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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19日讯】写完《关于〈文坛剽客〉的联想》，笔者在《知堂回想录·鱼雷堂》中看到周作人关于“半做半偷”的“文言小说”《孤儿记》的自我批评：“为什么说‘偷’呢，因为抄了别人的著作，却不说明是译。那麽非偷而何？”
像《孤儿记》这样“半做半偷”的幷不限于周作人一个人，鲁迅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斯巴达之魂》，同样有“半做半偷”的嫌疑，正如《集外集·序言》所介绍：“最先的两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是‘雷锭’的最初的绍介，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幷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著名的抄袭案例还要算凌叔华与鲁迅的连环事件。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25年1月1日，刚刚接编《晨报副刊》的徐志摩，采用了一幅新的报头—一由凌叔华临摹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在刊载凌叔华小说《中秋晚》的附识中，徐志摩提到“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是凌女士的”。10月8日，由孙伏园主持的《京报副刊》登出女作家陈学昭用“重余”笔名发表的文章，说此画是抄袭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作品，又有晨牧在《零零碎碎》一文，指证凌叔华的《花之寺》有抄袭契呵夫小说《在消夏别墅》的嫌疑。1926年1月28日《语丝》65期另有章廷谦署名“爱管闲事者”的“戏作”《刘博士订正中国现代文学史》，跟在刘半农后面对陈源、徐志摩、凌叔华进行攻击。这些“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尽管不是鲁迅做的，却与鲁迅、周作人兄弟脱不掉干系，正如鲁迅事后在《我和〈语丝〉的始终》里所说：
“至于对于《晨报》的影响，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颇受些打击，曾经和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笑着对我说道：‘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这话对别人说是不算什么的。但对我说，却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因为我即刻觉得这‘炸药’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纠葛而粉身碎骨，……”
出于一报还一报的动机，正与凌叔华热恋的陈源针锋相对地指证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的剽窃”，说是“拿人家的著作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早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没有正式出版之前的1922年5月，写作《三国志演义序》的胡适曾经郑重说明：“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与胡适相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借用盐谷温《支那文学史》相关资料时不遵守学术规则加以说明，显然有周作人所说的“抄了别人的著作，却不说明是译。那麽非偷而何？”的嫌疑。
1936年12月14日，胡适在致苏雪林信中曾替鲁迅说过公道话：
“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
胡适在这番公道话中拿张风举顶罪幷单方面要求陈源承认错误，又显出他幷不能够一视同仁的不公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有抄袭或剽窃的成分，幷不影响这部书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价值和功绩，《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价值和贡献，也幷不能够掩盖确实存在的“抄了别人的著作，却不说明是译。那麽非偷而何？”的剽窃事实。笔者认为：对于当今文坛出现的抄袭剽窃现象，也应该采取“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既实事求是又一视同仁的宽容和持平态度，而不是上纲上线地一笔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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