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吾升:酷刑之都的报告——朱胜文冤狱二三事

于吾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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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3日讯】我在网上得知海归派,哈尔滨前副市长朱胜文在狱中猝死的消息,扼腕长叹。读到许多评论回忆和加贴,让我也回想起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其中还包括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了解朱胜文案情的一段。写下来算是悼念逝者。

  大约在1997年,我在欧洲一大城市工作,常常业余做些翻译,赚点零钱花。一天在某国际组织任职的朋友拿来一份材料,请我帮助翻译成英文。这是一份手写的申诉书,作者是哈尔滨前副市长朱胜文。我听说他受到腐败指控,并被判刑。

  作者的硬笔字手书字迹非常漂亮,让我这个爱好书法却写了一笔臭字的人赞叹不已。在好奇心驱使下,我一口气读完了长达万言的申诉书。读着读着,我就被惊呆了,申诉中描写的刑讯逼供的恐怖内容,简直可以同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媲美。这真是血泪陈词!我个人尽管无法证实他所写内容的真实性,但直觉告诉我,一个没有经历过如此酷刑的人,是永远也无法编造出这类详尽的描述。

  申诉用大量篇幅详细描写了朱胜文本人是如何在接受调查期间,数次遭受专案组成员严刑拷打的,最终屈打成招的。

  在我讲述那件鲜为人知的故事前,我想我还是就手头留有的原文,节选朱胜文申诉书的部分章节,供大家一阅,理解一下什么叫惨无人道。1996年10月26日,朱胜文在被捕后的第二天深夜,再次被提审。由于朱胜文再次拒绝接受在国贸城一案上的指控,专案组成员便开始对他“不客气。”朱胜文写道:

  “王林,宋铁耕等四人便一齐上来用拳打肋部,掰胳膊往上撅。因我被锁在铁椅子上无法躲,只好大声叫喊。大约打了二十分钟,房久林进来了。他们四人也住手了。我大汗淋漓,喘粗气,直觉得血往头上涌,头昏眼花。这时房久林他们把我从铁椅子上放出来,站在地中间。(他们)问我有没有(接受贿赂),我还说没有。王林说,告诉你,案子露头的,你必须交待。我还是坚持说没有。房(久林)大怒说:告诉你,你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你编也得编出来!我听到这句话,极为震惊。我完全明白了,确实有人故意陷害我。王林又说,“别说你这点事,杀人犯杀了人,明知死罪,也得招。接着他问我能不能说。我说,还真没有。没等我说完,王林等四个人一齐冲上来,开始踢打。接着让我跪在地上,两人按着肩膀往上掰胳膊,两人在旁边踢肋部,腰和背。他们边打边说,你不是能挺吗,咱们就照一宿来。”(《我的申诉》原文14页)

  这是朱胜文描述的第一酷刑逼供。过了几天,专案组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暴行。朱胜文这样描述11月初的一天深夜说:

  “这四个人轮番用电警棍抽,拳打脚踢。宋铁耕掀开我的衣服,用电棍触我的肚皮,腰和背部。每一触,一阵刺痛,我在地上乱滚乱躲。他们把我按到床上,往背后触电棍。我又滚到地下,大喊大叫。他们用抹布堵住我的嘴,继续打。他们突然从床上抓起一条被子,蒙在我的头上。我憋得眼冒金花,然后一片漆黑。当他们松开绳子时,我已绝望,只求一死。”(《我的申诉》原文20页)”

  朱胜文在申诉中说,就是在这样的刑讯逼供下,他不得不按照专案组的暗示,“提醒,”和演示,承认接受过国贸城总经理的贿赂。即使如此,对朱胜文的酷刑逼供并没有结束。他写道,在1997年7月11日,专案组在半夜将他秘密押解到远离哈尔滨的北安监狱。他此时还至多仅仅是个嫌疑人。朱胜文这样描写他在狱中的遭遇:

  “入狱后,直接将我押到一个不足两平米的地下室小号里。一只手被锁在地环上。外面三伏天,室内却阴冷,潮湿,满墙流水。我没有任何行李,晚上半卧在地上几块木板上。我只穿了一个短袖衫,冷得无法入睡,只好蜷做一团,熬到天亮。锁在手上的铐子螺纹锋利很快就长到肉里,几天手脖子就溃烂一圈,昼夜疼痛。每天两个小窝窝头,饿得头昏眼花。我从第二天便开始发烧,拉肚子。大小便都在马桶里,五天一倒,室内终日酸臭无比。大便没有手纸,只好用手指头揩屁股,然后往墙上抹。”(《我的申诉》原文26页)

  从申诉书来看,专案组成员对法律的践踏似乎没有丝毫界限。为了继续折磨朱胜文,专案组把他转移到一间稍大的牢房。朱胜文写道:

  “7月21日晚上,他们突然突然往我牢房里送来两名犯人。一个叫杨诚江,一个叫李宝龙,均是无期徒刑犯人。我便成了他们看管的对象,日子更加艰难。我必须从每天早晨五点半坐到晚上八点半。稍坐不直立便遭踢打。三伏天,室内三人只有一小碗水。我根本喝不到,只能要两名犯人的刷碗水喝。一天只能小便两次,五天才能大便一次。”(《我的申诉》原文27页)

  我所要说的是,在这份万余言的申诉中,专案组成员践踏法律的暴行比比皆是,触目惊心。当然朱胜文也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为什么专案组要这样逼他认罪。这些情况已经在网上刊登的文章中提到,我就不再赘述。我深信有一天有人会全发表这篇血泪控诉的。

  我过去翻译过大量的文章,文件,但是这是头一次我感到我深深被翻译的内容所震撼,所触动,所激怒。每当我不得不绞尽脑汁,把朱胜文所描述的酷刑场面转换成英文时,我都不断地发问,这难道真发生在一个人权,民主,法制大潮浩浩荡荡,不可抗拒的时代?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中世纪已经结束数百年,可为什么竟然还有如此残酷的逼供存在?难道是我们都太天真了吗!

  我后来得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特设组织等国际组织,都根据朱胜文的申诉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调查这些酷刑指控。我所要补充的是。大概是克林顿作为总统最后一次访华前,他读到了《我的申诉》英译本。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我的申诉》被译成英文后,受到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司法界,学术界的重视。美国哈佛大学汉学泰斗麦克法夸教授(Prof. MacFarquhar)在一个偶然机会看到了申诉。他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当时他是克林顿总统的中国顾问组成员,要为即将访华的总统准备阅读材料。他立即将申诉书用急件寄给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并要求她把这份控诉带上空军一号,让总统在飞往中国的途中一阅。我听说克林顿的确看了这份控诉,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后来在访华期间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过交涉。后来麦克法夸教授还在自己的一篇研究中国东北的学术文章中,专门提到朱胜文的冤案。

  我因红尘琐事所累,后来就没有过多地关注朱胜文一案的发展。新年前传来他突然死亡的消息,我感到震惊和悲伤。看到网友们的文章,我更多地了解了朱胜文的身世。我反复发问,为什么这样一个酷刑逼供产生的冤案,不但没有得到伸张,反而让受害者最后一命呜呼?我的祖国到底出什么问题?为什么连这样一位优秀的海归人物就没有容身之地!

  近几天一位记者朋友告诉我,哈尔滨酷刑冤案多如牛毛。仅在国贸城一案中,几乎所有受牵连的人都遭受过严刑拷打,朱胜文的经历毒打并不是最重的。他说,把哈尔滨称为酷刑之都是再恰当不过了。我在这里就把朱胜文的申诉称为酷刑之都的报告吧。我希望,当中国人有朝一日废除“双规,”“专案组”这些明显违法宪法和个人权利的陈规陋习,融入司法文明的国际社会之时,人们不要忘记朱胜文留下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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