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法：书法史论之楷书

【大纪元讯】楷书自汉末发轫，经三国两晋至南北朝而达到了成熟，在书史上形成了高潮。隋结束了南北六朝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使多年的分裂回归到了统一。从大业年间开始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书法（主要是楷书）成了取士标准之一。时尚所崇，必然成为世人争相趋求的目标。于是对楷书的学习日益受到重视，怎样为好字，如何才能写得好，就成了研究的课题。

　　从隋代的碑铭造像来看，虽然仍保留了一些北魏的遗意，但明显地有了一种新的趋向，即向平正工整、严谨规范的趋势发展起来。如《赵芬残碑》、《龙藏寺碑》、《信行禅师铭塔碑》、《贺若谊碑》、《孟显达碑》、《龙华寺碑》、《扈志碑》、《启法寺碑》、《宁碑》、《七帝寺主惠郁等造像记》等，从中可以看出各有机杼的北魏逸趣已经趋于淡化，而新的楷书规格正在酝酿之中。

　　除了地上碑铭造像之外，还有地下的许多墓志，据理这是歌颂先人令名善德的勒石为志的文字，也应当是当时通行的规范。如《美人董氏墓志》、《李和墓志》、《卢文构墓志》、《苏慈墓志》、《邹氏墓志》、《张乔墓志》、《伍道进墓志》、《袁氏墓志》、《尉富娘墓志》等，其要求写法都与地上一样。以至于一些摩崖、写经，都可以看出已经孕育着一种新制书体的必然出现。

　　李渊建立唐朝仅仅十年之后，唐太宗便开始了贞观之治，偃武修文，励精图治，一切方面都走上了正轨，在用人上承袭了隋的科举制度，并且尽可能地把它完善起来，制定了相当完备、最大限度杜绝弊病的法规章程。在书法艺术上自然也以此为圭臬，便形成了“唐人尚法”的时代风尚。

　　这时的王朝政府设立了书学，立为专科，士子庶人也都争相习学，以求敲开门禁，获得青睐，被擢收录，或希冀能登皇榜，通达上迁，以求攀龙附凤。于是上下一致，遂形成了一个极热的课题。

　　唐初能书者甚多，如《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昭仁寺硪》及一些墓志等，其字很好，惟惜皆无书者姓名，不知出自谁手。但格局俨然，笔画得法，结体合度，带有浓郁的隋书笔致；也有一些还带有北魏的遗意，如静琬的云避寺写经、颜师古的《等慈寺碑》等。这样，在唐人面前的确提出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是返回到魏碑去呢？还是因循隋法？显然，隋书是北碑的发展，而隋书又不尽如人意，所以，唐人意识到了必须在北魏及隋人的基础上再向前做出更理想的开拓。结果，随着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尚法”的唐人楷书，在历史上展现了又一个高峰。

　　当时最有建树的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他们有许多名碑传世，足为法书。《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孔子庙堂碑》、《孟法师碑》、《信行禅师碑》等，都是当时的代表，一直垂范至今而成为法本。其他如殷令名、赵模、敬客、王知敬、李玄植、诸葛思桢、裴守真、王行满、欧阳通、高正臣等皆是一代的名家。

　　而后的殷玄祚、魏栖梧、颜真卿、吕秀岩也都留有许多书迹，其中颜真卿的贡献更为突出。就他所留碑铭来看，在大体风格统一之下，各时期、各碑刻又都不尽相同，各有各的特色，可见他追求不已的努力，所以艺术成就也不断地发展。

　　再后的柳公权、吴通微、裴休、吴彩鸾等也是作楷高士。可以为一时代表的是柳公权。他在诸前辈之外又立新章，形成了独立的一体。

　　还有一些唐人的写经，虽不知作者姓氏，虽也源于晋人，但于唐也有了新的的体式，也滋养了唐的新鲜血液。

　　纵观欧、虞、褚、颜、柳诸家之书，方正、险绝、平和、冲淡、俏丽、趣雅、浑厚、敦实、瘦劲、坚利，各种“美”的追求都得到了完整具体的体现，形成了各种应当遵循的法度。历史上所谓“唐人尚法”的品评是公允的，为历代所认可。

　　必须说明的是，虽然“唐人尚法”，但却并不是千人一面，而是人有其质，各有所别，千姿百态，百花齐放，的确为后来树起了楷书的标准。

　　宋代在书法艺术上是继唐而不衰的，尤其是行草方面，应该说有了新的开拓。但在楷书方面，则逐渐微弱了。能楷者虽不乏其人，如梁鼎、李宗谔、范促淹、欧阳修、蔡襄、沈辽、苏轼、王辨、赵佶、赵构、朱熹、张轼、岳珂、张即之、钱舜选、王庭筠等，但既未出唐人窠臼，其高度也远远不能与唐时并论。至于赵佶的“瘦金书”，虽自成格局，别立一支，但一朵时秀而已，究无肃穆庄严、浑厚敦实的庙堂之气。

　　元代的楷书应首推赵孟頫。其字流美生动，虽亦有行书笔意，然仍有不失楷则汉度。有些作品是他在学过魏碑之后写的，因而颇为厚重，全无柔媚之气。其后如柳贯、虞集、周伯琦、倪瓒等皆能楷。尤其鉴书博士柯九思的楷书，稳健凝重，工而灵动。

　　明代由于历朝皇帝和外藩诸王大都爱好书法，有的甚至列为日课。无论内制、外制都要善书能手书写，成为通例。为了朝廷的需要，典册都必划一规格，因而“台阁体”的要求应运而生了。所谓“台阁体”的形成，是一种楷则标准的固定，从社会看，是一种需要的必然；从艺术看，好像是一种限制。但是在合乎标准的基础上再力求美化的艺术，如果能取得矛盾的统一，那则是最高的境界。如果用标准束缚了艺术，当然很不理想；如果为了艺术而严重违反了标准，那也是很不应当的。而明代的一些小楷名家，如宋濂、宋克、俞克木、沈度、王绂、祝允明、文徵明、王宠、董其昌，甚至女书法家蔡玉卿等人，也的确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清代人则把自唐的“弘文馆”、宋的“淳化阁”、明的“台阁”集中到一起，形成了一种写字的规格要求，即所谓的“馆阁体”。究竟出色的少，不济的多，于是无形中“馆阁体”成了艺术的限制。其实，馆阁佳作也是自有个性、难能可贵的。

　　为了满足“馆阁”的要求，有了“颜、柳、欧、赵”的学书规程。首先以颜占格，失之肥而以柳强筋，又失之瘦再以欧立规，再失于板则以赵而灵动。但结果是书写工稳而漫无生气，于书法艺术则难免追求不力。正是因为如此，始有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尊魏而卑唐。所以清朝后期又开始了向北魏诸刻石的追求。

　　然而清人的楷书有几位可为一代之杰，如王铎、何焯、钱沣、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等，可为较出色的作楷名家。

　　总之，楷书从脱开隶书而自成机杼之后，魏碑是一大体系，唐楷又是一大体系。其佳品皆足称法书，都是中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光采至今不减，都可以作为我们学书的范本。

──转自《世华网》(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