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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的先声》随感 (十则)

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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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5日讯】言论自由是汽球上的“针眼”──随感(之1)

近来从网上得知,著名作家沙叶新先生表示他本人赞同“三个代表” 这一说法,而著名的李锐先生(北京)也持相同的看法。难道“三个代表 ”果真已经宣传到位、并且已经深入人心了?

江泽民在2000年5月14日的一篇讲话文章《“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 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中说:“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 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话似乎不假,冠冕堂皇,甚至 还有点神话色彩,就好比美国电影《指环王》里那个法力无边的“魔戒” 。但尽管如此,所谓“三个代表”也未必能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 们就像是一些美丽的汽球,随风飘到很高很远的地方,似乎有一种令人心 驰神往的力量。但它们终归是飞不高的,飞不出大气层去。这个大气层就 是“自由”,而人们手中那根系绳,就叫作“民主”。也就是说,“自由 ”是相对的,而“民主”也不过是一种方法,是由人们控制和操作的。

“三个代表”既然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那么它就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民主、自由、人权”这样一些人类社 会生活的基本常识问题。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论“三个代表”》(江泽民着)中很少论及,甚至避而不谈。但我却在1944 年6月13日中共《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一篇讲话中得到了答案(《历史 的先声》第一篇,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这篇讲话是毛泽东答中外记者 团提问的内容,题目是《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 主》。毛泽东说:“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 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当年虽然没 有提倡什么“三个代表”,但他却清楚地说明了“只有……,才是……” 这么一个浅显但极其重要的为政之道。

当然,毛泽东说的是一套,做的完全又是另外一套,而江泽民则干脆 “三个代表”一番,鸡鸭鱼肉、江河湖海就全都有了,大手笔也!

但再大的手笔,也有漏洞,这个漏洞不大不小,就针眼般大。不信, 若拿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这些“小针”去戳戳看,会是什么结 果呢?反正足球是戳不动,篮球是戳不动,不经戳的,也就这些花里胡哨 、经看不中用、经吹不经戳的汽球了!

历史的“先声”成了历史的“玩笑”──随感(之2)

由笑蜀编辑、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 庄严承诺》一书,封面上印的是毛泽东一幅头像的老照片,粗略一看,以 为又是党中央最新的“文献”选编之类指定读物,但翻开内文,尽是些令 人心跳加速的字眼:

“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一切光荣归于民主”、“民主的才是合法的”、“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一党独裁、遍是是灾!”、“党员犯法应加重治罪”、“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

这是怎样一个令人由衷热爱的党啊!这是怎样一项令人为之奋斗终身 、并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传大而光荣的事业!

然而,现实毕竟是残酷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头张望,一片苍茫和 血腥,满腹心酸和无奈。这些历史的“先声”,竟然成了名副其实的历史 的“玩笑”,且还在一本正经地开下去!

谎言已经说了一千遍──随感(之3)

人常说,谎言说了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那么,作为21世纪的读者 肯定要问:《历史的先声》里那些庄严的承诺,究竟是真理、还是谎言?

如果说,当时共产党就是为了实现日后(指现在)的“一个党、一个 领袖、一个报纸”这样一个“独大”政权而撒下的弥天大谎,那么,当年 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还有什么可值得纪念的意义?反之, 当时的共产党就是真心“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 化新闻统制政策”(《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那么,今日将其真理 变成了谎言的“江核心”之流,又何德何能来吹嘘他们的“三个代表”理 论呢?

宣传机构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铺天盖地宣传“三个代 表”的伟大理论,口口声声“与时俱进”。然而,腐败照样四处流行,打 击异己份子的行动照样在进行,司法黑戏照样在天天上演,买官卖官照样 屡禁不止。这一切,和“三个代表”对照起来,是多 鲜明的反差!如果 有人有心统计一下,“三个代表”的宣传次数早已超过一千遍啦,已经千 千万万遍了!它早已经自动“晋升”为真理了。它简直就成了真理的“魔 戒”!它简直就是中国大陆版本的《指环王》!

知识份子的“小”与“大”──随感(之4)

鲁迅先生的一句“……看出皮袍下的‘小’来”是描写知识份子心态 最精典的比喻。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知识份子被折腾得“大”“小”的“大”都 还顾不上细细数落呢(比如著名的“胡风”案),更何况市场经济“一条 大河波浪宽”,知识份子忙得扑腾都不亦乐乎,哪有心情去寻些个皮袍下 的“小”来并细细剥之呢?

中国大陆著名的民间出版家贺雄飞先生,因出版了几十套“黑马文丛 ”而在知识界、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名声大震。许多作者因之而一夜 成名,像一匹匹冲破思想牢笼的“黑马”,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此时的 政治背景之下,贺雄飞的壮举无疑是一种英雄行为,必将在中国出版史上 写下光彩的一页。对贺雄飞,褒扬者自不必说,然而贬损者也不计其数。

我所知道的贬损者有两种:一是贺雄飞曾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和资金 风险为其出版过著作的几位作者,抱怨贺雄飞贪婪、刻薄、克扣或瞒报了 应付给他们的稿酬,认为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另一种是贺雄飞曾经 高度评价的一些知识份子或名气较大的作家(也包括贺雄飞较器重的、潜 力较大的作家,因受贺的直率批评而心怀不满的),每每谈论起贺雄飞就 不屑一顾,认为他只不过是个唯利是图的“奸商”,是善于搞市场运作和 媒体宣传炒作的商人,而不是一个知识份子。

大家说起贺雄飞的这些“小”来,好像还特别起劲,特别义正辞严, 特别慷慨激昂,特别大义凛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贺雄飞是有“小” 的一面,但这些人就是不肯多谈贺雄飞的“大义”来。比如说,因不便宣 传等多种原因,许多人不了解或无法购到《历史的先声》的这本书,贺雄 飞就大批、大批地赠送,送给他热爱的学者、教授,送给他尊重的知识份 子,送给关心他、帮助他的人。我自己就曾亲自帮他从库房里搬过书,帮 他送给刚刚在我面前大骂贺雄飞的人──对一个商人来说,这些书就是钱 啊,就是自己积压的周转资金。贺雄飞说,他给许多朋友送过书,送出去 的书不计其数。一位也大骂他是“奸商”的作家,就得到过他送的价值近 千元的书!

《历史的先声》这本厚不过349页、价值人民币20元的普通的书,它不 但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大”与“小”,一个政党的“大”与“小”,更能 见证一群中国最活跃的知识份子的“大”与“小”来。想来真使人感慨万 分!我手头这本《历史的先声》也是今年6月间贺雄飞先生在北京赠送给我 的,在帮他搬书时专门提早扣下的一本。今作此文,也同时表达一份谢意 !

将神话进行到底──随感(之5)

神话之所以为神话,是因为它无法成为现实,或者与现实无关。比如 翻开《历史的先声》,看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多 令人心潮澎湃:

“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

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语);

“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周恩来语);

“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毛泽东语);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

应该说,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和言论,并不是没有变为现实的可能,比 如1989年赵紫阳的一些政治主张和三天的短命的“新闻自由”。但从1949 年算起,50多年过去了,这些普通得再无法普通的政治常识,竟神话般远 离了人民的生活,成了天堂里的星星,成了卖火柴的小女孩手中那几根可 怜的火柴,成了知识份子谈话中的禁忌话题,成了普通百姓避口不谈、生 怕躲避不及的“瘟疫”。一个美好的政治理想,竟落得如此狼狈的下场, 不知是该执政党的福音、还是悲哀?是中国大陆前进中的救命稻草、阿拉 丁神灯、还是童话中的大灰狼、戏剧里的黄世仁、南霸天?

1989年之后,人们听信了当局的宣传,相信了那场“风波”是极少数 人挑起来的“反革命暴乱”,相信了当局惩治腐败的承诺。可事实如何呢 ?13年过去了,电视里、报纸上又在展示取得辉煌成就。可那些承诺又被 谁偷吃了呢?这样一个不讲信用的党和政府、在下狠气力推广它的“三个 代表”的时候,有没有人想过这又演的是哪一出“神话”呢?

江泽民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 表示:“坚决抵制西方多党制和三权鼎立等政治模式的影响”。这就等于 说,《历史的先声》里那些庄严的承诺等,都成了一堆历史的臭狗屎。与 时俱进的中共执政党局,一方面用历史的这一堆臭狗屎为自己的脸上贴金 ,来拼命证明执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在作贱它、反动它,同 时又在制造新的一堆又一堆“臭狗屎”,并想方设法对它们进行全面包装 ,使它们更富神话色彩,达到其愚民的目的。

一本《历史的先声》里,有那么多人在发出正义的吼声,而另一本《 论“三个代表”》(江泽民着,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却仿佛是“江核 心”在对那些吼声发出轻蔑的嘲笑──俱往矣,尔曹声与名俱裂,“三个 代表”“江”自流!

有什么样的神话就会有什么样的读者──随感(之6)

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1954年1月18日写给儿子傅聪的一封信中说:“人 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 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读《历史的先声》里那些激扬文字,联想到50多年来的血腥历史,真 有如看了场恐怖电影,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 就永久不得安宁。那么,这个曾经血气方刚、信誓旦旦的政党做错了那么 多事情,它的良心能安宁吗?我觉得未必!

江泽民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做到“三个代表”》的讲 话中说:“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 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 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 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这段话像个犯过错误的政党说的话吗?“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 ”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了吗?“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中国先进 文化的前进方向了吗?控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代表了中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了吗?既然说“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 期”,那么必然就包括了这些史无前例的人类惨剧。但“江核心”不但未 有半句言说愧疚或不安,反而从字里行间透出那么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目 空一切的自负。“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对历代战争屠夫们的生动描写 ,此处用在“江核心”身上,也未必就不合适。

神话的一大特点,就是它有庞大的读者群,而最奇特的则在于:这个 读者群不但是传播者,同时也多多少少、断断续续成为神话的制造者,用 当下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人若迷信神话,就会对现实生活产生盲 目感,就会失去对常识的基本判断力。陕西作家冯积岐在一篇《吃烟》的 小文章里说:“人往往为了顺从,为了适应,把血液里本来的东西清除了 ,使自己的血变得很纯净,像玻璃一样明亮。在这种清除的过程中,人把 自己的本来失去了。”看来,“神话”一旦具有了强制力,或者说,“神 话”一旦和现实中的强权结合在一起,人们就被迫顺从和适应,久而久之 ,把自己的本来(对常识的基本判断或对强权的本能反抗或对罪恶的最普 通意义上的敏感)失去了。

《历史的先声》可以说是一部美丽的神话。而《论“三个代表”》可 以说是对《历史的先声》的一种反动之后的“新神话”。在这部“新神话 ”里,西方的民主制度、生活方式、乃至一些理论学说,都被看作是另外 一种“邪恶的神话”,必须要提高警惕,坚决对抗。“我们与国内外各种 敌对势力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 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江泽民: 《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这些话听上去多像是唐僧、孙 悟空师徒取经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啊。

在此,让我们把目光从《论“三个代表”》的神话中暂时拉回来一小 会儿,面对《历史的先声》这部破碎的黄卷,缅怀并追思记忆中的伟大的 神话:“中国人民早就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准备”(《新华日报》社论,1944 年6月24日)。

收起封建的巴掌──随感(之7)

1996年浙江省金华市常山县新昌初中学生程水良和同桌曾月华,因在 自修课上移动课桌,班主任郑老师竟要求全班同学根据“班规”打他们耳 光。结果,两位同学每人挨了74个巴掌。班主任也给了他们一人一巴掌。

这几年,老师体罚学生并打伤、打残、甚至致死的报导屡见不鲜。人 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竟然使得这些为人师表的普通人,使出法 西斯的手段来残害青少年?说来话长,各行各业,众说纷纭。但我认为简 单明了、一语破的说法还是《历史的先声》里选的舒芜先生一篇文章《斥 “人格教育”》的几句话:“封建的教育与民主的教育,具有本质的不同 。封建教育是反理智的,要求盲从的;民主教育则是建基于理智主义之上 ,要启发自由的思考,鼓励自由和意志。”由此可见,两种不同本质的教 育,决定着两种不同的教学目的和教学手段,决定着两种教科书在编写方 面的不同角度,也决定着教育者本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西安的王中陵先 生在一篇文章中也有同感。他说:“一位历史学者说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 书除了时间和地点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这话或许说得有点太绝对,但 整个教育长期沦为政治的工具却是不争的事实。”

记得我自己在上大学休学期间,曾在一所县级中学临时代课。面对一 群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小家伙,刚开始我还挺有耐心,客客气气。后来招数 用尽了,我拿树枝打学生,好像成了习惯性的举动。大学刚毕业时在一所 子弟中学教过一年的政治课。班上都是高中同学,我也打不过了,才算戒 了这个恶习。但与我同时分配来的两个教初中的老师,却经常大开“打” 戒,而挨打次数最多的,是班上两个名叫“李鹏”的男孩!彼李鹏虽然有 恶,但此“李鹏”不该无辜受过吧。当时年轻,觉得好玩,满不在乎。现 在想来,尤其对照舒芜先生的这段话,才发觉我们简直就是“封建的教育 ”的最直接的实践者,是帮凶!是一种罪过!尤为荒唐的是,毕业前在大 学里,我们却都是“民主、自由”口号喊得最响亮的积极分子!

苏联解体前最令人关注的举动,就是将马列课从大学校园里赶了出去 。而台湾走向民主化道路前,也在学校里停止了“三民主义”教育,用“ 国民教育”替代了党化教育。可见,一个时代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信号,应 该是从校园里发出来的。教育既然是封建制、独裁制最大的受害者和牺牲 品,那么,它的反抗也就应该最直接、最猛烈!

在《历史的先声》这本书里,谈教育革命、谈学术自由、谈学生问题 的社论文章占了相当多的篇幅。可见,半个世纪前各界有识之士,都认识 到了教育之于民主的重要性,认为“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再看看近几 年沸沸扬扬的教育改革,虽然步伐迈得较大,但对于一些实际性的问题, 仍然讳莫如深。也就是说,虽然“收起封建的巴掌”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封建的舌头”还在说话,“封建的唾沫”还在污染环境,“封建的白 眼”还在歧视着贫困儿童、残疾儿童,“封建的腰包”还在大学校园里散 发着铜臭气。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封建的八旗子弟”们,还在校园里 挥舞着权势的招牌。

不知这一“巴掌”究竟打醒了多少真正关心中国教育的人们?

“三个代表”是“死灵魂”──随感(之8)

谢泳先生一篇文章《为什么总不要最好的》里有段话:“一个民族自 外于世界文明的主流,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我们应当树立好的东西在哪 里都好的信念,不能以自己的特殊处境为理由,再拒绝汇入世界文明的主 流中去。”此时读来,仿佛是《历史的先声》这本书最恰当的注解!《历 史的先声》选编的半个世纪前《新华日报》、《解放日报》那些社论文章 ,字字如箭、句句如刀,干净利落地把那个“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 纸”的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反动本质,解剖个彻底,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到它 崩溃灭亡的必然下场。

再看看《论“三个代表”》(江泽民着,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江核心”虽然口口声声地宣称共产党“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却公然践踏宪法,控制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对大规 模的腐败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遏制,对公民选举权公然进行剥夺,对各 种重大灾难事故不承担责任,等等;对现代民主制度这类人类实践的文明 成果采取排斥和敌对的态度,坚持其“一个党、一个领袖、一张报纸”的 专制统治。这不是自外于世界文明的主流是什么?这难道不是可怕的事吗 ?用自己的“三个代表”之矛去攻击世界民主政治之盾,难道不是太可笑 吗?难道不是自欺欺人吗?

山西大同市一位组织部长撰文说“‘三个代表’是我党的灵魂和准则 ”。对照《历史的先声》里那些社论文章来看,这具灵魂只能是个“死灵 魂”。它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被枪炮打死了,就被唾沫淹死了,是《聊斋志 异》里那张“画皮”:自娱自乐可以,是吓吓老百姓的一戳就破的道具而 已。

我是“朱而多”,我怕谁──随感(之9)

以前在报章上发表小文章时,曾用过一个笔名叫“朱而多”,引起同 事们善意的笑谈。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曰“有什么可笑的?难道这个名字不 好听吗?”

是呵,有些人是先知先觉,有些人是后知后觉,有些人则是不知不觉 。一种言论、一个思想、一套官腔,听得太多了,人就麻木了,仿佛一头 猪,只听懂那么几个唤它吃喝的吆喝声,所以这头猪即使长了一对大耳朵 ,却只配下酒菜用。而人长了一双耳朵,在这种言论环境下,不知不觉习 惯了这种生活方式。而更多的“朱而多”们,则生活在另一种自以为“自 知自觉”的状态之中。

茉莉女士在一篇关于西藏问题的评论文章中提到一件事,说加拿大一 位记者和他的同伴在大陆的火车上,遇到一名年轻的中国女学生。他们聊 起西藏问题,加拿大记者及同伴认为江泽民应和达赖喇嘛坐下来谈判。那 位汉族女学生说,“西藏人很乐意被我们中国人解放,达赖是奴隶贩子, 他不敢回来,因为西藏人民恨死他了。”这位加拿大记者因此惊骇地得出 结论:“原来人民真的可以被欺骗!”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这名中国汉族女学生,就是一个典型的“朱而 多”!而也就在前不久,我和几位朋友去和另一拨朋友吃饭,席间无意中 议论起“时政”来。一位不关心政治的报刊编辑兼青年作家,突然极其严 肃地说:“党是好的,只是群众素质太差,党要生存,只好适应这样的国 民。”而另一位一直在抱怨官场多 多 腐败的民营企业家,竟然也同声 附和说:“对,党是好的,只不过是官场太腐败了。”

这言论听了,不禁让人感到好生奇怪:中国国民素质再差,难道就不 如同样是东方的民主国家印度、巴基斯坦?连伊朗和非洲这些第三世界国 家,都在实行民主选举,中国老百姓真的差到连好坏香臭都分辨不清了吗 ?中国老百姓呼唤民主选举、呼唤新闻自由、呼唤出版自由、呼唤结社自 由的强烈之声,难道身为记者、作家和民营企业家,就长了一副“朱而多 ”充耳不闻吗?真是奇谈怪论也!巧的是,在饭桌上,刚好上了一道菜: 半只扒猪脸,那一只硕大的正宗的猪耳朵竟无一人动筷子,真是绝妙的讽 刺。

江泽民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说,“中国的民主绝不会是西方民主的 翻版,不是西方人想看到的那种民主,美国前总统卡特曾问我,中国已经 实施村级干部直选,为什么不继续向上扩大,甚至直选国家主席?我当时 的答复是,这根本很不通,中国有10多亿人口,还有1亿多人不识字。”这 样的谬论在稍有常识的人看来,简直是奇谈怪论。但恰恰中国有成千上万 只“朱而多”听了之后喜形于色,连连称好,歌功颂德。无怪乎会有许多 “中国问题”专家,会写文章探讨中共政权长盛不衰的原因,试图解开独 裁政权连坐高庄的政治谜团。

《历史的先声》里选用《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一篇社论中引用吴 (日含)的一段话说:“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 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 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 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这段话应该是回敬江泽民的一个“标准答案” 。然而,前“首席独裁者”毛泽东先下手为强,干掉了吴(日含),又干 掉了无数个吴(日含),才会有现任“首席独裁者”江泽民如此狂妄发挥 而不知羞耻的荒唐言论。

50年弹指一挥间,半个世纪的沧桑浓缩在一本薄薄的《历史的先声》 这样普通的书里了。而“朱而多”们,如今也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他们豪 迈地宣称:“我是朱而多,我怕谁!”

苍蝇和老虎,鱼儿和自行车──随感(之10)

“打苍蝇不打老虎”,这是中国大陆新闻从业人员所恪守的一条“戒 律”。谁都知道老虎惹不起、老虎屁股摸不得,而打苍蝇,就容易得多, 成就感强,并且和老虎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于是乎,苍蝇是越拍越多; 老虎呢,越养越肥,繁殖惊人。老虎们串通一气,新闻单位大气不敢出, 臭屁不敢放,对老虎们敢怒不敢言。前不久,本省一位著名的青年作家兼 报纸副刊编辑,就曾善意地对在场的几位朋友说:“他们(指新闻单位的 领导,以及各行各业的领导,即各种老虎)真的很强大,真的很厉害,真 的惹不起。”看他还不到30岁,竟说出如此令人丧气的“大实话”,真让 人为中国(大陆)这些混蛋作家感到可悲,为这些混蛋记者、编辑感到可 怜。老虎固然可怕,固然不敢动手打,难道不能开口骂吗?在报社里不敢 骂,难道和几个朋友们在一起吃饭喝酒也不敢骂吗?如此没骨气,恐怕连 挨了打的苍蝇们也看他不起了。

《历史的先声》里有一篇中共《新华日报》1946年3月30日社论《一党 独裁,遍地是灾》,说的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全国各地遍地是灾,惨不恶 闻。事实上,仅仅几年之后,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不但天灾越来越多,人 祸更是连年发生,史无前例,惨绝人寰,人神共忿!这人祸其中之始作俑 者,也绝逃脱不了新闻媒体的干系!比如1970年1月5日,云南省发生的“ 通海大地震”,震级达7.7级,死亡人数15,621人,死亡人数仅次于唐山大 地震,但是,万恶的“一党独大”让它的“喉舌”新华社仅仅对外发了一 条简短消息,只字不提受灾情况,而且把震级压低了。结果,当时这个“ 一党独大”对国际救灾援助采取闭关政策,国内援助也主要倡导“精神支 援”,因而地震发生后,灾区先后收到全国各地赠送的数十万册《毛主席 语录》和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至于急需的救灾物资和款项则少得可怜。

虽然比起“文革”,现在的新闻可以“打苍蝇”了,是历史性的进步 ,但这进步到底有多大呢?现在的新闻是有了“打苍蝇”的自由,但是老 虎们毕竟随时有可能剥夺这点小小的自由,随时收回这可怜的“打苍蝇” 的权利。《历史的先声》有一篇社论就如是说:“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 昧无知”,“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可是,走进了新时代 的新闻媒体,依然起劲地将打苍蝇进行到底,依然起劲地宣传“三个代表 ”,讴歌“江核心”,真是比苍蝇还恶心!

最近举国上下宣传“三个代表”,掀起一个接一个高潮。令人不解的 是,就连一些知名作家、知名学者以及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也都大谈特谈 “三个代表”的好来。好像人人都吸食了精神鸦片似地昏言乱语!上个世 纪80年代中期,英国流行一句女性主义口头禅──女人需要男人,就像鱼 儿需要自行车。套用这句话来说,“一党独大”需要“三个代表”,就好 像男人需要女人。但是对于可怜的“新闻自由”来说,新闻单位之于“三 个代表”,不就像鱼儿需要自行车一样荒诞和可笑吗?

高尔基说过:“把人放在猪圈里,而要他成为天使,这种要求是愚蠢 的。”同样道理,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引下的中国大陆新闻媒体,把打 苍蝇的好手硬要塑造成“打虎英雄”,这种要求也是愚蠢的;而把实现新 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寄希望于各位老虎、寄希望于“一党独 大”、寄希望于“三个代表”,则更是愚蠢之极!

转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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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1-25 11:2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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