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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9日訊】寫完《關于〈文壇剽客〉的聯想》，筆者在《知堂回想錄·魚雷堂》中看到周作人關于“半做半偷”的“文言小說”《孤兒記》的自我批評：“爲什麽說‘偷’呢，因爲抄了別人的著作，却不說明是譯。那麽非偷而何？”
像《孤兒記》這樣“半做半偷”的幷不限于周作人一個人，魯迅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學作品《斯巴達之魂》，同樣有“半做半偷”的嫌疑，正如《集外集·序言》所介紹：“最先的兩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是‘雷錠’的最初的紹介，一篇是斯巴達的尚武精神的描寫，但我記得自己那時的化學和歷史的程度幷沒有這樣高，所以大概總是從什麽地方偷來的，不過後來無論怎麽記，也再也記不起它們的老家……”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爲著名的抄襲案例還要算淩叔華與魯迅的連環事件。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1925年1月1日，剛剛接編《晨報副刊》的徐志摩，采用了一幅新的報頭—一由淩叔華臨摹的西洋女人黑白畫像。在刊載淩叔華小說《中秋晚》的附識中，徐志摩提到“副刊篇首廣告的圖案也是淩女士的”。10月8日，由孫伏園主持的《京報副刊》登出女作家陳學昭用“重餘”筆名發表的文章，說此畫是抄襲英國畫家琵亞詞侶的作品，又有晨牧在《零零碎碎》一文，指證淩叔華的《花之寺》有抄襲契呵夫小說《在消夏別墅》的嫌疑。1926年1月28日《語絲》65期另有章廷謙署名“愛管閑事者”的“戲作”《劉博士訂正中國現代文學史》，跟在劉半農後面對陳源、徐志摩、淩叔華進行攻擊。這些“揭發叔華女士的剽竊小說圖畫的文章”，儘管不是魯迅做的，却與魯迅、周作人兄弟脫不掉干系，正如魯迅事後在《我和〈語絲〉的始終》裏所說：
“至于對于《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頗受些打擊，曾經和伏園來說和，伏園得意之餘，忘其所以，曾以勝利者的笑容，笑著對我說道：‘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這話對別人說是不算什麽的。但對我說，却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因爲我即刻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爲別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
出于一報還一報的動機，正與淩叔華熱戀的陳源針鋒相對地指證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整大本的剽竊”，說是“拿人家的著作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在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
早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沒有正式出版之前的1922年5月，寫作《三國志演義序》的胡適曾經鄭重說明：“作此序時，曾參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說史講義》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記于此”。與胡適相比，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借用鹽谷溫《支那文學史》相關資料時不遵守學術規則加以說明，顯然有周作人所說的“抄了別人的著作，却不說明是譯。那麽非偷而何？”的嫌疑。
1936年12月14日，胡適在致蘇雪林信中曾替魯迅說過公道話：
“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于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鹽穀一案，我們應該爲魯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寫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的臭架子’，值得擺的。如此立論，然後能使敵黨俯首心服。……”
胡適在這番公道話中拿張風舉頂罪幷單方面要求陳源承認錯誤，又顯出他幷不能够一視同仁的不公道。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中有抄襲或剽竊的成分，幷不影響這部書前無古人的開創性價值和功績，《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價值和貢獻，也幷不能够掩蓋確實存在的“抄了別人的著作，却不說明是譯。那麽非偷而何？”的剽竊事實。筆者認爲：對于當今文壇出現的抄襲剽竊現象，也應該采取“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既實事求是又一視同仁的寬容和持平態度，而不是上綱上綫地一筆抹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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