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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28日讯】 据报道，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日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开幕式，幷为本届菲尔兹奖得主颁奖。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公认的最高奖项。国际数学家大会已有100多年历史。迄今为止，这是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首次举办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国副总理李岚清表示，希望本次大会为世界科学界开辟一个国际合作的新时代。
这似乎是中国或许仅仅是北京当权者做秀风光的时刻，但又有谁知道或在关心这背后的巨大社会代价呢？
最近，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有一个讨论热点：本月上旬，爱好登山运动的几名北大学生在西藏高原攀登西夏邦马西峰时在一次雪崩中不幸遇难的事件，有一种意见对死难同学表示了惋惜：在我们这样尚不发达的社会中，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培养一个北大学生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我理解这种意见所想表达的关注－－比较多的是指一种社会成本。尽管，对这些同学个人登山爱好本无可厚非。
这使我联想到，此刻正关在秦城监狱里的杨建利。他的履历中有一项是美国著名的柏克利加州大学的数学博士，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他如果能以自己所学的专业为社会服务，对他个人和社会都是积极有益的，当年他如果选择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杨建利此刻也许不是在秦城，而是正坐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甚至坐在主席台上也难说。
然而中国社会的现实偏偏改变了这种合理的安排，他又去哈佛大学重新攻读政治经济学，幷投身到海外民运的实际政治运作之中，直到今年四月闯关回国，身限囹圄。其实，以类似原因改行，在中国现代史上也屡见不鲜，当年学医的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学医的鲁讯，也是被黑暗的社会所逼迫，改而从事文学创作。有不少中共领导人也有这种经历，现今的海外民运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了，在杨建利之前，还有政治学博士王策回国坐牢四年的案例。
把一个数学家或科学家改变成一个政治家，无疑会大大增加社会成本，而把一个从事民主运动的政治活动家投入监狱，肯定会使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更可悲的是现今中国正在滋长的这种势头：科学家被迫改行已经司空见惯，而被投入监狱的不同政见者也愈来愈多。这对杨建利和他的同志们固然是一种悲剧，对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也是一种损失，对国家社会和历史发展何尝不是一种额外的代价呢？！
而精于造势做秀的江泽民等中国的当权者，恰恰是最善于利用举行”国际数学家大会”之类形式，来为自己涂脂抹粉，以掩盖不断发生的杨建利式的社会损失、悲剧及其继续蔓延的势头。
(200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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