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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9日讯】作者供稿﹕刚才有朋友提到，64十三年了，中国有了很大变化，中共政府也有了很大进步，问我承不承认。我当然承认。时代潮流在向前推进，物换星移，中国怎么可能十几年了没有一点进步呢？但这位朋友的意思似乎是，有进步了，就不应该再有民运了，民运就不应该再批评政府了，这就错了。进步是怎么来的呢？是全世界人民，首先是中国人民、中国民运持续地从各方面给中国政府以压力，推动它，使得它不得不调整政策的结果。没有给它压力和推动，它会进步么？历史上哪个特权统治阶级会在没有压力下，自觉实行一些有利人民不利它的特权统治的进步？从来没有。这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统治阶级镇压人民起义后的“让步政策”，马克思称它是统治阶级“执行革命的遗嘱”。邓小平和后来的江泽民集团，多多少少执行了一些“64的遗嘱”，所以中国有了一些进步。我们今天一边享受了进步，一边又要骂六四，骂民运，这就像搭了便车还要喝推车人的血，我们就一点良知没有了！
我们肯定中共政府有进步，另外，我们还要指出，本质上中共政府至今没有任何进步。在中共的宪法上，一样的一党独裁，一样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改变了吗？一点没有改变。
就以十三年前为标准罢，89年民运，那时主要提的是这样几个口号：1、反腐败反官倒；2、新闻自由；3、民主与法制。这些我们看看进步得怎么样呢？中国今天已经是体制性的腐败，比89年更腐败百倍了。新闻自由，更不要说它，连电脑网路，中共都要花多大的气力去钳制它。民主与法制呢？门面上作了一些点缀，但实质上的中国宪政问题，江泽民不但不愿进步，反而更退步了。这点，下面再说。
有人一提到这里，就为中共辩护，陈词老调，什么中国大呀；人口多呀；中国人素质低呀；我们要为中共着想，慢慢来呀；不一而足。
我今天在这里不想辩论这些。特别是所谓“中国人素质低”，假使真的，这本身就是中共五十年统治的罪责。五十年前，中共的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还有他们居然可以在重庆合法发音的喉舌《新华日报》天天对国民党说，中国人民的素质足够高了，高到足可以搞全国全民普选了，国民党继续训政是不对的了；可是他们得了天下五十年后，中国人民的素质又是他们说，却反倒低的这么可怜，连乡镇选举的“素质”资格都没有了，现在才来作给福特基金会看，假惺惺“试点”什么村民自治选举，而且还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就凭这一点，中共就足够向中国人民谢罪下台了，不料它这么无耻，竟把它的罪孽拿来做它继续独裁统治下去的借口和挡箭牌。如果这可以是道理，那么中共就永远让中国人民素质低下去，再低下去好了。怪不得今天满中国道德沦丧了！
确实有些朋友受到了中共欺骗影响，以为一民主，天下就会大乱。我给他们说，这里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中国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就是中国究竟是中共一党的，还是中国人民的；究竟中国是天下为公的，还是天下为党的？这不过是个理论问题，方向问题。
二个是，中国怎样实现民主的问题，这是个方案问题，操作问题。
现在中国亟待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因为中共至今说，这个“国”是它打下来的，所以是它的；在它的宪法里，被称为邪教的马列和它的一党统治，都是必须坚持的；但中国人民，中国民运不同意。他们说，这个国应该是人民的。中共“打”这个国不假，但它当年动员人民跟它打这个国，向人民作的许诺是建设一个“真正三民主义”的民主国家，而不是像国民党一样一党专制的国家。但最后给了中国人民一个假货。中共已经给了人民五十年的假货了，现在应该给真货，应该还国于民，还政于民了。中国不是充斥假货么？五十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最大的假货！有这个假货作榜样，其他假货你怎么解决？你要消灭它，它服吗？
所以，现在的焦点是要把中国究竟是中共一党的还是人民的，这个理论问题，先搞清楚。这一点搞清楚了，就有方向了。方案问题，操作问题，可以慢慢来，慢慢讨论。
你说，民主很好，共产党应该还国于民。但你怕一民主，天下就会大乱么？那么，只要人民同意，就让共产党先继续执政着好了。让它也来搞一段“训政”，但它必须把人民往民主素质高的方向“训”，决不能再像过去五十年把人民往民主素质低的方向“训”。等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中国人民大多数觉得自己的民主素质可以了，中共把国还给自己，天下也不会大乱了，中共那时再还好了。因为还的理论问题，今天解决了。不然，中共认为千秋万代，这个国都应该是它的。国民党没有这个理论问题，它从来认为“党国”是迟早要还给民的。它过去搞一党专政，威权统治，也是咬定了人民的“素质”，所以共产党才造起反来跟它辩论。后来蒋经国觉得是时候了，要还国于民了，他就还了，一点障碍没有，为什么，就因为国民党从没有这个“国究竟应该是谁的”的这个问题。
所以不要怕民运会乱天下。民运今天要解决的不过是理论问题。
星岛的听众很多是广东籍的，感谢他们还记得而且向我提起三十年前的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刚才蔡小姐（节目主持）也向我问起64与民主与法制的口号问题。我就简略的说一说。
89学潮期间，民主与法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口号。不但学生提，知识分子提，“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更是党内改革派赵紫阳、万里等经常挂在嘴边作为抵制、否定戒严的重要武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89学潮究竟是动乱还是一场爱国学生运动，究竟应不应该动用军队戒严去对付它，不应该是共产党说了就算的，更不应该是共产党内的几个寡头就可以定的，而是应该把它交给不受共产党操纵的人大会议（那时已相对摆脱了共产党控制）来讨论决定的。所以要求开人大紧急会议解决问题，不仅是学生、知识分子同意的，也是过三分之一的几十名人大常委委员签名呼吁的，得到人大委员长万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意见所肯定的。实际上，这就是赵紫阳代表的改革派在这个危机关头开始企图着手建设中国的宪政制度。
74年李一哲大字报反对毛泽东、林彪、四人帮无法无天，向四届人大呼吁的，实质就是中国的宪政。宪政是什么呢？就是宪法至上。宪法是由人民自己的意志选举授权的代表制定的；它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同时便是政府权力（执政党权力）的限制书。
党不应在宪法之上，而应该在宪法之下，服法守法。赵紫阳那时被迫在广东领导“批判”了我们，实际上保护了我们，宣传了我们。那时我就感到，赵紫阳真心是赞成民主与法制口号的。果然，这在89年的风潮中得到了证实。也许正因为他当年领导了对我们的“批判”，他对我国民主法制宪政制度的思考，才那样深刻，执著。
实际上四人帮垮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调民主与法制，惩于自己受迫害的痛苦，党应不应摆在宪法之下，邓小平、彭真等都是有犹豫的。他们的言论经常摇摆。但最后表现在党章里规定了党（和党的领导人）不能违反宪法，应在宪法范围内活动。这是共产党的大进步。
但64后，江泽民时期，就后退了，这点不强调了，强调的是“党领导制定宪法，党也领导实行宪法”，党就明确在宪法之上了。所以我们说，共产党至今没有本质进步。问共产党进步了吗？我们可以用共产党对宪政的态度，用它自认为它在宪法之上还是宪法之下，作为衡量它进步与否，进步多少的准确标尺。
回头再谈六四。文革毛泽东撇开宪法、党章无法无天，恣意所为，大家都清楚的。其实89六四，不过是邓小平把撇开宪法、党章无法无天，恣意所为这出戏，又上演了一遍而已。撇开宪法党章呼风唤雨，对最高统治者来说，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记得史书上有哪个皇帝对企图限制它的大臣说：“朕作了皇帝原来还要受那么多束缚呀？那我作他干什么？”毛泽东不受束缚，他很舒服，刘少奇、邓小平一班大臣就苦了，所以他们大喊毛泽东（已经死了，针对的是华国锋）也应该受宪法束缚。到了他邓小平自己作了实际皇帝，他就把痛苦忘了，也要舒服一下了。
他龙颜一怒，帝口一开：“动乱”，臣民就得乖乖跪下。你们居然还要讲什么民主法制，要开什么“人大紧急会议”来讨论我么？戒严！你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么？废掉，下台！你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么？不许回京，在上海软禁起来！政治局不可靠么？靠边。我们几个已经什么都不是的“八老”可以撇开共产党的政治局，撇开人大常委会在自己家里私下开会决定戒严，交给家养的一条小狗李鹏盖个橡皮图章去执行。你们看，这和文革毛泽东的恣意所为，和中央文革莫名其妙就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什么不同？一模一样！
所以，戒严本身是非法的，64镇压根本就是一场政变，是毛泽东文革式的无法无天。而学生和北京市民对戒严的抵制抗争，当然是合法的，正义的。
中国青年和北京市民用他们大量的鲜血浇灌了中国民主宪政之花，维护和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六四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任何一个国家，它的主流思想，主流价值，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的价值。当统治者镇压了反抗者，军刀入鞘，在血泊上暂时稳定了它们的统治后，越来越多的人们，包括曾经的反抗者，就会“反思”，就会慢慢认同统治者的思想和价值，就会诅咒那些为祖国的进步躺在血泊中的烈士。但历史必将是公正的。
现在有人非难64和民运，动不动就搬出“法”。什么64学生非法，民运非法。什么“守法，服法才是民主的前提”等等。但他们为什么不问，这个“法”是经人民授权同意制定的吗？若是特权统治者片面制定强加于人民的，人民有什么“守”它，“服”它的义务？要民运守这样的法，真是哭笑不得，民运是干什么的？就是反对特权统治者非法的“法”的。它守这个“法”了，还能是民运？不是大家都咸与“安定团结”了吗？特权统治者不就好舒舒服服统治下去了吗？何况便是这样的“法”，统治者自己守了吗？要束缚人民时。它搬出这个“法”；要限制它自己时，它毫不犹豫打碎这个“法”。刘少奇挨斗，他想起了宪法。57年反右，62年四清，他想起过宪法吗？四五天安门“动乱”，人民为邓小平喊叫，他想起了宪法，恨透了四人帮；89六四，人民反对他的独裁昏庸，他立即想到了军队，难道他想起过宪法吗？这，难道这不是一切专制统治者，今天首先是共产党专制统治者的“法”的本质吗？
还有好笑的。动不动就说，“你到美国试试！即使在美国也是要守法的”。很对，在美国当然要守法。但是，你们不是反对学习美国吗？为什么一说“守法”，就要搬出美国来了呢？这不是“洋奴”，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么？我要问你们，为什么一说“守法”，你们就可以搬美国；一说“立法”，你们就不肯搬美国了呢？难道这不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么？要搬，就两个都搬；要不搬，就两个都不搬。你要我像美国人民一样的守法么？你就要我像美国人民一样的立法。如果美国人民没有了他们的民主立法，他们肯“守法”么？听吧—-“不自由毋宁死”，“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那一个目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压抑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
你去读读他们的《独立宣言》，读读他们的独立战争史，好吗？
我们要有一部真正人民制定的，信服两岸人民和全世界华人的宪法。
中国有了民主宪政的时候，就是经人民授权的执政者与人民一起共同守法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时候。
2002年6月4日于旧金山星岛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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