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学运领袖 探讨反抗中共暴政的出路
【大纪元2022年06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莹莹圣荷西报导）年华易逝，六四难忘，岁月如刀，也磨不掉三十三年前天安门上年轻学子们的血渍。日前，定居旧金山湾区的多位六四学运领袖，纪念和反思了1989年亲历的六四事件，并探讨了在中共用极端防疫措施严控中国社会的今天，中国人反抗暴政的出路。
“面对屠杀和酷刑，我会恐惧，但不会因为恐惧而退缩！”在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33周年到来之际，前学运领袖赵常青寄语今天的中国大学生，“人活一世总要有追求”，如今的极端防疫运动再次教育了中国人，中共暴政“不可容忍”。
而学运领袖之一的封从德则直击中共死穴，“讲真相戳穿中共的文化暴力”，“中共末日指日可待”。
封从德：讲真相戳穿中共的文化暴力
“自从2001年做六四档案网站，当时就有很多海外留学生通过网站询问1989年的学生为什么要杀解放军”，封从德说，“我告诉他们网站上有5,000张照片，一万多篇文章，可以去了解当年的六四，”他们过了一个月后找到我，愤怒地说，为什么他们被骗了20年。
三十多年来，封从德曾出版多本“六四”相关书籍，建立“六四档案”网站，透过网络传播六四真相。
他说，中共很善于用谎言来骗人，比如把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的时间缩小到1个小时，把空间缩小到广场很小的范围，就说在这个时空里面解放军没有杀人，以此来掩盖全世界都知道的天安门大屠杀、屠杀了至少几千人的事实。“这个就是文化暴力。共产党通过这种洗脑宣传、对思想的控制，来掩盖镇压、杀人，甚至活摘器官等罪行。”
“文化暴力为直接暴力和制度暴力涂脂抹粉，使其合理化，是更可怕的暴力，所以法轮功朋友每次都要提到讲真相，因为讲真相能够触动人们真正思考、反省，可以戳穿文化暴力，揭露中共谎言。”封从德总结说。
“清除中共，回归民国宪法，才是出路”
中国人反抗中共暴政的出路何在，一旦变局到来，中国将走向何处呢？封从德将解决问题的路径总结为三变，从民变、到兵变，到政变，到恢复“四六民国宪法”。
他表示，现在的年轻人关键要明白，光有民生诉求是不够的；如果你只维权，一旦得到利益就不关心其它，很快你的利益又会被中共侵占。他以中共的“土改”为例，以前农民跟着中共闹革命，得到利益后，中共很快又把土地收回去，结果饿死几千万农民。“所以实际上必须要彻底改变这个制度，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封从德认为，这次极端清零政策造成大规模人道灾难，可能会形成大规模民变，但光有民变是不够的。
“就好像1989年几千万人都上街是不够的，只是往保共改良的思路在走，共产党还是留在台上。”封从德反思说，“这次是要彻底清除掉共产党，进行没有共产党的民主革命。”
他解释说：“真正的民主革命，像苏联倒台了、东欧由共产国家变成民主国家，死了什么人吗？没有啊！”共产革命是杀人放火、血流成河的，但民主革命不会，更不会像中共宣传的那样，到时候军阀混战、全国大乱，几千万人要死掉，“那些都是共产党的邪恶宣传”。
封从德说，最关键是要站出来说，“就是要彻底清除共产党，要中共下台，但1989年就没有这个”。
他相信，清除中共“会是非常和平的”，比如葡萄牙、罗马尼亚等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军队不参与镇压民众，专制暴政就会解体。
封从德还建议，之后中国要回到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回到中华民国，这是中国未来的出路。
“红二代都在反省，中共末日指日可待”
封从德说：“中共成了全世界矛头所指的最大的专制国家，尤其这次疫情，全世界已经都看清楚了中共的专制，是世界的敌人。中共的末日快到了。”
他推荐吴建民撰写的《岁月有痕》这本书。他说吴建民作为红二代，也是1989学运里最坚定的反共成员。
“书中讲述了作者在南京参加1989年学生运动的情况，当时北上长征的计划和空校计划，这些都很有价值，所以我做了一个长达万字的序。”他说。该书和序言的网络连接为：https://bit.ly/3xdJT97 。
封从德相信，像吴建民这样的红二代，红三代都要做中共的掘墓人，中共的末日指日可待。
封从德预测，整个过程应该比较迅猛，因为中国现在经济、股市、楼市、政治结构、疯狂的清零政策，所有问题集中到一起的话，突然休克、崩溃，是很容易出现的状况。
封从德，是六四事件中，被中共官方通缉的21名学运领袖之一，事后流亡至海外，现居美国旧金山。
赵常青：人活一世要有追求
33年前的赵常青还是一名大一新生，在六四大屠杀之前，他和许多学生一样，都对共产党抱有一定的幻想。他和无数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一起走上街头，举起了反腐败，要民主，争人权的旗帜。
然而那一晚，中共当局出动了坦克、动用机枪对他们进行了血淋淋的暴力屠杀，致使3,000多名学生和市民被杀，1万多人受伤，许多人被逮捕入狱、被通缉。
“六四之前，从未想过军队会把枪口指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赵常青回想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直到现在中共集团还坚持当年的错误，没有丝毫忏悔认错之心，让人尤其感到痛心。”
“人活在社会上，总要有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当年引导学生队伍前进的旗帜，也是引导我人生走向的8个字”，他说，“面对屠杀、酷刑，我会恐惧，但不会因为恐惧而退缩、放弃、后悔。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背起民主自由的十字架，依然进行抗争。”
赵常青分析说，六四大屠杀发生之后，中共也进行了“反思和检讨”，其结果却是加强意识形态，强化对年轻人的洗脑和思想管控，加强对高校绝对的控制，用所谓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来取代对普世价值观的认同。这种管控的结果是，六四之后的33年间，中国社会再也没有发生过像六四这样、以民主自由人权为诉求，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运动。
“物极必反，国人正在觉醒中”
“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在觉醒，例如前两年香港年轻人的抗争；以及近来中共当局无底线的防疫清零造成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北京、天津高校的许多年轻人也都站出来对中共说不。”赵常青说，“这些年轻学生也认识到，目前阻止中国社会向人类文明方向前进的最主要阻碍就是中共体制；意识到这种绝对的专制高压所带来的黑暗和灾难，是不可容忍的；所以他们喊出了打倒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样的口号。”
他认为，中共对整个社会的管控已经到各个角落，已不太可能爆发当年六四那样数百万人上街抗议的运动，“但物极必反，极权主义压迫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某个突发事件，就可能引起整个社会的普遍反抗”。
他希望八九一代不要忘记当年发生的悲剧，力所能及地继续努力，并期望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能够意识到普世价值观以及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对每一个中国人的重要性；希望共产党内部有更多改革人士、有识之士勇敢站出来，对暴政集团说不。
赵常青，八九学运领袖、新公民运动领军人物，曾因为从事六四和人权活动，6次被捕入狱，总计长达11年之久。
“六四事件”，又称“八九民运”，或“六四大屠杀”，是指1989年中国高校大学生从悼念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发展为反对中共腐败、要求自由民主的游行抗议，最终招致中共血腥镇压；中共甚至于6月3日至4日在北京市，对举行和平抗议的学生和市民，展开了机枪扫射、坦克辗压的大屠杀。◇
责任编辑：殷瑞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