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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 小康社会与强盗式资本主义

刘晓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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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7日讯】只要能保住独裁特权和掠夺更多的财富,怎么干都行。

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也罢,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也好,大力张扬亲民路线也罢,高悬于民众眼前的玫瑰色小康也好,现在的中共政权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在不惜动用一切资源保持政治稳定的绝对前提下,变得更加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只要能保住独裁特权和掠夺更多的财富,怎么干都行。

比如,新上台的胡温体制,在遭遇SARS危机时,先是为了权力分赃大会的顺利进行而隐瞒,导致广东一地疫情迅速向全国和世界扩散,而在真相被老军医蒋彦永披露之后,当局在内外压力之下不得不做出有限的开明姿态,高调抗炎便成为又一项杰出的“亲民工程”。然而,一旦危机暂时过去,一切积习又迅速恢复,从7月下旬开始播出的多集专题片《癸末之战》,与历次抗灾之后的宣传毫无区别。第一集将SARS的迅速传播,归结为对病因及其危害性一时难以弄清,显然是在推卸政权隐瞒真相和应对不当之责,剩下四集无一例外地歌功颂德,歌颂胡温的英明伟大,歌颂“白衣天使”的献身精神,歌颂科研人员的公关成果而对在SARS危机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真话英雄蒋彦永医生则“不着一字”。只有这样,现政权本身才能把所有的罪责卸掉,而把所有政绩据为己有,落个“尽得风流”。

后极权的独裁统治策略分解为二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向帝制时代回归,大动乱之后的发展经济是休息养生,对未来的小康承诺是温饱知足,新时代也就是传统的太平盛世的翻版,甚至在“依法治国”之外又提出“以德治国”,也让人想起儒家的一贯治国信条;另一方面,向“一切向钱看”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突进,中共鼓励发财致富,整体性的政党之利益分化为派别利益,国家利益分化为特权集团利益,集团利益又最终量化为权贵家族利益和个人利益。中共不再讳言牟利私利和代表特权,不再逃避对大资本的贪婪,利益驱动代替意识形态动员而成为社会整合的纽带,也成为衡量官员的政治效忠、施政政绩和统治效力的标准。

中共政治局就是“中共无限公司”的董事会

于是,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被写进中共党代会的决议、进而写进《宪法》之时,市场早已被权力化了;当推进国企的改革使产权问题浮出水面之时,私有化早已成为权贵们瓜分全民资产的特权了;当“三个代表”向私营老板敞开大门之时,中共官员及其家族成员早已成了大资本家了。允许私营老板入党,与其说是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承认,不如说是把一直在暗中进行的实际过程公开化,即对中共权贵们的资本家化进行事后加封,使权贵们所掠夺的社会财产变成合法的私人财富。已经有中共高级智囊公开宣布:“三个代表”标志着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结盟的完成,而江泽民就是这一结盟的核心,其权力之巩固是任何人无力挑战的。

对于现在的中共集团来说,“钱,就是最大的政治。”因为,有钱,才能确保政权的稳定和权贵们的利益,才能稳定中心城市和收买精英,才能满足人们一夜暴富的贪婪和平息弱势群体的反抗;有钱,才能在外交上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才能收买无赖小国以便换取其政治上的支持。中共政治局不仅是党国的最高决策机构,也是“中共无限公司”的董事会,江泽民不仅是党魁也是董事长,朱镕基不仅是总理也是职业经理人——朱老板,其他政治局委员是大小董事。依次类推,各级党政机构不仅是权力部门,更是一个个有着自身特殊利益的牟利集团。权贵家族和党政部门之间的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以牟利为目标的庞大腐败敛财网络,甚至出现大量官商匪一家的黑社会性质的牟利集团。也使私营企业家的财富带上了资本原罪的肮脏,稍不留神就被绳之以法、人财两空,在“依法治国”国策之
下却是潜规则泛滥的社会现实,在利益至上的诱惑下几乎达到人人违法、个个不讲诚信的程度。

与此同时,高度组织化的单位制逐渐解体,为个人提供了有限的半吊子自由(经商、人口流动、户籍迁移和私生活领域的有限自由),但是,中共在政治上严禁任何有组织的民间挑战——哪怕仅仅是中共党魁主观认定的挑战(如法轮功、新青年学会等)。在中共对民间自治组织的严酷打压下,脱离党组织和国家单位的个人,虽然有了一定的私人空间,但在公共领域并没有形成组织化自治化的民间社会,而是再次变成了分散的原子化分子,根本无法形成独立的组织化民间力量,也就谈不上与高度组织化的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相抗衡。“三个代表”垄断了对一切的代表权,首先是统治者的自我加封,接着是强制全社会必须接受其独断代表权,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当代翻版。

同时,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小康承诺的合法性的保护下,权力市场化为个人经商和私营经济提供了发展空间,权贵私有化为私营老板提供了灰色的牟利空间,特别是那些敢于践踏道德底线的厚黑个人,可以通过依附权贵而进入富有阶层。行贿手段成为私营老板们谋取财富的终南捷径,不择手段的欺诈成为一夜爆富的主要手段,对员工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偷漏税、制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成为私企降低成本的主要办法;高消费和攀权附贵成为私营老板们炫耀财富和地位的标志,有点名望的私人老板的办公室中,大都在显要位置悬挂著主人与某些高官们的合影,官员的职务高低往往与主人的财产规模的大小以及社会地位的高低相匹配,远华集团的腐败红楼中悬挂的赖昌星与诸多高官的合影,正是私营老板阶层牟利诀窍的典型例证。

知识阶层的出卖良知

正是在这种一夜暴富之动力的推动下,在人治秩序提供的潜规则空间里,经济活跃了,权贵们瞬间发了大财,私营老板也紧随其后拣几粒大小不等的芝麻。知识界也不甘落后,利用占有稀缺的文化资源的优势,迅速加入到发财致富的行列之中。思想激情在被学术化规范化的同时,也被权力化资本化了,知识分子在经济学的显贵中也不再喊“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了。八十年代,官方对知识界主要以政治高压为主,所以才有“清污”和“反自由化”;九十年代,官方转而主要用利益收买来降服知识界,是以知识界的“告别革命”、“告别激进主义”、“拥抱历史缺席权”为前提。在经过八九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的主体作为跛足改革的受益阶层,被全面整合到政府机构、官办的教育及科研机构、主流媒体、房地产、证券、商业、高技术、大众文化等产业之中,这些机构和产业皆是高回报领域。知识精英在意识形态上拒绝现政权,在内心深处甚至鄙视现政权,但在现实利益上又必须依附于现
政权,在公开表态中又要承认和拥护现政权。知识阶层的出卖良知,由毛时代基于政治恐怖的被动说谎,转变为邓江时代基于利益至上的主动说谎。他们积极向权力和资本靠拢,不放过任何攀权附贵的机会,也不再讳言公开为权贵集团辩护,不再羞于自觉地充当资本化政权的意识形态化装师,知识与权力与资本已经结成三位一体的利益同盟,即便是大多数在观念上认同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现实政治时就变成了“新权威主义者”,而且找出“政改的主动权不在民间手中”的理由,来为这种观念和行为的分裂做自我辩护。甚至,一些靠吃六四人血馒头而得到外国身份的知识精英,也经不住繁荣泡沫和三个代表的诱惑,纷纷宣布放弃国外优裕生活,满腔海外赤子之心地回来寻找发财成名的机会;一些成名于八十年代的流亡文化人和曾经上了中共禁止入境黑名单的人中,也不乏通过向当局做出某种承诺而得
以归国者。与此同时,文化活跃了,被浸满虚幻的繁荣和真善美所包装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平庸化大众化,成为回报甚丰的产业,主宰了文化市场,它的小品化的调笑和轻松,与主旋律的声嘶力竭默契配合,营造出由专制制度刻意纵容的享乐主义,散发着丧心病狂的恶俗、冷酷和野蛮。

国内精英把胡温当作新的救主,大谈“胡温新政的魅力”、“以民为先的总书记”、“雷厉风行的政府总理”、“良性危机带来契机”、“放下分歧,支持政府”、“胡锦涛出访显示大国外交”;最过分的力挺“胡温新政”的言论,当数中共高级智囊们的昏话,他们从政权利益所要求的“政治正确”出发,无视SARS危机完全是由体制性弊端和官僚作风造成,对危机所造成的重大损失也采取避重就轻的态度,而是近于狡辩地美化现行政权,为经济优先和增长率崇拜的发展策略辩护。

SARS危机,无论怎么讲也是灾难,起码对生命健康、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造成严峻的威胁。但是,在大陆的御用经济学家的辩护中,SARS成为缓解经济过热的天赐减速器,进而成为有利于现政权的良性危机。比如,在大陆很走红的两位主流经济学家樊纲和胡鞍钢,前者发明了“SARS宏观调控”,把SARS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解释为“对过热的降温”(樊钢);后者发明了“SARS良性危机”,将危机解读为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领导人的威望的良机。

樊纲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和“凤凰卫视”采访时说:SARS危机使大陆经济受到负面冲击,但这未必就是坏事。因为,大陆经济第一季度增长9.9%,已经过热。他说:“如果没有非典,我们搞经济的会建议政府采取一点反通胀、反过热的措施,而非典的出现,成了一个反过热的措施。”樊纲的言外之意是:现在的SARS危机正好起到了为“过热”经济“降温”的作用,真是老天有眼,及时做出的“宏观调控”,不必再劳经济智囊们“上折子”,中央也不必进行宏观的反通胀调节,实在省去了诸多麻烦。

胡鞍钢在接受北京电视台的采访时说:SARS不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恶性危机,而仅仅是一种社会恐慌造成的心理危机。因为这场危机基本上不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变更核心价值观、危及政治稳定、破坏社会秩序,所以,中国政府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动员和整合社会力量、社会资源,有效控制危机、处理危机、化解危机;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一过程,将SARS“危害”转化为“机遇”,大幅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领导人的威望。一句话,不仅不会出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对立、冲突和对抗,而且会形成继一九九八年抗洪救灾后第二次空前的全民大团结局面。

由此可见,只有这些自我标榜为“不讲道德”而“只讲科学”的经济学家,才能够利用“实证性分析”的学术包装和更巧妙的说辞来粉饰太平,才会用人命和公众健康来调控经济,才会论证出“良性危机”。也只有轻蔑人的价值的制度,才会喂养出如此没有人性底线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眼中:“人命关天的天条”远不如“增长第一的党条”珍贵,SARS对百姓是祸,而对政府却是福;只要是政府之福,就不必管百姓之祸,再大的灾难也是“良性危机”。

所谓“东方的经济奇迹”

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之下到处是脑满肥肠之徒,而悬殊的贫富差异所导致的社会不公正在急遽扩张。当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宣布提前进入现代化之时,以西北为代表的广大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远没有解决;当中心城市的市民在个人电脑前享受着信息时代的丰富多彩之时,广大农民还处在前工业社会的极为单调的农耕时代;当大城市的私人轿车迅猛发展之时,大多数底层民众还只能挤公车和徒步赶路;当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时,农民的收入水平却在敲骨吸髓式的层层盘剥下停滞不前甚至相对下降;当企业白领、公务员和军人的薪金不断上涨时,当国有企业通过大规模重组进行剥离不良资产的改革时,几千万失业职工在没有得到公平补偿的前提下,就被作为不良资产剥离出去,沦为城市中朝不保夕的弱势群体;当御用经济学家头头是道地论证美妙的现代化前景时,原始而野蛮的制度暴行每天都在发生,即便排除对异己人士和法轮功的大规模迫害,仅就中国的死刑犯处决和恶性事故的死亡人数而言,其在世界上的独占熬头,也决不逊色于中国经济一支独秀。

这种由权力和资本的邪恶结合所拉动的经济高增长,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的经济奇迹,被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称之为成本低廉的“交易选择”式的渐进改革的奇迹(不同于苏东的成本高昂的“公共选择”式的激进改革),而在实际上,这既不是经济奇迹、更不是成本低廉的渐进改革的奇迹,而是制度腐败的奇迹、社会不公的奇迹、道德沦丧的奇迹、挥霍未来的奇迹,不仅是经济成本,更是社会综合成本难以估量的高昂的奇迹。在产权制度没有进行实质性改革之前的市场化,不过是利用权力市场化进行权贵私有化的过程,大概只有等到权贵们把所有的社会资产都瓜分完毕为止。为加入WTO而即将出台的所谓深化国企改革的举措,无非是在WTO规则正式生效之前的保护期内,为权贵家族的疯狂瓜分提供合法保护而已。

弱势百姓为了保住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甚至不惜以绝决的自焚来伸张冤屈;农民们穷的只能靠卖血挣得一点可怜的现金,却因此而染上艾滋病;失业工人为了拿到足额救济金,就要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走上街头;民工为了要回被拖欠的工资,甚至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赌注然而,中国的御用经济学家却在描绘著大都市的富足,红顶经济学家厉以宁给出的小康标准是:知识分子们各个都有私家轿车和两套房子。另一位叫做魏杰的次红顶经济学家,结合自己开私家车的体验说:私家轿车的迅速增长造成北京交通拥挤,许多人对此多有抱怨,而我看这是令人欣喜之事,车多路挤恰好证明我们的经济繁荣。

再看看大陆媒体对中国入世后的经济前景的煽情展示,何等诱人!发行量很大的《上海壹周》,2001年11月15日刊出了壹周特稿版,题为《享受WTO的七个理由》的长文,以消费者的口吻将人们引入虚拟的WTO享受之中。这七个理由分别是:一、电话手机出奇便宜,二、大奔宝马轻松拿下,三、时尚生活任我遨游,四、保险新品价廉物美,五、金融投资五花八门,六、信息家电玩不过来,七:人才期待身价更高。该文的展开描述更为具体,一系列数字让人产生真切的期待:“等看完了世界杯,再换他一辆大奔或者宝马枣不就是六七十万人民币,按照中国的GDP增速,到那时还不是一笔小钱吗?”而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小钱,又有多少国人出得起呢?正如厉以宁把私家车和两套住房作为小康标准,从来没有考虑过多少人能够达标。以经济发达的上海为例,2000年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为36000元人民币左右),一个普通上海人要想一掷六七十万小钱买一辆大奔或宝马,也要在家庭不出意外的情况下,不吃不喝地积攒二十年。提供如此玫瑰色的小康幻觉的所谓精英们,其知识诚实和道义良知何在!

最坏的裙带式和强盗式资本主义

与这种泡沫式的繁华和稳定、与金钱的嘹亮呐喊和中产情调的幸福低吟同步萎缩、流失甚至渐趋死亡的,是揭示真实现状和潜在危机的诚实,是推动政治改革的激情,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勇气,是道义关切的高贵和社会公正的提升。在强制压迫、利诱收买和整体麻木之下,农民的困境、失业者的窘迫、六四难属的孤独、法轮功学员的无助、民运人士的无奈、自由知识界的失语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迹象,被逼无奈的弱势群体,只能以群体示威、甚至自杀的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曾经被毛泽东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中国人,似乎在改革之初终于看到的一线争回自己应得权利(首先私人财产所有权)的希望,却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再一次被权贵家族这一中国特色的利益集团抢先据为己有的暴富所愚弄所出卖。权贵们几乎是肆无忌惮地瓜分著由所谓的国有资产转化而来的党产,精英们几乎是毫无廉耻地为权力和资本辩护。

总之,邓小平开创的跛足改革,在江朱时代加速畸形化,胡温的平衡发展战略也只能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虚拟之中,那种最坏的裙带式和强盗式资本主义,几乎将社会精英一网收尽,正拖着中国向两极分化的深渊狂奔。如果不用政治改革来提供最缺乏的社会公正,无论胡温多么亲民,也阻挡不住这种向人性堕落和社会毁灭的狂奔。

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2004-01-27 10:3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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