开始猖獗。

他们失踪了,一方面有可能被弄去做农工去了,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被害了、器官被移植了。

据说法轮功是群体被(器官)移植的,这个可能性当然也是非常大。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完备,又腐败这么严重,关注官场又很盛行,你觉得是受害你去报案,他们都不管。然后当局的一些主动迫害,出于金钱崇拜,什么丧心病狂的事都可以做。

因为我一直在调查,武汉的警察跨省到深圳去抓我,那是十九大召开之前,他先去我家抓我,没抓到 。第二天又去单位,我又刚走,后来我就躲了几天。等到十九大开完之后,武汉的人就走了,但是深圳的国保逼迫单位把我开除了。

他们把我列为重点维稳对象,要求我每个月去警察局(跟他们)见面谈话, 后来看我不配合,他们就去威胁房东,要赶我走。我申请到美国的签证,9月份到了美国。#

 责任编辑: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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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1 8:2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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