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6月12日讯】（接上文）
第二章 三字石经古文是古文正字
2.1 历代对古文的误解源于具体文字标准的缺失
从上一章的事实、分析中我们知道，三字石经古文不是传抄错讹文字，异体字多是研究方法错误带来的假象。恰恰相反，三字石经古文异体字很少，具备正字的特征。实际上，近现代学者在研究三字石经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石经古文的字根部件高度一致，这正是文字体系精密性的体现，反映出石经古文的正字特征。但囿于近现代的文字学理论，止步于“人为的修饰、对偏旁的人为规范”等等概念，没能再深入下去。
近现代的文字学理论中，设立了一个“传抄古文”的概念，是指历代辗转传抄至今的战国古文资料，包括《说文解字》古文，三字石经古文，《汉简》、《古文四声韵》、《玉篇》、《集韵》等等字书所录古文。“传抄古文”天生就带着“错讹”的标签，那麽自然，错讹多端的文字，难以研究，也没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其实“传抄古文”的概念本身就是错的，古文就是古文，战国文字就是战国文字，传抄错讹就是传抄错讹，这个概念折射着分不清谁是古文正字、谁是战国文字、谁是传抄错讹字，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找到真正的古文正字作为标准，但这个概念的形成也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最有名的“传抄古文”就是《说文解字》中的古文，里面的成分很庞杂，有古文、战国文字、商周文字，还有笔画错讹的传抄字、来源不明字理不清的字。请看下表。
表中，“王、惠、邦”其实是商周文字的写法，与古文的结构、字根部件完全不同；“及”是本于战国文字的写法；“成”是正确的古文；“古”则完全异形而字理不明，不知来自哪里。
东汉许慎所着《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奠基之作，历史影响极其深远，书中的思想、体例、基本概念等等为后世一脉相承，同时，其中的模糊认识甚至错误，也误导了后人。
自汉朝起就有周青铜器出土。《说文解字·叙》中说：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
《汉书》记载西汉美阳出土尸臣鼎，被当时的大臣张敞鉴定为周故居祭祀用鼎，是商末周初的物品，按照目前的出土文字推断，铭文应该和商后期文字差不多；而张仓所献《春秋左氏传》是古文，这两种字体的差异很大，许慎并而叙之，反映出东汉时，人们对先秦曾经的几种文字具体什么样、互相之间的差异如何，已经不清楚了。
但另一方面，《说文解字·叙》对古文的定义又很明确，是一种特定的字体，肇自远古，早于籀书，而且是孔子壁中书所用字体，和篆书截然有别：
及宣王太史籀着《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作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
很显然，许慎是矛盾的，是古文概念的明确和古文具体的文字标准缺失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伴随着的模糊、错判一直影响到后世。
东汉大儒郑玄在《尚书赞》说道：书初出屋壁，皆周时像形文字，今所谓科斗书。
唐孔颖达注疏《尚书正义。尚书序》： 科斗书，古文也，所谓苍颉本体，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识，是古人所为，故名“古文”。
晚清学者利用出土西周金文校对传世本《尚书》，前文我们提到的“文王、宁王”之辨中，晚清学者误将出土西周金文等同于古文。
近两千年来，古文从一种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先秦重要文字渐渐蜕变为模糊的广义“前代文字”、“古人所作文字”、说不清来源的战国传抄文字等等，源自于《说文解字》中“杂合”古文的示范，更源自于秦焚书、秦末战争项羽咸阳之火后，战国文字付之一炬，上古典籍付之一炬，虽然汉朝时人们依然知道古文是一种重要的字体、知道古文是上古仓颉所造，但由于实际文字标准的缺失、典籍的失传，没有了大量先秦文献的印证，实际上已经无法从一堆先秦遗字中准确分辨出古文了。
汉朝时除“挟书令”，民间大量的献书，大量先秦文献再现于世，有传抄的错讹古文，也有逃过文化劫难的先秦真本古文，真真假假鱼目混珠，谁人识得真古文呢？
2.2 近现代文字学理论对的变异与对古文的困惑
晚清开始，商周的青铜器陆续出土，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进入高潮，近现代经历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上古文字大发现，不仅仅有商周甲骨文、青铜器金文出土，更有真正的文献资料——大量简牍出土，人们得以有可能全面了解先秦文字、尤其是西周以后至秦统一这段时间汉字的真实面貌与演变过程。
按照近现代“重建”的文字学理论，商以下至秦朝的文字演变是这样的：
商文字（如商金文、甲骨文）
周文字（如周金文、少量甲骨文） 春秋战国文字（如春秋战国金文、简牍文字） 秦小篆、隶书
这是一条直线的连续演进模式，其中，进入春秋时期文字变化加大，出现大量文字“讹变”现象，战国时期达到顶峰。其实“讹变”西周就开始了，整个周朝没有停止过。“讹变”是近现代文字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是指面对汉字演变过程中大量的字形突变现象，在一时找不到原因、给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用随机性的错误、人为的原因来解释。“讹变”说还派生出一整套术语，试图囊括所有解释不了的字形突变现象，例如：饰笔、增繁、简化等等，本质上是变相的“讹变”。
需要指出的是，汉字文献传抄错误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在碑刻损毁、印刷术成熟发达之前，文字的主要传播形式就是人工手抄，差错是难免的。“讹变”说的重点不是这里，是将“讹变”作为汉字变革的动力与常态机制，一方面否定了历代圣贤对文字变革的功绩，另一方面鼓吹“人民群众集体创造文字”而否定汉字的博大精深与文字演变的客观规律。既然是“人民群众集体创造”，差错讹误就很正常，既然“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古人所说的汉字神传就是封建迷信。这实际上是近代反传统的“新文化”、“古史辨”运动后思想改造的产物，是共产党党文化世界观对社会文化方方面面包括对文字学理论的变异。共产党号称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武装人的头脑”，所有教科书的 “序论、概述”无不以进化论、无神论、唯物论的党文化价值观改写各学科的真实历史，呈现给学子们的是扭曲变异的剪辑事实，要求掌握的枯燥内容、“理论基础”目的是在一张白纸上画上框框、锁住灵性，将对传统文化的向往、追寻扭向错误的方向。以至于事后研究时发现与常识、历史格格不入，依然深信不疑，甚至为圆错误的理论而再造术语、越走越远。
“讹变”是文字变革的动力，如同进化论“突变产生新物种”一样，是完全错误的、反科学的。基因突变绝大多数情况下伴随着死亡与畸形，而不合字理的就是错字、昙花一现、难以掌握的被淘汰字。历史是有原因的，不是随机无意识的；汉字是个有序发展完善向上的过程，不是无序差错的破坏性过程。
说白了，“讹变”说本来衹是一个学术上解释不了却又牵强解释下的自圆其说，但如果不能看清操纵“讹变”说流行甚至主导汉字理论的背后因素，就不能摆脱干扰和桎梏，真正清醒的看待、研究目前所获得的大量珍贵的先秦文字材料，从而探知汉字、历史乃至华夏文明的真相。
近现代的文字演变路线中，最困惑的就是西周以后到秦统一文字这一段。照理说，文字是连续使用的，变化也是渐变的，可是无论从小篆的情况还是从出土的春秋战国文字看，跟西周相比都有大量的突变，尽管有“讹变”这种不是解释的解释，但真正有志的学者都在探究真实的原因。凡事都有来源，这么多完全不同的新字形、完全不同的新字根部件是藉鉴的谁、从哪里来的呢？
一个世纪之前，国学大师王国维指出，古文与战国时期的东方文字为一家之眷属，也就是同源的。但困惑的是，以战国出土文字与古文对照，似是而非，古文整体上不同于任何一种春秋战国时期实际流传于世的文字。所以在近现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怀疑古文是古人杜撰出来的文字，最多也是传抄后的错讹文字，在文字发展过程中没有实际的位置，最多是一种别的文字的遗迹，而且还是“错讹”的。真的是这样吗？
让我们来看看两例著名的春秋战国出土文字。
2.3 三字石经古文是真实存在过的文字
2.3.1 从侯马盟书看三字石经古文是春秋时期文字变革的上源参考
侯马盟书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土于山西， 是五千多玉片上用毛笔蘸朱砂所写的誓约。侯马是春秋后期晋国的首都，盟誓发生在大约公元前500年（也有考证认为时间更晚），差不多是春秋后期孔子在世的时期。这是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大批量毛笔手写文书，所以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可以将之与三字石经古文、西周金文对比，看看有什么异同。
对比结果有三种典型情况：第一种情况，侯马盟书一字两种写法，分别与三字石经古文、西周晚期金文完全对应；第二种、第三种情况都是一字一写，或与古文相同（情况二），或与西周晚期金文相同（情况三）。当然，侯马盟书里还有大量的一字一写是与三字石经古文、西周晚期金文三者互相间完全一致的，比如：子、以、不、非、而、司、白、于、自、卑等等，这也是汉字一脉相承的体现。
侯马盟书首先可以印证三字石经古文不是汉朝人向壁虚造的文字，相当数量的字形直接被侯马盟书采纳，又一次进入了实用文字的历史舞台。其次，站在西周晚期金文，也就是当时的官方文字角度上看，侯马盟书所采纳的古文是新字，而且与官方文字写法上差异很大，所谓“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站在近现代的角度，就是字形有突变，在搞不清源头却又要勉强解释时，可能就会冠之以“讹变”。第三，侯马盟书的“文字异形”基本衹有两种写法：古文、西周晚期金文，除了有的字加点不加点的变化，结构上、字根部件上，不出这两种文字体系。这种明显的“二源特性”，提示着古文乃是侯马盟书文字变革的上源参考。
那麽可能有人会说，会不会侯马盟书创新文字在先、三字石经传抄在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两例战国文字。
2.3.2 从郭店简、包山简看三字石经古文是战国时期文字变革的上源参考之一
包山简、郭店简分别于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在湖北荆门出土，是典型的战国楚系文字，入土年代差不多都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正是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高峰。郭店简内容主要是传抄的道家、儒家经典文献，如《老子》、《缁衣》、《语丛》等等。包山简则是实用文书，有司法文书、卜筮祭祷等等。
请看下表郭店简、包山简与三字石经古文、西周晚期金文的对比字例。
（表中列出了每个字在郭店简、包山简中的主要写法）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直因写法“古怪”被质疑为杜撰、传抄讹变的三字石经古文又一次被证实为真实存在的文字，如“乱”、“多”等。在秦朝统一文字的时候，小篆选择了“乱、多”这两个字的西周晚期金文写法，古文写法被弃用，日久被人们所遗忘，当古文再次出现的时候，自然觉得突兀而难以理解。
侯马盟书的“二源特性”再次出现，这反映着古文依然是战国文字变革的上源参考，比如“多、十”，尤其“十”:一竖中间加点的写法是周朝独一无二的写法，是周朝最具特色的字根部件，并且贯穿到西周早期、中期用到“十”这个部件的诸多字里面，还影响到后来的春秋战国文字。衹是，古文“十”的写法最后被小篆所选择，周朝一竖加点的写法被弃用。
战国文字在历史上是“文字异形”的顶峰，反映到郭店简、包山简上就是一字多写常见，而不仅仅像侯马盟书那样顶多两种类型的写法，比如“及、中”。 “及”除了有西周晚期金文、古文的写法，还有加走之底的写法，这已经不仅仅是对上源文字的照抄了，而是按照一定的法则造新字了。“中”也是这样，而且除了新造字，还有一个上源写法是古文和西周金文都没有的，就是最后我们今天所用的最简单的“中”字，没有任何点画。这种写法不是如近现代理论所说的“文字简化趋势”下的人为改造，而是早在商朝就广汎使用了。
综上，战国时期的文字变革比春秋时期更进一步，参考的上源文字更多、并且根据一定的法则真正的开始文字创制。这一切一定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待续）
(点阅“弘扬传统文化”征文)
责任编辑：古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