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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文化”征文大赛参赛作品

【征文】子真:汉字正原(二)

定县汉简(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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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6月12日讯】(接上文

1.2.2 《古文四声韵

古文四声韵》四库全书版,北宋夏竦着

成书于北宋,继《汗简》之后。作者夏竦,博学而有文武才,是北宋名臣。他对当时各地所献出土器物上的古文十分痴迷,经常钻研。《古文四声韵》汇总、考订了《汉简》、碑文、传世古书、宋时出土文字等等各方资料,以字音(声韵)分类。书中逐字标明了出处。

由于该书的目录是隶书字,我们仅将正文中标明出处为石经的字与民国出土三字石经古文比较,并列表示例如下。

《古文四声韵》传抄字和三字石经古文比较示例

统计结果:《古文四声韵》中标明出处为石经的古文共102字,其中重见于民国出土残碑的35字,这35字中,写法依然相同的7字(包括勉强相同的3字)、不同的28字。也就是说,《古文四声韵》中的石经古文,传抄后最终没有变形的不到四分之一。

《古文四声韵》的统计结果与《汉简》大同小异,从三字石经刊刻时算起,或者从碑拓技术产生、成熟时的南朝、隋唐算起,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辗转传抄之后,能保持不变的古文衹有不到三分之一。
1.2.3 《隶续

隶续》四库全书版,南宋洪适着。

成书于南宋。作者洪适,南宋大臣,官至宰相,与欧阳修、赵明诚并称宋金石三大家。学术成就主要是金石学、训诂学,对后世影响很大,诗文也有遗世。《隶续》先列碑文描摹图,再予以注释,开体例之端,一直沿用到今天。《隶续》所描摹的内容为《春秋左氏传》,但不是原碑,而是描摹宋朝人的翻刻新碑,几经辗转,失真较大。史载《春秋左氏传》不是孔府壁中书所见,而是民间献书,但作者左丘明同为鲁国孔子同时代的人,亦精通古文,既然为《春秋》作传,其最原始的版本所用古文与壁中书古文当是一样的,可以和出土三字石经古文对等比较。对比统计的示例如下表。

《隶续》传抄字与出土三字石经古文比较示例

《隶续》统计结果:难以区分的有270字,重见于出土石经的大约86字,其中确认错误的有45字,正确的19字,勉强正确的12字。四库全书版《隶续》的问题在于所描摹的碑文并不是照样翻刻汉魏原碑,而是挑选原碑拓本清楚的字翻刻,这意味着原碑直下三字式,但由于残缺,剩余清晰的字五花八门,集清晰字翻刻的方法严重破坏了原碑的布局,加上描摹失真,甚至搞不清某字是古文还是小篆。而且碑文中很多重复字因描摹走形而互为异体,区分辨别非常困难,参考价值大打折扣。按照重见于石经的86字计算,正确率略超过三分之一。

至此,我们看到一个以往忽视的事实:三字石经原刻古文是《汗简》、《古文四声韵》中标明出处为石经的古文母本,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辗转传抄,字形不变的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都是错误而字理不通的讹字,它们才是真正的传抄古文,具足传抄文字的一切特征。历来用这样的文字作为古文的标准,造成了严重的障碍,不仅研究的结论不可靠,还反过来将传抄文字的错讹属性贴在了石经原刻古文的头上。

1.3 将《汉简》等传抄古文与出土石经原刻古文混合研究是错误的方法

近现代对三字石经古文的研究,普遍是将出土原刻古文和《汗简》等传抄古文混合在一起统计、研究的。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方法。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原刻古文传抄到今天,整体的正确率不到三分之一,将正字与错字、错字与错字混合研究,会“污染”正字、大大提高异体字的比例,得出与事实完全不符的结论。

清末和民国出土的三字石经原刻古文共有不重复的单字440个左右,但目前一般的研究,总字头有550个左右。这多出来的110个古文主要来自于《汉简》、《古文四声韵》、《隶续》等等,但这110字的正确率是非常低的,大多是错字。更为严重的是,实际混合进来的传抄字更多,超过了200字(不同研究者的入选数量有差别,但是多没有按照“书中标明出处为石经且又见于出土原刻的才入选”这一标准),它们一部分成为原刻没有的新字头(即多出来110个字),一部分作为异体字和原刻正字并列,一部分传抄跟传抄互相成为异体并列,最终显示出来的异体字比率高的吓人!一下子就让石经古文“具备”了传抄字的典型特征——超高的异体、错讹比例。这相当于纯净的水源被污染,总体评估的结果实际上衹反映了污染物的特征。显然,这种错误的方法会得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这直接导致了珍贵的三字石经古文被忽视、搁置。

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先单一研究原刻古文本身,回过头来再比较各种传世的古文遗字。三字石经的刊刻特点是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对照,而且刊刻的文章是广为流传的经典,不仅有字形,还有上下文的语境参照理解,还有不同阶段汉字字体对照,是一个最理想的文字材料。

剔除了混入的《汉简》等传抄错讹字,我们很容易发现,三字石经原刻古文是一个精密完善的系统,异体字数量很少,总共衹有:元、帝、介、尃/敷、其、其、常、同、保、获、女、孙、力、吾、所共14个字。详见下表。

出土三字石经异体字表一
                               出土三字石经异体字表二                      

判断异体字的方法是兼顾出现的频次和字理,正字出现频次高、字理更清晰些,还可以得到更多种类文字的印证。我们的收字范围主要是:孙海波着《魏三字石经集录》、顾颉刚顾廷龙着《尚书文字合编》、西安残石、和民间收藏的《春秋定公-哀公》大段残碑拓字,总共有古文约1400字,不重复的有约440字。

除了上述的异体字,出土石经古文中还有被近现代研究认为是异体字但实际上并不是的,需要特别说明如下:

-“隧”是古文错写字(少了一短横),“兄”有两处应该用“允”、为古文错用字;

-古文实为同一个字,小篆隶定成两个字:龚/恭;

-小篆隶定不当:并,被隶定为“屏”;

-古文本为不同的字,现在被错认为是异体的:宝、保,吊、弟,泽、释,及、乁、秉;

-写手笔画不到位、笔势不同造成的差异:朝、马、至、杀;

-石碑风化、磨损导致的模糊难认:信、庶、陟、乙;

-著名的“文、宁”之辨(下一节详细论述)。

详见下表。

三字石经非异体字辨析表一
三字石经非异体字辨析表二
三字石经非异体字辨析表三

经过全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传抄文字的最大特征——异体、错讹字多,出土三字石经古文并不具备。在近现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直至今天,人们对三字石经的误解很深,除了前面所说的研究方法错误,还有其他的原因。

讲到对三字石经的误解,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典型字例:“文王、宁王”之辨。

“文王、 宁王”之辨

近现代认为三字石经古文是传抄集字的另一个重要论据是《尚书》中《君奭》篇的 “文王、宁王”之辨。

《尚书》是孔子所编纂的上古帝王、重臣的言论文集,上起尧帝,下至秦,时间跨度约一千五百年。《尚书》的传世文本定稿于唐朝,综合了流传到汉以后的古文底本《尚书》和隶书写的今文底本《尚书》,近现代一般是以《十三经注疏》版本为准。

《尚书》中有很多周朝的文诰,其中大量提到了周文王,有疑问的集中于两篇;《大诰》和《君奭》。《大诰》中凡提到周文王的地方都写成“宁王”,而《君奭》中则“宁王、文王”并存,其中“宁王”的称呼显得费解,《尚书》中其他的周朝文诰都没有这个问题。这本是一个流传中正常的文字差错问题,历史上有种种我们所不知道的文献传承过程,一件没有被记载入史册的行为可能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但因为《尚书》是中华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经典文献,学者们都很关注出土文字对尚书的印证细节。

晚清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周青铜器出土,金石学家、文字学者们发现,出土金文中,“文考”、“文人”中的”文”在金文中大多写作:

              或     

也就是【文+心】(心位于当中)。晚清学者们认为,这个字与“文”是异体字,也就是读音含义都一样、仅仅写法不同的字。对照流传到晚清的《隶续》等书中的石经遗字“宁”,他们认为汉朝学者得到孔府壁中书后,将古文转写为隶书的过程中,用字错误,本应转写为隶书“文”却搞错写成了“宁”字,其原因在于古文“宁”和周金文【文+心】的相似性。图示如下。

文+心 西周金文
宁 《隶续》

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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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晚清学者认为壁中书上的字就是西周金文的字,他们把古文这一特定字体等同于成了西周金文。他们认为,虽然汉朝人在转写时犯了用字错误的毛病,但这种错误恰恰说明他们遵照的是真的古文底本,不是杜撰的古文底本。当时商甲骨文、三字石经残碑还未出土。

接着我们来看近现代对“文王、宁王”之辨的意见。

三字石经残碑最大的一块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出土,残碑上古文字数最多的章句正好集中于《尚书。君奭》篇,虽然断断续续,但正好包括了 “文”、宁”之辨的例句。详下图。其中{}中的字原碑残缺,据《尚书》补上。

{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 (三字石经《君奭》碑拓)
我迪惟宁王{德延} (三字石经《君奭》碑拓)

其中,第一句用“宁”是正常的,整句意为“我不敢安于上帝赋予我朝的天命”,这是周公吸取前朝商纣王的教训、自勉要勤政爱民的句子,这里“宁”是“安于”的意思。第二句整句意思为“我所遵循的唯有延续文王的德行”,意即行文王那样的德政,这里用“宁王”就显得突兀。更为重要的是,《君奭》篇中还有“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这里原刻用的是“文王”而不是“宁王”,见下图。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三字石经《君奭》碑拓)

近现代学者认为,同一篇中既有“文王”又有“宁王”,本是传世的今文隶书版《尚书》的“毛病”,而现在古文《尚书》出现了同样的“毛病”,说明古文底本不可靠,是汉朝人按照今文隶书底本倒过来集字的。这个结论与晚清学者因文字错位而相信石经源自壁中书完全不同,这源于近代“古史辨”运动后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怀疑,近现代“定论”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十六篇是晋朝人编造出来的伪书,顺带怀疑汉朝人,怀疑其他古文《尚书》。

且不说因文字错位就否定《尚书》古文底本从逻辑上能否成立,先看看近现代对今文隶书版《尚书》的“毛病”如何解释。这个解释就是“讹变”,“讹变”的大致路线:

这是近现代对待传统历史文化的诸多案例中,面对悬疑,以新理论行否定之实的典型,仓促武断,太多推敲不通的地方,却堵住了探知真相的路。

请注意到关键的一点,近现代的“讹变”说和晚清学者有着一样的问题:周金文【文+心】和“寍”、古文“宁” 之间,字形差异巨大,周朝人或者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汉朝人是如何将他们混为一谈的呢?轻易地就将【文+心】和“文”说成是异体字,不考察历史上这两个字具体的使用情况,是不是太轻率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字形。

“宁”的古文写法:衣+心,心有所依的意思,这是古文的字源意。但是这种写法没有被小篆继承下来。

宁 三石经古文

小篆继承的是“宁”的两种西周金文写法:

宁 西周早期
寍 西周晚期
宁 寍
小篆

《说文解字》:“宁,愿词也”。也就是“宁可”的意思,这里没有直接分析字形,是用字法的说明。 另一个字“寍:安也,从宀,心在皿上。人之饮食器,所以安人”,这是“安宁”意义所对应的的本字。后来,这两个字因为形近归并,渐渐的弃“寍”用“宁”,“宁”集诸义于一身了。

古文“宁”的构字是【衣+心】,而小篆“寍”的构字是【皿+盖子+心】,这实际上是不同的造字路线,一条路是“心有所依”,一条路是“心有所置(置于皿中)”,最终殊途同归,都表达了“安宁”之意,是属于六书造字法中的“会意”。可见古文和西周金文是两个不同的文字体系,差异是造字时就确定的,和各体系的字根序列、构字思维密切相关。如此字形差异明显、构造不同的字,用偶发性的视觉“错用”、“混同”是说不通的,试想,近现代学者对待文字就这么马虎吗?为什么就这么低看古人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轻易的将西周金文【文+心】和“文”字说成是一字多写的异体,其实不是的,这是“文、宁”之辨的真正缘起。近现代的文字学理论认为,异体字是古人原始落后、文字随意而不规范的产物,是“人民群众集体创造文字的体现”。受其影响,人们遇到字形相近的古字,不经意间就会判定为一个字,却没有想到异体字很可能原本就是不同的字,有运用场合的区别,是朝代更替文化变迁、文字变革之后,后世不别而已。我们来看一看古人是怎样用【文+心】、“文”的。

晋文公 (三字石经《春秋》碑拓)

先看古文的“文”字形。

《说文解字》释“文”: 错画也,像交文。小篆字形如下,完全继承了古文。仔细看古文的笔势、字形,不仅仅是交叉那麽简单,像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有“天覆地载”的意味。古代对去世的天子、王的称呼有 “谥号”,如周文王、周武王、汉武帝等等,谥法:经天纬地曰文。对照字形,是非常有道理的。

文 小篆

传世文献中常见“文考”这样的称呼,研究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我们知道,“考”是周朝对过世父辈的专称,“文考”好比“先父”、“慈父”一样,“文”添加了美好的修饰意义,多见于周朝金文。还有就是“前文人”、“文人”这样的词汇,《尚书。文侯之命》就有“追孝于前文人”的句子,周朝的诗歌集《诗经。江汉》有“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的句子。那麽,“文考”、“文人”所对应着的西周金文又是怎么写的呢?

【文+心】在整个西周时期的出土金文中很常见,多用于对逝去父辈的称呼,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文考”。还有类似的【文+V】、【文+U】、【文+·】写法,其实是一回事,由于金文是模具铸造的,字小或者工艺达不到那麽精细,字的中心就会呈现出U、V形状或者是仅仅一点。下图例举几个例子。

节译: 用乍【文+心】父癸宗宝尊彜 (西周早期保卣铭)
节译:用乍【文+心】父宝彜 (西周晚期君夫簋)

但是,我们在西周各期金文上也发现了,同样“文考”的上下文,也有用普通不加心的“文”。请看下图。

节译:曶用兹金乍(作)朕文考宄伯牛鼎 (西周中期曶鼎)
节译: 1、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
2、文武耿光 (西周晚期毛公鼎)

说明:“文武”指去世的周文王、周武王,但整篇毛公鼎用普通的“文”字。此外,铭文中有“寍”,可以用来比较西周各个时期【文+心】的写法,差异明显。

上面两个例子,说明对于逝去父辈、先王的尊称,整个西周时期“文”、【文+心】混用。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文+心】王、文王并见,见下图。

节译:丕显考【文+心】王,事喜上帝。文王德在上 (西周早期天亡簋)

说明:文、【文+心】并存,都是指周文王。

天亡簋真实的再现了三字石经原刻《君奭》篇中“文王”、“宁王”并存的周原始文本状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周朝史官所记载的君王言论、诰命,是用周朝的文字书写的,孔子作《尚书》,是用古文整理这些一手史料,这就面临一个不同文字之间的转写问题。对于周文字【文+心】,用哪个古文替代?用古文“宁”替代。“我迪惟宁王德{延}”中“宁”所对应的周朝原始文本,很可能就是【文+心】。换句话说,《大诰》的原始文字记录就都是“【文+心】王”,而《君奭》的一手史料就是“【文+心】王”、“文王”并存。孔子衹是转写成古文文本时,将金文【文+心】翻译成古文“宁”。

从字理上看,称呼逝去的先王,古人可以说“先王”、“故王”,在周朝就称为“宁王”,已亡人也可以说成“宁人”,就是已经安息了的人。用古文转写周文字的时候,不是孔子马虎或者其他学者的不加分辨,而是做了类似我们今天叫做“隶定”的工作,而且判断正确。真正的问题在于周朝用“文”、【文+心】的混乱,其实也不是混乱,是文字的继承与变迁的现象,周朝经历了用“文”弃【文+心】的过程。【文+心】这个字其实来源于更古老的商朝。有一块非常著名的商朝鹿头甲骨,上面就刻有“【文+心】武丁”,是后辈祭祀他们伟大的先王武丁所用。

节译:【文+心】武丁  商甲骨文 合3653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留下了很多的悬疑,能否解开悬疑固然是一种理论的试金石,但文明之浩瀚漫长、成史过程之曲折,可能超出我们今天的想像。动辄怀疑古人造假是不可取的。

还有许许多多的疑问,为什么《尚书》仅这两篇有“文王、宁王”之辨,而同时期或者前后的其他篇章没有呢?是孔子之后的其他人又整理了一遍《尚书》而把“宁王”都统一改成“文王”了吗?为什么独独这两篇仍留存真容呢?这些都是有待今后去解开的。

(待续)

 (点阅“弘扬传统文化”征文)

 责任编辑: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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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6 9:0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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