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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光:关于后政治写作之我见

(我强调的诗歌写作和我的诗歌纠正观)

杨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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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9日讯】首先,必须明确前政治写作与后政治写作之区别。后政治写作包括泛政治写作,泛(主要指那些指涉文化深层的)政治写作是指非直接干预具体的政治事物的写作,而直接的干预政治的写作则叫平面政治写作,或叫本政治写作,是指直接干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及其上层政治事物的,如我的大部分写作就是,但无论“平”或“泛”的,只要是批判政治的,都可通称为后政治写作。后政治写作的提法是相对于前政治写作而言的。前政治写作是指毛时代的歌功颂德的服务政治写作,是来自苏联的所谓现实主义写作模式的,而后政治写作主要是指批判、反讽和解构以平面(即现行的)政治为主的反政治写作,其写作模式主要来自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写作潮流里。服务政治的写作和后政治写作是风马牛不想及的。有些人说的那种主旋律写作是服务政治的写作,属于御用文人的写作,是犬儒主义的,是前政治写作,而我主张的是批判和解构政治的后政治写作,是反政治的,是决不投降的写作,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我强调的是诗应该关乎人类民生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谓干涉政治就是指这些,而不是毛时代的服务政治的口号。从我的诗中可见一斑。诗的暗示心灵和精神境界,这是没错的,但我们看到的目前的“个性化写作”的许多写法却已背离这一些,他们写一些连心灵和精神史都不能关照的无病呻吟的诗,这难道不是令诗界有识之士引以为戒和堪忧的吗?我们有些诗人的人格连普世的人权价值观念都反感和鄙视,其诗写的灵魂个性没有是非观念,以可见人格堕落不堪。其实,无论暗示的还是直面的诗,对于心灵现场和精神史的指涉有两个层面,一是深层的,即对文化历史和心灵内部的干预,二是对平面的文化现场也是对现存政治和文化体制的干预,而恰恰是后者自建国以来无人敢于干涉的,其敢于暗示的也不多,诗成了纯内在的无涉外在的诸如社会变革的空中之尤物。我们缺少的和我所呼吁的恰是后一种。后现代艺术实践证明,后现代纠正前现代的重大突破是,后现代艺术将不仅是干涉内在心灵的艺术,也是而且必须是或主要是干涉外在现场的诸如政治等平面精神境界的艺术。这是我们当下诗歌必须纠正的当务之急。而且必须指明,我历来不反对暗示心灵的深层化的诗歌写作,并且我也一直实践著这一切。

在我以前之所以没有人这么明彻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新一代写诗的人一般只探讨写作诗歌技艺,而很少探讨诗歌写作思想,所以因无尖锐的思想而尚未碰到钉子。我的诗之所以解构那么多平面的名词,其实都是在解构平面的现存政治制度,并置在诗歌语言(故事)的象征(寓意不在场)喻境中传达着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思想。我推倒的不仅仅是一座“大雁塔”,那是用诗歌艺术推倒的一个现存专制制度。寓不多言,诗无达诂。

我写诗走到坐牢这份上也是始料未及的,但我无悔诗歌给我的这种命运,因为它教我走上了一辈子努力去做正直磊落的人生。

不管怎么说,现在网络时代比印刷时代自由多了,忆苦思甜……我为新一代诗人祝福。但要知道,真正的自由时代还未到来,网警对海外自由网站和国内进步网刊的封锁以及查禁,这仍是我们中国诗人不可盲目乐观而自视井天的,因为横看世界的普世文明潮流,就显得我们的国度是多么阴暗而落后。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我们诗人应该是最精选的,然而恰恰相反,还有的连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普世价值观和基本人性良知都要鄙视,甚至公然反对诗歌写作主持这种正义和为人民民主鼓与呼,反对诗歌干预政治和社会重大问题,还说什么诗歌干预人权没有意义。这种连普世的价值观都没有意义,那真的还有什么是意义呢?这种犬儒和投降、奴才主义写作路线与风气甚嚣尘上,真的令人堪忧,有时这种人的胡搅蛮横的论调真的也让我哭笑不得。不是一定要每个人都这样写,但起码提请每个人的关注和支持!

诗歌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但基本可分批判的和关怀的。我的这组诗(指《有关大雁塔》)显然属于前一种。在中国专制政治高压下,诗人们往往习惯或得益于后一种。这样可以少于风险,以期渐进达到扬善抑恶的目的,而直接的批判与反讽社会黑暗制度与现象的即以抑恶扬善的却几乎很少。这就是我们的“特色”。这就是我们犬儒主义诗人得以大面积产生的温床和土壤。对此我只能是见怪不怪了。但我多少奇怪的是,我往往一提出批判社会和反对投降与犬儒主义写作路线时,就会受到许多不理解和围攻。这说明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的传统习惯性。诗人固然应该谦卑,但绝不可以中庸。如果诗人都走中庸之路,那么社会的批判性教给谁呢?诗人难道不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吗?所谓知识分子,就是批判社会的人;所谓诗人,就是社会黑暗势力的弑者。我固然不反对诗人的关怀事物和赞美新生的一般性,但我坚决反对诗人对社会的麻木不仁、中庸不堪或无病呻吟。诗人批判社会的要义是这个时代显为缺少的,而且诗人成为旧世界的造反者、解放者甚至人民黑暗时代的“救世主”(这个救世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骑在人民头上的救世主,而是甘为人民民主自由解放鼓与呼的勇于牺牲者)有什么不好呢?光是抚摸这个世界,而不想解放这个世界,抚摸何在?

  诗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必须具备的。如果他没有或不想具备,其前者是没有形成知识分子所具备的世界观,他无论有多高文化和学历,他本质上还不是知识分子,说到底还没有真正成为诗人;其后者是主观逃避者,纯属投降主义和犬儒主义。这种甘心做犬儒的诗人也是他人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正是诗歌堕落的症结所在。 只表现自我的、小我的,固然也有他存在的价值,但那毕竟是狭隘的价值观,是诗人的先锋性质和知识分子的基本品质的贫乏与缺失。 口语化诗歌也好,废话诗歌也好,垃圾派诗歌也好,其这些实验诗歌是诗歌探索的产物,他们的探索对时代、对政治和社会都有一定的冲击性,但我强调的直接干预平面(不是深层历史的已成为文化)的现存政治的还是缺席。因此我特别强调,为的是能够冲破这一现在诗歌所没有冲破的唯一禁区。强调的目的是提请诗人在这方面特别注意努力,使之让更多的诗人都能肩负起这一高度的责任,也是说明了在当下诗坛上的这种大气之诗需要提倡的必要性。也正因为现时代诗本已脆弱,诗人才要堪以重负!

严格地说,抚摸和批判都是最终解放人性的自由,而且批判是最直接和最需要的并缺少的解放。这就是我的诗歌纠正观。

(本贴由杨春光于2003年6月17日19:27:27在【现场论坛】整理发表)(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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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09 10:4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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