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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9日讯】王若望病逝﹐有很多想法﹐但不知从何说起﹐有些事也不知道该不该说﹐该怎么说。
然而不管怎样﹐看到临终前王老对看望他的朋友说﹐他很高兴看到邓小平先他而死﹐他到了地下也要同邓小平斗。我看了很受感动﹐这是一个战士战斗不息的精神﹐也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然﹐这里的“革命”﹐有别于共产党的革命。因此当12月16日晚间去医院探访他的时候﹐我同他说﹕“你不放过邓小平﹐我不放过江泽民。”这是我们不同辈分的“革命分工”吧。
王老临终前﹐我也回忆起最近几次耳闻目见的情况﹕
大概是1999年﹐辛灏年兄宴请来纽约的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我们夫妇叼陪末座﹐席上就有王老羊子夫妇﹐热闹起来﹐王老和金老都童心发作﹐席上大唱京戏。对王老的感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000年﹐李鹏﹑江泽民来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民运和台湾朋友组织开车到李鹏住宿的华尔道夫酒店绕场示威。内子杨月清也开车﹐我们是白天去的﹐那是相当考验车技的﹐还要应付警察和便衣的干预﹔第二天看报﹐知道王老和羊子是晚上开车去的。以王老的年纪还亲自上阵﹐心里很感动。
2001年10月﹐辛灏年主持的<黄花岗>杂志创刊﹐王老也上台讲话﹐但是他的“台”同别人不一样﹐他没有站在讲台后面﹐而是主席台前面﹐拉近了他同与会者的距离﹐这该也是他很普罗化和感性化的一面。
再不久﹐刚在费城成立的中联发于纽约召开记者会﹐可能这个组织的激烈态度在民运圈中有争议﹐或者非周末的中午时间大家在忙﹐也可能没有通知好﹐至少我是前几个小时才接到通知﹐只能抽点空去听一下﹐迟到早退。那个场合除了中发联的自己人马和记者外﹐没有其他民运人士捧场﹐只见王老在那里洗耳恭听。可见他反对中共专制独裁政权的执著。
除了在纽约的接触外﹐其实同王老也神交已久。五十年代开始﹐在上海的报章上就看到过他的大名。但是真正的关注﹐是文革结束后他对中共的批判以及被中共的迫害。那时我已经在香港了。1986年底北京﹑上海爆发学生运动﹐记得12月底的香港<信报>发表两篇报导上海学生运动的文章﹐由于是上海来稿﹐报导了学运实情﹐颇引起外界重视﹐因为那时还没有传真机﹐遑论伊妹儿﹐稿子是托人带出来的﹐那时中港之间来往人不多﹐海关查得很严﹐携带“反动”文章有很大风险。果然当局后来严查﹐似乎是王老把底稿夹在废纸里卖给回收店时被查出来的。王老因此也同方励之﹑刘宾雁一起被邓小平钦点开除党籍。其后香港常有王老的消息﹐包括他的电话线给当局卡断等等。大概也就在那时﹐陆铿﹑胡菊人主持的<百姓>杂志﹐虽然经济上相当困难﹐还是给王老出书﹐作为永恒的历史记录。
1992年，王老获准赴美﹐到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不久﹐他到澳洲访问﹐我所属的香港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也邀请他到香港访问﹐在香港呆了几天。在欢迎晚会上﹐王老表示了在回国后要竞逐民阵和民联合并后的主席职务﹐当时与会者对他的雄心壮志给予肯定的喝彩﹐但是轮到我上去讲话时持不同意见﹐这是当时我对民运内部的是是非非已经有所感觉﹐因此奉劝王老以古稀之年﹐不必蹚这个浑水。但是我讲完后王老再次出来讲话﹐表示他问鼎主席的决心不变。我当然也不能再说什么了﹐心想﹐喝彩的声音使他处于亢奋状态。当时我工作非常忙﹐没有参与对王老的接待工作﹐也没有时间同他个人多接触交换意见。现在看来﹐当时我对他的理解是有片面性的﹕对颇为感性的王老来说﹐自然会有亢奋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同中共专制政权斗争的决心﹐要为此贡献他的毕生精力。这一点到临终前更得到充份的表达。
不久那个著名的民运华盛顿会议﹐闹出比我想像中更严重的分裂﹐局内人各说各话﹐我们局外人更搞不清楚了。想来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但是谁是民﹐谁是敌﹐又岂容易分清﹖但是民运内部缺乏宽容精神应该是分裂的主要原因。而王老的政治生命也从此走了下坡路。
1997年我们移居纽约以后﹐自然也听到有关王老的风言风语﹐我一向害怕卷入人际关系上的是是非非﹐因此对王老就没有个人之间的接触﹐更不要说是关心了﹐这也令我现在后悔不已。我认为民运之间缺乏宽容之心﹐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不是怪传话的一些朋友﹐因为我们到新的地方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只怪自己没有以正确的态度面对这些问题。
风言风语﹐有真有假﹐但是就是真﹐在王老的一生中﹐又占多大的比重﹖即使强大的中共为维护内部的团结﹐毛泽东不断要人们分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支流和主流的关系﹐中共在几乎无官不贪的情况下﹐还宣传“大部分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作贱自己﹖当然﹐民运的道德形象是很重要的问题﹐然而也应该知道﹐金无赤金﹐人无完人﹐在高要求的同时﹐也应该多一点包容之心。何况持之以恒的同中共专政政权抗争﹐而不是想同中共进行利益交换﹐就是民运最崇高的道德形象﹐这是大节。对生活作风上也有高尚德形象的﹐我们更加崇敬﹐作为楷模﹐但是对有可以理解的瑕疵者﹐也不必挞而伐之。特别是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首先面临生计的问题﹐又不熟悉海外的环境﹐如果有行差踏错﹐只要不是越陷越深﹐也不应揪住不放﹐当“敌我矛盾”处理。特别是我们没有生计问题的﹐容易“饱汉不知饿汉饥”。因此在强调民运的道德形象以凝聚道德力量时﹐也应该通过王老的逝世﹐强调民运之间的相互关心和爱护﹐不但是政治上的关心﹐还包括生活上的关怀﹐特别是年纪渐大而又日渐丧失谋生能力者。
衷心希望民运除了刚性﹐也有柔性﹐特别是内部的柔性﹐不要用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对付自己。多一点宽容才能增加团结，才能发展成长，悼念王老也才不至于停留在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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