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3日讯】李长春在《求是》杂志二零零三年第十期发表的《从“三贴近”入手改进和加强宣传思想工作》中提出：“抓紧建立思想库、智囊团，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出抓紧建立智囊团不失为一种新思维，但对智囊团的意义的认识，显然还没有到位。现在，我就来着重谈谈智囊团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实质上是治理国家的合理的人才结构和制度安排问题。
哲学王和政治王
由什么人来治理国家才是合理的？
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在他构想的《理想国》中，是由具有最高智慧的“哲学王”担任统治者。他认为，，具有最高智慧的人应当掌握最高权力，由“哲学王”为社会作决定才是合理的。这是一个抽像的推论，仅仅适用于“理想国”。在现实政治中，“哲学王”成为“政治王”是不可能的。智慧并不能转化为权力。获得智慧是认识论问题，掌握权力与认识论无关。通过选举是否可以选出“哲学王”来掌权？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从来没有选出一个“哲学王”担任公职。柏拉图本人堪称希腊一代“哲学王”，他在雅典所创办的柏拉图学园，声名卓著，门生众多。可是没有人选他为“政治王”，他的理论在自己身上就不灵验。选举只能产生代表利益的人，不能发现具有智慧的人。相反，具有智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竟被公民表决判处了死刑。从古到今的历史，没有一个“哲学王”成为“政治王”。假如“哲学王”成了“政治王”，一旦握有独断的最高权力，必将丧失超人的最高智慧，也就不是“哲学王”了。从“哲学王”到“政治王”是不可能的；从“政治王”到“哲学王”倒是可能的。斯大林、毛泽东明明是“政治王”，却又自封为“哲学王”。他们奉行的是柏拉图命题的反题——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就具有最高智慧。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种颇为独特的制度，不但实行政治统治，而且实行思想统治。因而政治权威兼为思想权威、理论权威，“伟大领袖”就是“伟大导师”。他们的著作成了人民的教科书，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都要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后继者亦步亦趋，相沿成习。中国的第二代“政治王”兼“哲学王”邓小平，尽管没有理论也要叫“邓小平理论”。最可笑的是江泽民，拼凑出三句话（据说还是别人帮忙），叫做“三个代表”，狗尾续貂，算是第三代“政治王”兼“哲学王”的里程碑。
权力更不能转化为智慧。“政治王”自封为“哲学王”反而变得愚蠢。因为出于垄断的姿态，根本不在乎正确与否。毛泽东，固一时豪杰，起自草莽，跃登庙堂。但他一旦成为“政治王”兼“哲学王”，便失去了智慧。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完全违背普通人的常识；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毁灭正常人的理性。他犯了一般人所不可能犯的荒唐的错误。“政治王”自以为全部真理尽在囊中，独断乾纲，堵塞了吸取他人智慧注入政治的渠道，这样的国家必然专制独裁。“哲学王”用权力来推行理论，一人滔滔，众人诺诺，扼杀了独立思考，这样的社会必然思想僵化。政治垄断加思想垄断（以经济垄断为基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坏的制度。
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以空想给人安慰，但在“理想国”中提出的问题-智慧和权力的关系，却是现实中不朽的论辩。体现智慧和权力的“哲学王”和“政治王”是不同的角色，应分别由不同的人来扮演。如果一身而二任焉，对本人是不幸，对别人是灾难。掌握权力的人和具有智慧的人都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既然不可得兼，只有两相耦合。运动员和教练员优秀的体育运动员是由优秀的体育教练员训练出来的；没有世界水平的体育教练员，不可能训练出创造世界记录的体育运动员。既然体育教练员能训练别人创造世界记录，由他本人直接创造世界记录不行吗？不行的。美国NBA的有些篮球教练，能够训练出优秀的球队，但他们本人大腹便便，根本不能上场打球。篮球明星姚明是篮球教练李秋平训练出来的，李秋平即使能上场打球，肯定不如姚明。运动员少不了教练员，教练员又不能代替运动员。运动员是以运动项目为对像，教练员是以运动员为对象。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才。
体育运动场上，体育运动员和体育教练员的关系是简单明了的；移植到政治竞技场，政治运动员和政治教练员的关系也是一样。运用权力，治理国家，出成绩，创记录，是政治运动员的事；政治运动员也需要接受训练，训练政治运动员的人就是政治教练员。优秀的政治运动员少不了优秀的政治教练员。“政治王”是治国的政治运动员，“哲学王”就是治国的政治教练员。“哲学王”代替“政治王”，就像体育教练员不去训练体育运动员，而妄图自己创造世界记录，必定一塌糊涂。“政治王”自封“哲学王”，就像体育运动员自己当体育教练员，等于没有教练，必定任性胡来。
帝王和帝王师
中国的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延续两千多年，它也在不断完善，愈加精致。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是简单粗糙的，所以维持不了多久。专制制度的典型标本是在中国。中国的专制制度有帝王，还有帝王师，这就是一种精致的表现。帝王是治国的政治运动员，帝王师便是政治教练员。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他们的身边都有高明的帝王师。秦王赢政的帝王师是韩非，汉高祖刘邦的帝王师是张良，汉武帝刘彻的帝王师是董仲舒，唐太宗李世民的帝王师是魏徵，明太祖朱元璋的帝王师是刘伯温，如此等等。《史记》中关于张良扮演帝王师的角色，有极为生动的描写。刘邦为汉王时，韩信拥兵自重，飞扬拔扈，自称“假王”。“假”的含义，一是不真，另一是借代。“假王”的意思是代王。韩信派人向刘邦报告。刘邦一听，正要发作，张良在下面踢他的脚。刘邦知道张良暗示他克制，立即随机应变，说：既要称王，就称真王，何必称假王？刘邦本为市井酒徒，流氓腔是现成的。其实他还没有领会张良的用意。事后张良开导他：你如果不同意，韩信马上闹独立；与其如此，不如同意，加以笼络。也有相反的情形。范增本为项羽帝王师，项羽不听他的，范增拂袖而去。结果项羽反胜为败，让刘邦得了天下。四面楚歌，霸王别姬时，项羽犹言“非战之罪也，天亡我也。”真是死不认错。
帝王用权，帝王师用智；帝王师用智是训练帝王更好地用权。但帝王师本人当不了帝王，上面提到的那几位名师，都不是帝王的料。中国古代不但帝王有政治教练员，官吏也有政治教练员。官吏的政治教练员叫做师爷。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以致不管是不是绍兴人，人们往往称之为“绍兴师爷”。师爷并无官职，但研究为官之道，本人不是官却可以训练别人当官。
专制制度无论如何精致，最终一定是暴虐。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兴之所至，生杀予夺。帝王师也是伴君如伴虎。魏徵对唐太宗常常犯颜力谏，有一次唐太宗大怒，居然说出：恨不得杀了这个田舍翁（乡巴佬）。唐太宗冷静一想，还是少不了魏徵，没有杀他。刘伯温差一点成了朱元璋炮轰功臣楼的炮灰。在专制制度下，帝王和帝王师、政治运动员和政治教练员的关系免不了紧张。
政治家和智囊团
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政治运动员和政治教练员才能避免紧张，建立和谐的关系。
民主制度是分权制衡，又是定期轮换，谁都不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不可转移的权力，治理国家的重要人物是一大批政治家。如美国，光是总统级干部——在世的前任总统、现任总统以及准备竞选的未来总统，起码有一二十人，不像专制制度下，帝王一人，太子或皇储也一人，顶多再加太上皇一人，总书记一人，接班人也一人，顶多再加“核心”一人。别的不说，仅从出人才这一点来看，民主制度肯定比专制制度兴旺。民主制度下，训练政治运动员的政治教练员，更是一大批。政治教练员的群体，就是智囊团。智囊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官方智囊团是以顾问、助理等名义活动的政治教练员；民间智囊团是活跃在各种咨询机构、研究机构中的为数众多的政治教练员。政治教练员不光是出主意，有时抨击时政就像老子训儿子一样。
当今美国总统布什，论个人才能，乃平庸之辈，作风“牛仔”，讲话“口误”。决定他上台的不是智慧，而是利益。在总统竞选中，人们明显地看到高尔的智慧远胜于他，至少不像他说英文还有文法错误。是布甚背后的利益集团把他哄抬出来的。好在他的周围有能人，高级顾问卡尔．罗夫在华盛顿政界甚至被称为“总统制造者”。决策过程也不是布甚一个人说了算。重大决策都是产生于从民间到官方的智囊团的研究报告和听证会。前提是政治问题自由讨论，社会舆论充分表达民意。智囊团的作用是对民意进行加工、提炼，形成方案。智囊团提出方案，政治家进行选择。如果在五个方案中知道选择一个最佳的方案，只要有这点才能，总统就能当下去。决策的全过程是从民意到智囊团，再到政治家。定了方案，还要在分权制衡中通得过才行。所以，总统才能的高下，并不能完全左右国运的兴衰，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民主制度的原则是多数决定。民意测验、公民投票体现了多数决定。多数决定可以避免最坏的方案，但不一定产生最佳的方案，甚至一定不是最佳的方案。因为多数人在智慧方面的平均水平只能达到中等程度，说不定是集体的平庸。最新真理、先进思想总是首先占据个别人、少数人的头脑。在智慧方面，高于和低于平均水平的都是少数。一部分是因为低于平均水平而为多数所无法接受；另一部分是因为高于平均水平而为多数所无法理解。如果坚持简单的多数决定，在拒绝低于平均水平的庸人的同时，也排斥了高于平均水平的精英。由精英参与决策过程，才是科学决策。智囊团体现了精英的作用。民主决策可以避免最坏的方案，科学决策可以寻求最佳的方案；两者结合，趋向完美。压制大众的精英政治是不民主；排斥精英的民主政治是劣质民主。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就看不到精英的作用，只见专职政客和兼职政客吞云吐雾，口水泛滥。我访问台湾两次，还观摩了第一次总统直选。我对台湾政治的观察是，专制搞不成，民主搞不像。号称“民主先生”的李登辉，其实是很想搞点专制的。蒋经国是借专制搞民主，李登辉是借民主搞专制。落花流水春去也。李登辉的不光彩下野，说明在台湾搞专制毕竟不是时候了。常人以为，不是专制就是民主。专制和民主是可以分别打分的。一九九四年，“第三政体”这一民间组织的赞助者科罗拉多大学对一百五十七个国家进行分析，按民主和专制的程度别进行打分，两类均为最高10分、最低0分。结果，六十五个国家的专制为0分，民主则分别为8、9、10分。得8分的为“民主边缘的国家”。１台湾不在六十五国之列。如果对台湾单独打分，专制也是0分，民主不会超过8分。世界上有不少地方，虽然摆脱了专制，民主仅得“边缘”，风雨飘摇。
现代民主和现代专制
现代民主不同于古代民主，第一是以宪法和法律保障的民主，第二是大众和精英平衡的民主。在美国，除了智囊团参与决策过程，还有大法官制度也是体现大众和精英的平衡。
中国的现行制度是与现代民主相对的现代专制。现代专制一方面是古代专制的延续，具有巨大的历史的惯性；另一方面又与现代民主共时，对民主产生了抗体。现代专制比古代专制更顽固。但反对现代专制的人们也站在新的历史制高点。对于反对古代专制的人们来说，民主仅是理想，不知道民主究竟是怎么回子事；对于反对现代专制的人们来说，民主已经是看得见的现实，以现代民主为蓝图，自然是胸有成竹。古代专制是帝王专权的家天下，现代专制是一党专权的党天下。党天下比起家天下，似乎有所革新，甚至还有某些民主的外观。实质上，党天下比家天下的统治网络更为严密。它承袭了古代专制，为了对抗现代民主，又抛弃了古代专制内部的某些制约机制。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制约的极权专制。
古代的帝王专权，在高明的帝王师的谏议下，还可以有所制约。“政治王”兼“哲学王”的现代专制，无人可奈其何。毛泽东自己说，他就是无法无天。
古代的御史制度是专制中的监察机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中央政府设监察部，省、市政府设监察厅、局。在反右运动中，各级政府的监察机构均受到严重打击。你要监察？请当右派。有些省，监察厅的机关干部竟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被打成右派。反右以后，干脆撤销了“右派成堆”的监察部和监察厅、局。从此，政权机构就没有任何监察机制。
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专制中的选拔机制。科举取士，可以从统治机构外部吸收人才。英国的百科全书说，文官制度起源于中国的科举。现代专制所实行的是指定接班人制度，只在统治机构内部轮回，就像低等动物的无性繁殖，没有杂交优势。当权者不会指定比自己高明的接班人，所以总是武大郎开店，一代不如一代，逐级矮化。
孙中山很重视继承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和考试制度，把它们作为西方的三权分立的补充，形成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分立的政治学说。中国的现代专制从三权分立到五权分立一概反对，只承认独一无二的共产党一党专权。
这一套制度实在是太不合乎潮流了。前苏联维持了七十多年，在历史上只能算是短命的朝代。中国已维持了五十多年，还能撑多久？海外人士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中国是不会崩溃的。五千年国史，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无论外族入侵还是天灾人祸，能够使中国崩溃。将要崩溃的是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固守这种政治制度的共产党一党专权，是共产党一党专权推行的现代专制。
人民不会长久忍耐。现代专制继续下去，不但国内人民不答应，国际环境也不允许。这种制度是在封闭的条件下形成的，一旦打开国门，自由风、民主雨飘洒过来，就像木乃伊接触到空气，不能不日见风化。负责任、有远见的政治家，以及关心国运的知识份子，都应当想一想，现代专制崩溃之后的中国，将是什么样的情景？如果出现的是劣质民主，对于十三亿人的大国来说，也不是幸事。乱象不止，人民厌恶，就会呼唤一个铁腕人物出来摆平一切。结果，又回到专制。法国大革命之后，因为民主搞不像，宁可拥戴拿破仑。写作《论美国的民主》的法国人托克维尔，在对比他自己国家的政治进程时，探讨何以革命追求民主而革命后又消灭民主？那是因为，国家的首领从来没有想过为革命做些准备工作，任凭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去支配。掌权之前似乎还不知道民主的存在；掌权之后又把它崇拜为力量的象征。当它由于举止过分而削弱自己时，立法者便设计出鲁莽的法案去消灭它。２中国人比法国人更加追求轰轰烈烈，任凭狂野的本能支配的民主更加危险；而且中国不会缺少军阀、土皇帝，他们之中的枭雄也不会不想当拿破仑。
不需要每秒几亿次的电脑，就用每小时一次的迟钝的人脑，不到半天工夫也能算出结果。第一，历史的事实和现实的趋向都证明，现代专制不可能长久；第二，现代专制的崩溃不一定直接进入现代民主；第三，劣质民主不可取，对于人口众多、教育欠佳的国家特别是紧接着一个腐败的社会之后出现，尤其可怕。结论出来了：在现代专制崩溃之前，必须为避免劣质民主准备条件，为进入现代民主预设条件；这两种条件是同一的。有人说，先摧毁专制，再建设民主。从逻辑上来说，专制不灭，民主不生。但事实上，前后进程并不能一刀两段。民主如何生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制如何毁灭；也就是说，摧毁现代专制的道路，可以通向现代民主，也可以通向劣质民主。
既然现代民主是宪法和法律规范的民主，是大众和精英平衡的民主，摧毁专制的道路就应当循此方向前进。如果不择手段摧毁专制，也不会有正当手段建设民主。
技术官僚和知识精英
从现今中国领导层的技术官僚的人才结构来看，学会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民主，非常需要政治教练员；在大众的支持下，发挥知识精英的作用，对于中国的制度转型尤其重要。
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名义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委九名委员中，无一例外都是学工程技术的。此外的十五名政治局委员中，还有九人也是学工程技术的；其余六人，有四人是在党校、军校混得大专学历的；倒有两人是学经济的，一个是函授，另一个是在世界上经济搞得最糟的地方、最不懂经济的金日成综合大学学的经济。总之，没有一个是正经学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各别来看，每个人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内可能都是合格的，但凑合在一起形成领导集团，只能说是知识残废的人才结构。在西方民主社会，政治家大多是学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主要是政治学、法学的人。托克维尔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观察到，美国的政治充满“法学家精神”。３中国就没有一个学政治学、法学的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打天下的人过了一两代，都是技术官僚当家。技术官僚的知识领域狭窄，政治眼光短浅。这是现代专制造成的通病。苏联解体以后才出了一个学法学的普京当俄罗斯总统。
学工程技术的人，他们的专业训练和职业精神养成的优点是务实、肯干，脑子里又没有多少抽像的理论问题引起烦恼。这样的人，在强权统治下，最便于充当“驯服工具”；“驯服工具”当好了，又被指定为“接班人”；接班的时候挨到了，就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清华大学本是工程师的摇篮，摇呀摇，却摇出众多的政治明星，当今九个政治局常委中就占了四个。北京大学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院系应是培养政治家、思想家的“香花”园，却成了出产“右派分子”、“自由化分子”、“动乱分子”的“毒草”地。现代专制的的怪异是，没有政治头脑的非“政治动物”成了国家的政治资源，而“政治动物”的政治抱负反而是政治风险。
最近就有一位在清华大学学水利工程的政治明星洋相出到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讲到“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时，第一条就说：“我们应该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仅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而且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在国际事务中，只有遵循平等协商、友好合作的民主精神，才能有效地扩大各国的共识，深化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４大概意在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只是民主用错了地方。
民主的主体是社会的人、国家的公民。国家不是民主的主体。如果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民主，它的主体是世界公民。没有一个世界政府（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民主；有了世界政府就没有国家，谈不上“国际关系”；存在着“国际关系”的时候，又不可能“民主化”。民主的原则是多数决定。“平等协商、友好合作”恰恰不是多数决定。胡锦涛还说：“我们应该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议事规则就是协商一致，不是多数决定。协商一致的反面是一票否决。四票赞成、一票反对，决议就通不过。结果成了多数服从少数，完全是不民主的原则。但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原则，虽然不是民主的，却是相对合理的。现在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原则也应当随之改变。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必须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据。该宪章规定的宗旨是四条：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间的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协调各国行动。没有一条是“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联合国宪章》的七条原则同样没有涉及“国际关系民主化”。《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提出的国际法原则也是七条，没有一条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关。任何一个国际法文件都没有提到“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违背了国际法的常识。演讲稿可能是外交部炮制的，胡锦涛至少是缺乏判断力。不论演讲稿是不是外交部炮制的，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以及跟随胡锦涛出访的前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均难辞其咎。他们主持一国的外交，但国际知识是何等的贫乏、思维能力是何等的低下！我更是惭愧。我曾经是唐家璇的哲学老师，教出这样不合格的学生，令他误国欺民。
泱泱大国，悠悠历史，如今却由这样一帮蹩脚的政治运动员来治理，十三亿人将何以堪？中国不是比别国更需要政治教练员吗？一方面，现代专制拒绝任何政治教练员；另一方面，在现代专制的毒害下，也没有多少知识精英愿意当政治教练员。中国古代的知识份子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这是何等豪迈的胸怀。现在的知识份子的风气却是忙于抄袭、剽窃，争当教授、贿选院士。前几年，有人批评李泽厚想当“帝王师”。我没有问过李泽厚本人，不知是否真想？如果真想，应当鼓励。当今的知识份子中，具“帝王师”抱负者能有几许？不要以为“帝王师”带有封建色彩，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总统师”、“总书记师”，就是“政治教练员”，为什么不可以？
智囊团不是如李长春所说的给领导“当参谋”，而是当政治教练员。一般来说，政治家和智囊团的合作是民主社会的常规，在中国的条件下，更需要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请人来调教，改变领导层的人才结构。智囊团也不是“给领导出主意”，而是参与决策过程，体现精英的作用。如果弄一帮人“给领导出主意”，还是由技术官僚决策，这就不是智囊团，而是秘书班子、写作班子、调研班子。
救国和救党
由智囊团参与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至少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政治问题的自由讨论，不是党和政府控制媒体；民意的自由表达，不是党和政府决定舆论导向；民间机构和在野政党的活跃，不是压制结社和组党；公民社会的形成，不是权力笼罩一切；分权制衡的确立，不是一党独揽大权；如此等等。建立智囊团以及其他重大的改革措施，无不涉及权力建构和制度变革。也就是说，领导要向自己开刀。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吗？所以有人说，改革就是亡党，不改革又是亡国。亡国，不至于；亡党，很可能。中国不会亡，但陷入停滞、衰退，出现暴乱、动乱，概率不小。救中国于败落，救共产党于危亡，似乎发生了矛盾：救国不救党，救党不救国。
共产党也好像到了清朝的末世光景。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要求“开议院，立宪法”，就是一次改革运动。慈禧太后实为愚氓，起初她拎不清变法要干什么。保守派大臣的一句话使老太太顿时开了窍：变法是“保中国不保大清”。这还了得，哪怕中国洪水滔天，大清不能不保。于是“老佛爷”动了杀机。仅仅过了八年，即一九零六年（光绪三十三年），清朝政府自己颁布“上谕”，要“预备立宪”了。镇压戊戌变法的人又成了戊戌变法的遗嘱执行人，历史真能捉弄人。但为时已晚，人民不要立宪，要革命了。又过了五年，大清果然不保。其实，戊戌变法正是为了“保大清”，康有为到了民国还是保皇党。他们的主张不过是劝说朝廷放弃一些特权，以便“保大清”。保守派的逻辑是，向特权挑战就是向大清挑战，他们把特权等同于大清。一步不退，结果全军覆没。害怕“保中国不保大清”而保特权，则大清不保；不怕“保中国不保大清”而不保特权，则大清保。历史辩证法巧妙如斯。
现在共产党反改革的逻辑还是这样。他们也认为，向特权挑战、向党指挥枪挑战、向一党专权挑战就是向共产党挑战，因此只有挽救一党专权才能挽救共产党。只怕清王朝灭亡的历史辩证法将在共产党王朝身上重演。
为了挽救一党专权，开过许多药方。邓小平的药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灵。江泽民开了两个药方，先是“建立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连邓小平都不满意。后来使出在全世界共产党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绝招：“吸收资本家入党”。他以为，把有钱有势的人都网罗入党，共产党的统治就稳固了。这样一来，彻底砸了牌子，资本家都可以加入的党还能叫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吗？即使把全部资本家都吸收入党，在社会上还是少数。统治的稳固，在于社会上占多数的被统治者是否接受统治。金权勾结压制被统治者，只能加深统治的危机。
有人向共产党献计献策，劝它“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只要按执政党的规格来执政，于是就可以永远执政，长治久安了。这是一个虚假命题。现在共产党还是在干“革命”吗？共产党已经执政五十多年，怎么还要向“执政党”转变？早在五十年代共产党已经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因为不是民主执政，执政党同时是特权党。八十年代又完成从特权党到腐败党的转变。如果共产党要实现什么转变，应是从特权党、腐败党到民主政党。
从一党专权的特权党、腐败党转变为民主政党，世有先例。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绝处逢生。正好是共产党走向腐败的同时，国民党开放言禁、党禁，在人民监督和政党竞争中执政，从而实现了向民主政党的转变。某些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共产党，苏联解体时被赶下台；通过选举，又重新上台。经过民主化的洗礼，共产党转变为民主政党。更多的共产党是下台以后上不了台，因为没有完成向民主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三种选择：在执政期间完成转变；在下台以后完成转变；下台以后也不转变。在执政期间完成转变当然是上策。
中国共产党固守“党天下”，除非建立“中华共产党王国”，否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号永远矛盾。追求长期执政，不是错在目标。民主社会的政党能够长期执政也是求之不得，事实上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日本的自由民主党都是长期执政，连美国的民主党也曾有过二十年长期执政的历史。但他们都是通过民主程序实现自己的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如能脱去“天然尊长”的黄袍，参与政党平等竞争，通过选举连续执政，也是无可指责的。如今共产党一党独大，其实在民主程序不难实现自己的目标。由人民批准的“党的领导”与共产党自封的“党的领导”是大不相同的。人民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党的领导”也才能从提心吊胆地维护“稳定”的紧张状态中得到解脱。朝着这个方向走去，不但国家的民主化有了希望，共产党自身也得救了，政党竞争是消除腐败的洗涤剂。
可见，救国和救党并不矛盾，中国的民主化和共产党转变为民主政党是一致的。救党和救一党专权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救党不救一党专权，救一党专权不救党。只要放弃一党专权，既救国又救党。
注：
１见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208-209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２《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9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３同上，第302-311页。
４新华社莫斯科5月28日电，2003年。
2003年5月27日于哈佛大学
原载《动向》2003年7月、8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